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向右？向前看！“民国第一理财家”张嘉璈的终极抉择

文│谢国平

外滩15号中央银行大楼今夕对比

（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城南旧事

1947年元旦第二天，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顶着风雪走进了国民政府东北行辕，拜见张嘉璈，还送来蒋介石的亲笔信。那时张嘉璈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东北经济。

读罢信，张猜测蒋介石要起用他，或任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但张嘉璈当即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拒绝，信中直言：“至全盘经济病况已深，非局部治疗所能救治。更非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补救。深虑竭蹶，不能胜任，请予谅察。”

他在日记中写出了拒绝的理由：“接读此信，心中栗栗危机。似已定调余至政府担任工作，无论财政，或中央银行，均无法补救”，“至通货膨胀，已达恶性阶段，有何能力，可以遏止，再四思维，虽觉东北工作，已感日暮途穷，然究属范围狭小。若到中央，势必出丑。”

张嘉璈心里清楚那是一个火坑，他不想跳进去。

在民国时代的金融圈里，张嘉璈是一个很傲气的银行家。

张嘉璈

第一眼看张嘉璈的照片，感觉几分像日本人。他喜欢穿和服，说日语。确实，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1906年东渡日本攻读经济学。归国后，他受邀担任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就干了一件名留青史的事，1916年，为了储户的利益，他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起顶住了袁世凯政府的停兑命令，受到整个社会和舆论英雄般的赞美，那时他28岁。

1917年，张嘉璈从上海来到北京，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曾在政坛里混过的张嘉璈比一般商人更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更加关注动荡的政局中要加强银行的独立性，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张嘉璈在副总裁的位置上用10年时间完成了对中国银行的改造，使中国银行逐渐独立于政府，成为中国第一商业银行，有媒体称他为“独立总裁”。

但好景不长，到了1935年，南京政府以霹雳手段，国有化了中国银行。宋子文掌权，将又傲气又不听话的张嘉璈撤职，张嘉璈的金融生涯也暂告结束。

按理，1935年，张嘉璈被赶出中国银行后，应该远离官场了吧，他确实也打算出国做研究，但蒋介石还有怀柔一套，让张嘉璈在铁道、交通和实业三个部中任选一席。正如长期在其手下供职的人所说，“此人官瘾极大，一心想跻身上层”。因此，经不住蒋介石的劝说，张还是进了官场。

1935年，张嘉璈担任铁道部长，1938年初，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张又任交通部长。至1942年，建成铁路1923公里、公路3223公里。在蒋介石看来“布置有序，举止得当，业绩显赫”。

蒋介石用人是“疑人也用，用人也疑，急时用之，用完弃之”。在蒋介石再三邀请下，张嘉璈在内战中演绎了商人从政的悲剧故事。

回天无力

《苏报》

1947年3月3日，张嘉璈走进中央银行的总裁办公室。

新闻记者是感性的，在他们眼里，又一位肥头大耳者晃悠地走进黄浦江边那幢中央银行大楼。

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宰辅之才，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头大脑，自孙科、谭延闿、孔祥熙、宋子文以至今日的张岳军，莫不皆然。财政方面的首脑，也都是他们之间你换我调，战后插进贝祖诒和张嘉璈两位大亨，也是一样的肥头大耳。……不过贝是一位商人，张倒是一位名实相符的经济政治家。

“名实相符”并不是随便一说的。张嘉璈有着“民国第一理财家”的美誉，在他手中，中国银行成功地被办成了中国第一商业银行。

1947年3月19日，蒋介石最宠爱的将领胡宗南指挥20万人马向延安猛攻。炮弹在延安城爆炸引起熊熊大火，映红了大半天空。战火逼催张嘉璈必须尽快摆平混乱的金融市场，以保证军费开销。但是摆在张嘉璈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张嘉璈事后提供的数字表明，1946年，政府收入28770亿元，支出75748亿元；1947年收入140644亿元，支出433939亿元。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60％以上。到了1947年2月，法币与美元的比价竟高达12000∶1。

当时的《苏报》称：“张是上台了，放在面前的是国家的赤字财政、恶性的通货膨胀和外汇的枯竭，九百兆只眼睛都望着他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遗憾的是，这位“肥头大耳的经济政治家”用尽了看家本事，也无济于事，反而搬石头砸伤了自己的脚。因触犯了国民党某些利益集团，张嘉璈受到攻击。国民党CC系趁机大造舆论，将所有的罪过统统算到张嘉璈头上。张无功而返。

最让张嘉璈苦恼的是中央银行成为财政部的出纳，他根本没有最初以为的自主权。

张嘉璈对付通胀的关键措施是减少政府开支，将发行法币的数量压到最低，以达到减少赤字的目的。蒋介石的“会计”，财政部长俞鸿钧当然反对。在南京政府中，事先规定政府开支的限度是不可能的，随着战局的发展，随时要补充军费，财政部、中央银行都是蒋介石的账房，必须要多少给多少。因此，俞鸿钧非但无视张嘉璈的所谓减少政府开支的方案，相反不断以保证蒋介石打内战的名义，催逼中央银行给钱。

张嘉璈也急了，他不断进谏蒋介石，指望蒋介石支持自己的反通胀方案，甚至要求撤掉俞鸿钧财政部长的职务。可是，蒋始终站在俞的一边，张嘉璈彻底失望。

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

张嘉璈的所作所为，他的好友、上海银行家陈光甫是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国民党办了二十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于是总经理蒋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东来，或者比传的更确实些，请几位新董事而总经理不变，希望因为这些新分子而银行可以暂渡难关，依然维持下去……”

而在蒋介石政权中，作为一名“新董事”，起初张嘉璈有点像《红楼梦》中那位精明能干的贾探春，“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用尽心机无补于贾府败局。后来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提线的木偶，独立两字从何谈起，傲气更是不见。他只能是亦步亦趋，战战兢兢，全由不得自己了。

对于形势，他不是没有研究过。但是对于官位的贪恋，加上心存侥幸，便勉为支撑。中国商人的政治情结，似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一个个却巴不得地端起来一饮而尽。

还好，张嘉璈算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中央银行位置上痛苦了一年零三个月后做出了“离开蒋总裁”的决定。

8月30日，张嘉璈带着辞呈向蒋面陈苦衷，恳请辞职。但此时蒋介石还离不开这位金融专家。他没等张嘉璈仔细解释，就拒绝了张的请求。

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曾评价张嘉璈：“一位很精明的银行家和十分机灵的政客。”“一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地尽量利用其金融力量。”但这时，张嘉璈所有的才华、能力和智慧都不管用了。他只得硬撑，坐视国库空虚，物价上涨，却束手无策，内心自然是痛苦不堪，他只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也谈不上改变。

琴剑飘零

那些天，郁闷之中的他得了脚气病，医生关照少行动多休养，如果不善保养，则来年仍将复发。在家歇着，张的心情并未好转，9月8日《东方日报》的一则报道更让他郁闷不已。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在现今的上海社会——乃至全中国的政治社会，谈起这位张公权先生，真是哪个不知，谁个不晓。论张先生今日的地位，名义上虽不过一个中央银行总裁，在行政院长及财政部管辖之下，但在实际上则较诸张岳军先生暨俞鸿钧先生，还要“吃价”（即“重要”的意思），有时或且超过其上。因为张先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在与国计民生有关，例如外汇市价的减低或增高，均由中央银行总裁的公文上一个“行”字而决定，国内的物价以及国际上汇兑价格，莫不间接的或直接的受其影响，就我们老百姓的地位看起来，可说是我们日常生活指数的决定，均操于张先生一人之手。真所谓“公权能贵之，公权能贱之”呢！

说“ 公权能贵之，公权能贱之”，那真是大大地抬举了张嘉璈，他哪有这样的本事！就在这个月，中美货币兑率为38000∶1，到了11月份上升到73000∶1。对此，张嘉璈只有长叹一口气了。

1948年行宪国大在南京召开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开。经过各派系激烈的明争暗斗，蒋介石以2430∶369的选票绝对优势成为第一任行宪总统。

当蒋要求张群继续担任行政院长时，张群拒绝了。张嘉璈也表示，“虽非阁员，自问一年来心力交瘁，无补时艰，亟宜让贤”。

5月24日，蒋介石提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接任行政院长，俞鸿钧接手任中央银行。

当晚，这位被誉为“ 民国第一理财家”写下了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态：“每逢物价上涨，各方往往归咎于中央银行当局。美元汇价提高，亦以中央银行当局为指责对象。所有缓和膨胀之种种措施，等于杯水车薪，何能扑灭燎原之火。故虽自早至晚，焦头烂额，而不能见谅于人。今能离职，如释重荷。虽私心忻幸，然瞻望国事前途，忧心如焚。奈何奈何。”

这一年，张已近花甲，应该大彻大悟了，“民国第一理财家”再有本事，那蒋介石的央行总裁也不是他能坐的。

辞官回家，但有报纸继续对他冷嘲热讽，而立法院更是有人对他不依不饶，说：“张嘉璈在东北，在中央银行任内，劣迹昭彰，他的太太、妹妹、妹夫、弟弟都在做生意……”。

更叫张嘉璈哭笑不得的是，刚刚跳出火坑，又有人来拉他下苦海。5月28日，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带来蒋介石的口信问他是否愿任财政部长。他已经绝无仕途之意了，立即对吴鼎昌说：“任职中央银行已感竭蹶，何敢担任财长重任，请代向总统说明，此事万万不可。”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1949年３月19日，代理总统李宗仁亲自到他住处拜访，希望他能出任财政部长。

张嘉璈毫无犹豫地拒绝，永远不再从政了：“余早已决定今后从事研究工作，对于政治工作既无兴趣，亦无勇气。”真是悲凉！中国最杰出的银行家仅仅是奢望在有生之年做点研究。

第二天，李宗仁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再次打电话询问，当张嘉璈回答完全不可能时，李宗仁才作罢。

这时，发生了一件推动他远离国民党，与政治彻底告别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