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时年16岁的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成为了该杂志史上最年轻的公众人物。 作为一名气候活动人士，通贝里一般被人称为瑞典“环保少女”。在2019年9月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期间，她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强调为何必须把制止气候变化作为一项优先任务。她还曾对一些她认为做得不够多的企业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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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世界主要银行及其他金融企业的高管可并不认同她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们抵制了金融企业应拒绝与主要污染企业有业务往来的呼声。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花旗银行(Citibank)首席执行官迈克·科尔巴(Mike Corbat)表示，银行没有义务通过单方面切断对污染企业的融资来确保企业采取环保的商业模式。 他表示“我并不想当一支长矛的尖端，也就是说，我并不想无奈地成为行业中强制执行标准的人……我们不想让自己成为决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的人。银行的职责是支持其所在的社区，而不是决定结果。” 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执行官苏德巍(David Solomon)也持类似态度。他表示，高盛不会“划一条界线”，拒绝为客户中的主要污染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认为，如果你在寻找一条界线，你会发现并没有这样的界线。目前正在发生一个转变将持续数十年，未来人们配置资本的方式将发生变化。 苏德巍表示，我们不会停止为碳企业或化石燃料企业筹集资金。美国国际集团(AIG)首席执行官布赖恩·迪佩罗(Brian Duperreault)也一样。他表示还不准备全面禁止向煤炭企业提供保险，相反，对那些正积极尝试向损害较小的业务转型的企业，他愿意提供帮助。 与此同时，达沃斯论坛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不过，金融企业目前正面临压力，需要向外界证明自己正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行动。 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首席投资官水野弘道(Hiromichi Mizuno)认为，资产管理机构现在有必要支持绿色金融，但这与消费者施加的压力和政府的规定几乎没有关系。 瑞银(UBS)董事长埃克塞尔·韦伯(Axel Weber)认为，气候问题已是根深蒂固，因此他预计未来几年，碳价将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一样，成为影响市场产品和定价的基础因素。 另外，贝莱德(BlackRock)的拉里·芬克(Larry Fink)表示，在贝莱德上周公布计划首次将气候风险分析纳入投资组合管理后，他已和多位政府官员及主管金融的官员会面，向他们解释了这一计划。对此，一位美国资深金融家表示，许多金融公司正在琢磨该如何做出回应。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首席执行官布赖恩·莫伊尼汉(Brian Moynihan)正在牵头，与主要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发起一项“泛行业”倡议，希望打造一套统一的会计标准，使企业能够展示它们是如何配合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其中包含了环境方面的目标。 回到国内，目前ESG管理已经成为绿色金融推动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普适性原则。2020年1月初，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19〕52号）。该意见在完善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金融产品体系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其中，关于银行保险业绿色金融发展的具体指导意见主要涉及银行业金融机构的ESG（环境、社会与治理）管理、设立绿色金融专营机构、绿色金融产品发展与创新三个方面，其一大亮点是将银行业金融机构ESG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提升至新高度，不再仅仅关注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而是将ESG管理作为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普适性原则。（传送门：什么是ESG？） 在探索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指导意见》中提到的碳金融、气候债券、环境污染责任险、气候保险等产品在我国均有实践，而蓝色债券则是首次提出，在我国仍未出现具体的实践案例。 蓝色债券是一种创新的海洋保护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专用于海洋友好项目，包括一切关于恢复、保护或者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核心功能和整体健康的项目，以及增强沿海地区适应能力的项目。 目前全球范围内发行的蓝色债券不超过5支，且均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海洋保护相关NGO组织的参与，因此蓝色债券在国际上也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专门针对蓝色债券的发行标准，但是蓝色经济、蓝色债券等海洋保护相关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有部分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如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正在与多方合作制定《蓝色债券原则》；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于2019年4月宣布启动塑料废物解决方案计划，目标到2030年，通过资本市场以及与客户和员工合作，防止、减少和清除5000万吨的塑料废物进入河流、海洋、陆地和垃圾填埋场。 不过在达沃斯论坛上，一些企业领导者担心，政府目前在政策方面做出的改革达不到所需要的力度。 还有一种特别的担忧是，近年的民粹主义浪潮将削弱民主政府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的能力——这将给私营部门带来进一步的负担，让它们代替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