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佩！真菌学家郑儒永、黄河伉俪捐赠毕生所得成立奖学金基金！【蔬菜卫士报 1351】

摘要：郑儒永院士在工作。2019年3月27日，郑儒永、黄河两位先生前往银行，向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捐款150万元成立郑儒永黄河奖学金基金，用于鼓励学生积极从事科研工作。

2019年3月27日，郑儒永、黄河两位先生前往银行，向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捐款150万元成立郑儒永黄河奖学金基金，用于鼓励学生积极从事科研工作。除了捐给中科大的教育基金，他们还先后给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捐款30万元，用于贫病脊柱患儿的手术救治。

郑儒永是我国著名系统真菌学家，1999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5位潮阳籍中科院院士中唯一的女科学家。她的老伴黄河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科学，从选择科研报国，到成果享誉国际，无愧家国。如今依然默默无闻的为我国的科研事业发挥余热，他们是值得尊敬的、纯粹的科学家，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称赞！

郑儒永、黄河赴银行捐款成立奖学金基金

郑儒永院士

黄河研究员

郑儒永、黄河伉俪

出身名门，心系科学

1931年郑儒永生于香港，其父郑铁如是蜚声海外的杰出金融专家，辛亥革命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中国银行工作50余年，逝世时周恩来总理发去唁电表示深切悼念，中央特派专机护送其骨灰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为港澳人士中第一人。其母谢纫瑜，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出身江苏武进谢家，亦是名门闺秀。在这样一个充满爱和阳光的家庭里，郑儒永逐渐养成了高雅娟秀的气质、温和善良的品格。黄河的父亲在法国学工程得到工程师衔，又拿到文学博士学位，具有厚实的理化基础和文学底子，其母也具有很好的国学底子。

1960年周总理会见郑铁如（前排左二）等

年轻时期的郑儒永

1941年香港沦陷后，郑铁如因不愿与日本合作，被日军囚禁，郑儒永随全家辗转祖国内地，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她坚持学习完成中学学业。为了让父母安心，她放弃了一直心仪的清华大学，改考校址设在广州的岭南大学农学院，入学成绩第一名。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河到上海考大学，先后被光华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录取，最终进入清华深造。在科系的选择上，他们都没有选择父辈的老本行，而是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生物学专业，自此踏上了为之奉献一生的科学道路。

心思沉静，埋头科研

1953年郑儒永大学毕业，正是国家刚刚解放、最需要建设人才的时候，她毅然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选择服从学校分配至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科院微生物所前身）工作。这个在别人眼里很“傻”的决定，郑儒永却有自己的考虑：“人不能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应该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黄河研究员亦是如此，因反细菌战的需要，他凭自己的一腔热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用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通过实验鉴别了美军飞机在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投掷的带菌植物病原体，结果均记录在《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一书，并在反细菌战的展览会上公开发表。

由于郑儒永是一个香港小姐，照片还是烫头发的，院里导师担心她不能吃苦，不敢要她。最终戴芳澜先生不得已将其留在了自己的工作组，郑儒永被安排在标本室学习工作，主要是整理从各单位集中到中科院的近万号标本，同时还要处理全室与课题外群众的书信往来。听上去，这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实际上，这也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在别人眼中，这甚至是最单调、最“低级”的工作。

郑儒永没有一丝一毫后悔，也没有一丝一毫哀怨。相反地，她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完成每一份标本的整理鉴定工作。郑儒永回忆这默默无闻、潜心研究的四年，脸上常常带着幸福又平和的笑容。她说：这是心思沉静的四年，这是扎实积淀的四年，让我有了更多“充电”的机会。在这四年里，郑儒永在科研的沃土里扎下了很深很深的根，外人也许看不到她的成长，但有了这深厚的积淀，她能够比别人走得更远，攀登上别人不可企及的科学高峰。郑儒永一直致力于真菌分类系统的合理化与完善，保持初心观察和研究真菌的世界，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多才多艺的郑儒永也曾有很多爱好和天赋，但是，为了全心全意搞好科研，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设计、绘画、音乐等在她的生活中渐渐隐退，让位于日复一日的研究工作。她曾说：“做过科研的人都知道，做科研是很花时间的，必须全力以赴。我早就没有工夫管那些个人爱好了。”她的老伴黄河研究员爱好也很多，但他始终记得汤佩松先生说过，千万不要有了一点成绩后，就买一支猎枪去打猎，或打高尔夫，那样工作就不会进步了。林传光先生也说过，科研工作者没有八小时工作日，要把全部时间用在思考科研上。他都牢记在心，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绝不迷恋那些爱好。

1953年郑儒永到中国科学院入职报到留念

1953年，戴芳澜先生和真菌植病室人员摄于罗道庄原北京农业大学（前排左三为郑儒永）

郑儒永与老师戴芳澜先生一起观察真菌

迎难而上，享誉国际

经过长达四年零十个月的考察，郑儒永终于得到治学严谨的戴先生的认可，同意她离开标本自己选题做真菌学研究，正式从“幕后”转到“前台”。1958年院所合并后，郑儒永跟随应用真菌学研究所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从此，她便一直在这个所辛勤工作，五十多年，从未离开。最初郑儒永也不知道要选择什么，她就问戴先生：“什么菌最难啊？我要做最难的，别人没做，或者做过的人不一定问题解决得很好。我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回顾科研生涯，她曾提到：“作为祖国培养的科研工作者，在科研工作面前不能挑挑拣拣，要知难而上，面对艰苦的工作要迎头挑起重担，要选择有一定困难的相对不那么容易的工作来做，这样不仅会锻炼自己，也会做出一定的成绩，不辜负国家的培养。”

戴先生治学极为严谨，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对于发表论文和著作。他认为，写意义不大的文章浪费纸张，工作不深入或甚至有错的文章是害人，因此文章不在多而在质量，而且文章绝对不能草率投稿，必须再三修改，直到找不出问题。因而，在戴先生的指导下，她完成一篇论文往往“数年磨一剑”，整个科研生涯发表的文章数量上并非特别多，但是每一篇都是质量极高的精品。

扎实的专业基础，勤奋好学的精神，加之研究所和导师戴芳澜先生高强度的专业培训，郑儒永的学术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3年，戴芳澜先生病逝，郑儒永在极其悲痛之余，用一己之力，担起整理戴先生遗著的重任。郑儒永对待科学研究尤其精益求精，她思路开阔，善于独立思考，不畏挑战权威，在研究领域取得累累硕果。她用女性特有的认真细致和执着坚忍，为我国真菌分类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论著得到了国际著名专家的广泛赞誉。时至今日，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的属级分类系统，仍保持国际领先水平。

年轻时的郑儒永

郑儒永与实验室的同事们合影

1978年作为“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组长赴阿尔及利亚

吃苦耐劳，腰杆很硬

作为一个出身大家族的名门闺秀，郑儒永身上丝毫没有富家小姐的娇弱之气，面对科研，她不怕困难，坚忍不拔，敢于挑战。她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你做那些一点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才叫淡而无味。我就愿意挑难一点的工作做。因为有难点，你才有东西去解决，你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在实际工作中，郑儒永经常要到偏远的山村和林区去采集真菌标本，所有的行李都是自己双肩挑。在野外，她也经常风餐露宿，吃野菜，吃野蘑菇。她总说：“不能因为你是一个女同志，就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科研工作者，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吃苦，最应该习惯的，就是吃苦。”

如今郑儒永院士已经度过她88岁寿诞，在耄耋之年，她仍然没有丝毫懈怠，一如往常地每天上班，步履蹒跚地走过车流熙攘的马路，来到实验室。她有一台很古老的显微镜，她每天陪伴显微镜的时间甚至超过了陪伴她的老伴黄河研究员。正是在显微镜前忘我的工作，使得郑儒永院士患上了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症。2004年，她的脊柱被“钉上”了两根钢柱和9颗钢钉，医生告诉她：每天只能坐一小时，其余时间只能站着或者躺着。有学生打趣道，郑院士的腰杆现在是最硬的了! 因为真菌标本的观察和鉴定需要在显微镜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从那时起她老人家垫高了自己的办公桌和实验台，每天站立八个多小时，一站就是十几年。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如果不是对工作特别热爱，如果没有超越常人的执着与坚持，很难想象可以做到这一点。

郑儒永院士在工作

承先人之志，启后世之风

戴芳澜老师培养学生自有一套，他不教学生解决研究课题的具体问题，而是要求学生看大量的文献，不断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要求学生对学科的认识要广。他指导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启发式，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贯通。郑儒永对学生的教育方式也是与众不同的。她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既秉承老师戴芳澜的严格，又给予学生悉心的关怀和指导。“入门的时候，对有困难的学生要帮他们一把。科研工作十分艰苦，只有坐进去，到了一定境界，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我希望能培养学生对科研的兴趣。”她所培养的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均已以优异成绩取得学位并在科研中发挥重要。

郑儒永院士在教学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郑儒永先生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父亲是著名的银行家、金融家，从小家庭条件优渥，可是她丝毫没有富家大小姐那种娇惯之气，反而生活朴素平淡，执心恬静。郑儒永说：我父亲廉洁得不得了，也“迂腐”得不得了，我可能遗传了他的这些特点吧。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里，郑儒永都非常节俭，在保证做好科研的前提下，绝不多花国家一分钱。相反，他们夫妻把毕生积蓄全部捐赠给了国家需要的地方。

即使身为院士，“功成名就”的郑儒永从没有在任何地方兼职，从不拿工资以外的报酬。“遇到不能推脱的请求时，我会帮助他们，不过这些都是白干的，不会收任何报酬。”他们清廉的品质、淡泊名利的态度和朴素简单的处世原则令人肃然起敬，这才是真正的时代楷模，科学大家，国之栋梁，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