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之治”(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化解国际矛盾的“中国药方”吗?

当今人类正面对百年未有的全球变局。全球化将各种矛盾、对抗因素紧密连接,美国基于单边主义不断挑起意识形态、经济、文明等多方面的逆全球化争端,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内部泛滥,在外部寻找发泄出口。中国立足于中华传统文明和现代治理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道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国际社会的共同争议,促进全球发展的共同福祉,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解读“中国之治”(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化解国际矛盾的“中国药方”吗?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社会架起一道政治、经济、文化、民心相通的“金桥”。

“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克服国际政治与经济困局

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创造出跨越国家、疆域、族群的全球金融权贵利益联盟,但它们无意也无力塑造一个更合理的全球秩序,更无意承担应有的全球责任与义务。这就造成了权力和责任的巨大不平衡,造成了自私自利的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就是例子。

习总书记提出“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这里的“统一起来”“联系起来”和“结合起来”,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精义,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推动发展、优化发展、持续发展的共同体意识。

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经济发展断层、全球治理赤字、文化殖民霸权、逆全球化反动,根源于西方市民社会的分裂逻辑与对抗性格。要想走出这些困境,必须倡导从对抗走向协作,从分裂走向联合,从市民社会走向共同体,从资本主义全球化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同于原始血缘共同体,也不同于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统治的虚假共同体,而是基于共同的生存境遇,将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存续攸关、祸福相依的“命运”作为纽带,通过共同的切身利益、价值立场和思想共识,构筑最为稳固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向国际社会领域的放大,更是对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创造性发展。


解读“中国之治”(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化解国际矛盾的“中国药方”吗?

中国奉行“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广交朋友。

“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化解国际安全与文化冲突

当前,全球和地区性安全问题持续增多,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不断蔓延,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但西方国家还在忙着挑起争端、加剧竞争。中国一贯崇尚推己及人、协和万邦的理念,超越西方国强必霸的逻辑,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坚持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文明困局的根源在于单一文明的唯我独尊。现代西方文明具有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感”,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力量即正义”的实力原则、“非敌即友”的二元观念。这些零和博弈的旧思维,造成了当今世界文明断裂的鸿沟,在现实中演变为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冲突。中华文明永远开放包容,从未拒绝过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也从来不宣称自己已经进化到了历史的终点。不论强弱,都不搞封闭,不放弃学习。任何一种宗教和文化进入中国,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淡化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因为多元和包容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人文基础,更为妥善地平衡个体与群体、责任与自由、义务与权利、德治与法治、道义与利益、本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锻造出真正的人类共同价值。


解读“中国之治”(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化解国际矛盾的“中国药方”吗?

潘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作者简介:

潘岳,男,汉族,1960年4月生,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正部长级)。曾先后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共十七大、十九大代表,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文: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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