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做官，除了做官能够掌控权力以外，还可以凭此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正因为每个老爷们都身负兴旺家族的重担，中国古代的进阶之路如此重要，以至于憋出了科举制度这种大招。

而商人作为社会里一个非常特别的阶层，其身份长期处于一种非驴非马的尴尬境地。

跟一般面朝黄土的老百姓比，商人的财力是无数人艳羡的，但当他们站在面朝天子的官僚面前，商人总觉得自己的腿短了一截，说话差点底气。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扭转家族脖子不够硬的窘状。唐代的商人可是各显其能，频频与王宫百官、禁军将领接触，凭借财力砸晕一部分人谋取挤入仕途。同时，又对不合理的法律条文蜂起抗争，触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人罢市事件，逼着皇帝收回成命。

这种保护自身利益且谋取改变命运的冲动如此强烈，让唐代的商人们表现的跟前辈们颇有些不同，这也似乎意味着商人阶层发展到唐代，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一、唐初对商人地位的限制和商人们的反击。

唐朝初期，国家颁布的《选举令》就明确规定，“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传其业者，不得仕”。《通典》中也有记载，“刑家之子，工贾殊类，不得应试。”

当时唐朝政府把商人和“犯罪人之子”并列对待，足见其地位之低。因此，曾有人说李白未参加科举，便因为是商人之子。

除了不能参加科举，商人之子还不能踏足另一条唐初的进身之路——入伍谋取军功。

在唐朝府兵制推行时，全国设置了六百三十三个折冲府用于训练府兵，折冲府中士兵的遴选条件皆为富裕农户，家有财力负担武器和从军口粮。

而作为更有财力的商人子弟则被排除在外，唐高宗李渊曾明确表示，“工商杂类，无预仕伍”。

李世民也称说过：“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可见在当时的帝王心中，商人是贱籍甚至不能和君子一起吃饭。同时，国家对商人的限制还有不得骑马、不得穿绫罗绸缎等等。

但商人不能“仕伍”，这种要将其固化在底层的规定，必然会招致商人阶层的反弹，他们以雄厚的财力为依托，用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手段挑战制度的权威，并逐渐将口子越撕越大。

到了唐朝后期，通过各种途径入仕越来越多，朝廷律令里商人子弟“不得应试”的规定已经成了废纸。州府的贡士榜上，公然列有市井子弟的名字，说明商人子弟应试已是社会共识。

其实，即便是在唐初律令严肃时期，也一样有商人为官的案例，关键得看走通了谁的门路，有多大贡献罢了。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武则天的老爸武士彟，这个山西并州的大建材商人，和李渊拉上了关系，当李渊任太原留守后，便任命武士彟为行军司铠参军。随着二人关系日渐密切，他甚至直接鼓动李渊起兵造反，并声称“梦见李渊骑马而登天，俱以手扪日月”。

《新唐书·列传一百三十一》：武士彟字信，世殖赀，喜交结。高祖尝领屯汾、晋，休其家，因被顾接。后留守太原，引为行军司铠参军。……，（士彟）自言尝梦帝骑而上天，帝笑曰：“尔故王威党也，以能罢系刘弘基等，其意可录，且尝礼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邪？”

凭借从龙之功，唐朝建国后武士彟历任库部郎中、利州都督、荆州都督、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封太原郡公、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

如果说，武士彟功劳在于朝廷未建之前便果断下注。那贞观时期“家资巨万”的大商人裴明礼，“拜殿中侍御史、转兵部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高宗显庆年间，安州巨商彭志筠上表朝廷，“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诏受其绢万匹，特授奉议郎，布告天下”，则显然是以“纳捐”的方式谋得帝王欢心，摆平了进身之路。

等到安史之乱后，国家离乱财政紧张，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成了朝廷的香饽饽。为了筹钱养兵，唐庭甚至不惜卖官售爵，商人不得入仕的规定根本就顾不上了。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庭明确规定：“纳粟一千石者，使授解偈官，有官者依资授官；纳粟二千石者，超两资授官”。这等于是在向商人和地主“招标”卖官了，只要出而起钱粮，哪还管您是不是什么“贱籍”？

此风一开，大量商人进入了官僚队伍改变了家族的品级，以至于到了唐朝末年，“自宰相、翰林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致位者甚多，更有白身便为宰相者。”

到了这个程度，朝廷几乎成了买卖官爵的大市场，就连将军出征也随身带着大量空白告身，只要富户、巨商资助钱粮，马上就掏一卷告身出来，钱官两清概不赊欠。

以至于，唐僖宗居然发了这样一道召命，“刺史县令，如是本周百姓及商人等，准元敕不令任当处官。不系高下，盖以事体不可，兼又十室九亲，一切阻碍，公事难行。近年此色至多。各仰本道递相检查，当日勒停。百姓商人，亦不合为本县镇将。若有违越，必举典刑。”

从这道召命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唐末朝廷已经管不了商人入仕了，所以干脆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即便是刺史这类高官，很多都由商人担任（“刺史县令，如是本周百姓及商人等”）。

其次、朝廷无可奈何之余，只能退而求其次，禁止本地为官（“不令任当处官”，“亦不合为本县镇将”）。

最后、此敕令明文禁止，说明商人担任本地刺史、县令、镇将的情况很多见。朝廷认为此事颇不可为，因为本地族亲甚多（“十室九亲”），导致“一切阻碍，公事难行”，并与之前“不得本地为官”的律令相悖，故特此禁之。

由此可见，随着唐朝吏治的崩坏，初唐森严的“工商杂类，无预仕伍”政策，以及对商人的种种限制，全都被银弹攻势彻底瓦解。

二、唐代商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开始觉醒

历朝历代的商人，即便再有钱，跟政府相比也是弱势群体。唐代之前，几乎未见过商人集团发声抗争的例子，面对官吏的盘剥一贯都是龟息大法忍着。

但在唐朝，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商业成了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轴之一，随着商业重要程度的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至少是商人心中认为自己的重要性上升）。对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朝廷政策，开始组团进行“上诉”乃至以“罢市”进行抗争。

武则天时期开始，唐朝私铸铜钱现象屡禁不绝，这些被统称为“恶钱”的私铸铜钱，比法定的开元通宝重量少一半左右。

天宝十一年（752年），在李林甫的建议下，玄宗下令禁止恶钱流通，“官为易取，期一月，不输官者罪之。”

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要废止市场里流通的巨额恶钱，必然导致中小商人利益受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印度莫迪政府推行的废旧钞运动，当时大量民众在银行门口排几个小时的队换新钞、取存款。

类似的情况也在长安发生，为了能够及时将手里的恶钱换新，“商贾嚣然，不以为便。”

结果，商人们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拦住杨国忠的马头众声申诉（“众共遮杨国忠马自言”）。

杨国忠听了以后还挺高兴，高效率的跑到李隆基面前，告了政敌李林甫一记黑状。李隆基也发现，此事过于操切，不利于稳定市场环境，便将召命改为，“只要不是铅锡所铸和穿孔钱，还和以前一样正常流通。”（“国忠为之言于上，乃命非铅锡所铸及穿孔者，皆听用之如故。”）

这次由废除恶钱的诱发的“上诉”运动，很快得到了平息，但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朝廷的一系列政策，让唐朝商人彻底炸了。整个长安的商人阶层，联合起来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罢市”抗争。

唐德宗李适这倒霉孩子，打从上台就内忧外患，没钱花一直严重困扰着他。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节度使们开始组团对抗中央敕令，战火再度重燃，如何筹钱养兵让李适坐卧不宁。

时任宰相卢杞急皇帝之所急，想皇帝之所想，给他出了斜招。他对德宗说：“国家没钱平叛，可富商有钱呐！家财超过万贯的，留一万贯持家，多出来的借给国家，五百万贯小意思，分分钟搞定。”

《旧唐书·卢杞传》：“（卢杞）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

李适一合计也是哈！等仗打完了，再还呗，咱也不赖账！（“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

结果，卢杞的小弟们下手太狠了，只要稍有不愿意的，按地下就捶，逼得人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京城富户如同被盗贼洗劫。（“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搒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

就是这么捶，也只搜罗出八十八万贯，离老大吹嘘的五百万贯差之甚远。小弟们一看没法交差，都急眼了。跑到市场里封了商人的柜窖，将柜窖中存的“僦柜纳质钱”，“积钱货”、“贮粟麦”等资金，通通取出了1/4出来。

“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

（“僦柜纳质钱”，“积钱货”、“贮粟麦”是唐朝商业发展后，自发形成的信用体系和存储规则。“僦柜”其实就是资金保管箱，商人为财物的安全和避免搬运麻烦，常将钱物储存柜坊，取用时要交手续费。“贮粟麦”则是官府向大粮商购粮时，支付的预付款。这些钱都放在市场内的“柜窖”里。）

卢杞手下的举动让商人们彻底炸锅了，这和明抢没有任何区别了。愤怒的商人们联手罢市，关闭了长安所有的市场。长安城这个人口超过二百万的世界第一大都市，顿时陷于停滞。

生活受到影响的市民也不干了，他们堵住长安的街道，指名道姓的要求卢杞出来给个说法。（“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

卢杞一开始还假装镇定，出来跟百姓解释，可他发现他的一张嘴，根本堵不住成百上千张愤怒喷涌的嘴。眼瞅着市民越来越激动，吓得他转身就跑。（“杞初虽慰谕，后无以遏，即疾驱而归。”）

最逗的是“泾原兵变”不久后爆发，乱军冲入长安，面对惶恐不安的百姓和商人，居然高呼：“不收你们僦柜纳质了，不税你们的间架、除陌税了！”

这话的意思是，大家别慌我们不抢市场里的“纳质钱”，不收你们的“房产税”（间架税就是唐朝的房产税）和“商品交易税”（除陌税就是商品交易税）！

一瞬间乱军和百姓达成了妥协，哗变的乱军在前鼓噪而行，长安百民夹道而观，围观者数以万计，泾原军变几乎成了一场市民狂欢的花车游行。

德宗见势不妙只得带着太子、贵妃和一百多太监仓皇逃出长安，直奔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了唐朝历史上第三位出奔的皇帝。

“泾原兵变”后，李适也知道“僦柜纳质”、“间架税”、“除陌税”这几样实在是太招人恨，都成了叛军聚敛民心的口号了。回到长安后，颁布了《罪己诏》把自己好顿埋汰，顺手废除了这几项恶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唐朝一直试图以律令的方式，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但这种方式必然是徒劳的。

商业流通重要性的提升，必然导致财富量聚集，聚敛了巨额财富的商人，社会地位必然相应上升。

这些都是政令所不能阻挡的，即便国家有明确的政令，商人们也必然会用各种方式不断渗透。

唐朝的商人最初的手段是纳捐，而后便晋升结交权贵，再后来干脆演进到直接联系禁军将领。而他们抗争的手段也从最初的“上诉”，发展到“罢市”，再到以“砖石袭击宰相”，最后商人们干脆“挟持兵杖，入南山为盗”，以武力对抗唐庭的“括商”政策。

这种不断向前递进的方式和手段，既代表着商业在社会中重要性的提升，也意味着商人阶层权利意识和政治诉求的觉醒，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唐朝社会的政治运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