”教“与“学”

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也曾经读过《礼记·学记》里的这段话：“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当时看到觉着挺有道理，但是并没有什么很真切的感受。直到当了老师以后，才真切感受到“教学相长”真不是虚的，古之人诚不我欺也！

对于历史学，我是典型的民科转正。起初，我对历史只是停留在业余爱好阶段，没事儿的时候喜欢翻看一点儿历史的东西罢了。后来想考研的时候，发觉除了历史，我什么也考不上。于是就报考了历史学专业中的思想史方向。蒙几位业师不弃，得以忝列门墙，先后在郑州大学和复旦大学读了硕士和博士。但是等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发现除了去大学里谋一份教职，也没有合适的工作了。就这样来到了洛阳师范学院。

虽说我的成长过程中，非常幸运地遇到过很多优秀的老师，他们带给我的影响至今犹在。但是，我过去却没有过要当老师的想法。所以，来到洛师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太适应吴老师这个称呼。至于上课，更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经历。由于种种机缘，来到学校的第一学期就要上课。而且，那个学期还恰逢学校迎接本科教学评估。对于我一个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人来说，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突然发现我本科的校名酒是由刘先生书写的

俗话说，照猫画虎。过去我们曾经听过有一首歌中唱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不错，很多老师在走上讲台之后，往往会下意识地模仿自己当年的老师。可问题在于，我从来没有见过本科的历史教学是什么样子！我本科学的是工科，进入研究生阶段虽说学了历史，但研究生的课和本科生的课完全不同。硕士阶段，两位导师给我们上课，都是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三五个人一起上课。博士阶段，朱维铮先生上课更是天马行空。虽说我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成为优秀教师应有的品质。但是，他们给我上课的模式，都无法照搬到本科教学之中的。

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历史学专业课《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史》，备课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不知道什么是教案，也不知道什么是主板、副板，更不会做课件。这些还都好说，关键是讲课的内容怎么办。我当时想了想，无论如何不能照本宣科，不能当着学生的面念课本。好赖不济也是名校博士，咱丢不起那人。我想，就算是要念的话，也不能念课本，自己写点东西来念也比念课本强。于是，我决定写讲义。

在写讲义之前，我还尝试着测了一下我的语速，我知道自己语速比较快。来洛师上班之前，我还曾去看望我的硕士导师姜建设老师。姜老师除了叮嘱我要站稳三尺讲台之外，他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时候，准备了一节课的内容，二十多分钟就讲完了。然后，在讲台上干站到下课。后来有人反应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说，他能一直站在那里，是需要勇气的！我自己掂量一下，我可没那个勇气。我想，一定要准备的比实际需要稍微多一点。讲不完没关系，无论如何不能不够。我现在基本掌握了自己的特点，原则上说，一节课，我的讲义字数在四千五百字到五千字之间。

那么讲义写点什么呢？总不能把课本上的东西照抄下来吧？那样和念课本有什么区别？于是决定，既依托课本，又不能被课本限制。好在我自从学了历史，就养成了买书的癖好。在备课的时候，手头基本不缺资料。比如讲原始社会的时候，就看看王玉哲先生的《中华远古史》、徐旭生先生的《中华古史的传说时代》，讲到夏商时期，就看看郑杰祥先生的《夏史初探》、张光直的《商文明》，讲到西周的时候，就看看杨宽先生和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因为我讲的是中国古代史，不能不看原典。前四史，这是没问题的，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为了上中国古代史，我后来又看完了《晋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和《清史纪事本末》等。这样，至少讲到任何一段的时候，都会有点底气。用咱们河南话讲，敢喷！

即便是这样，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依然是十分紧张。用汗湿重衣来形容我的狼狈，并不为过。没想到的是，我这半路出家的野路子，竟然没有被学生给哄下台了。

就这样，中国古代史从巫山人，一直讲到鸦片战争之前。两遍下来之后，最大的感受是自己能够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把中国古代史从远古讲到近代。我说过，我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在考研和考博的时候虽然也学过中国古代史，但是自己学和给学生讲，完全是两回事情！自己在学的时候，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完全可以跳过去。但是在给学生讲的时候，则不能都躲着不说。备课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使得我对中国古代几千的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尤其是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通史”这个概念。通史一定要能融会贯通。现在很多好的大学，各个阶段都有专家。讲到秦汉，就请秦汉史的专家来讲。讲到宋元，就请宋元史的专家来讲。把一部中国通史，讲成了断代史的集合。中国通史，绝对不是断代史的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