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真的没有抢掠故宫文物吗？

摘要：在日伪政权强制故宫献铜献铁的过程中，张庭济及故宫留守人员随时随事应付，并多次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求情求助，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才终“以牺牲少数保全多数，牺牲次品保全上珍为主旨”，虽未能保护文物完整无缺，但最终保存下历代的铜缸铁炮精品，炉鼎、像设等珍品也毫发无伤。受到众多网友驳斥后，这位“瑞典籍艺术家”，竟然再次显示了自己的无知：日本没抢文物没烧故宫，那是因为日军占北平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脾气好啊。

4月2日，瑞典籍的“表演艺术家”，成功给所有中国人添了堵，@演员赵立新在微博发问“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并且烧掉故宫？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一时引发巨大争议。

受到众多网友驳斥后，这位“瑞典籍艺术家”，竟然再次显示了自己的无知：日本没抢文物没烧故宫，那是因为日军占北平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脾气好啊。

在他分享的这篇文章中，日本在南京烧杀抢夺的罪行被描述成是因为“攻占南京打了很久，导致日军上下当时普遍很暴躁”，不烧故宫是因为“攻占北平战事顺利”，“兵不血刃，自然不会有什么报复心理”。

那么日本真的没有抢掠故宫文物吗？

当然不是。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日寇在华北肆虐。尽管故宫精品文物早已分批迁移，但是故宫留存的文物中仍有诸多精品，留存文物的安全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张庭济受马衡院长委托奉命留守，以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的身份担当着院长的责任。他与故宫留守人员一道，遵循原有体制进行工作，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在北平沦陷初期，张庭济曾代表故宫留守人员折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故宫现状，寻求保护。行政院于1937年11月训令称：“折呈悉。经提出，本院第335次决议：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目前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仰即遵照。”故宫留守人员虽然不像随文物西迁的人员那般辛苦奔波、风餐露宿，但在日伪统治下也是处境艰难，但他们不卑不亢，可以说是不辱使命。马衡院长在故宫博物院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曾报告：“北平本院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华北告陷时起，即密饬总务处处长张庭济率同保管人员留守监护，相机应付。数年以来北平本院文物，终因该处长忍辱负重，赖以无恙，幸免散失。”

北平沦陷时期，故宫博物院经历了地方维持会时期、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揖唐伪政权时期，故宫博物院内外受敌，历经风波。

七七事变之后，汪朝宗等组织地方维持会，由前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担任该会文化组主任，强迫故宫接受补助费，想藉此干涉故宫内政。迫于形势，张庭济不得不相机应付，勉强接受，以维持故宫运行。其间，日本关东军发现故宫内藏有光绪修会典时所征集的车臣汗图，强行要求调取携出，经再三交涉，故宫方面答应给出拍摄的照片及副本，但日方仍不满意，令钱桐、武田熙桥等人来院强取，张庭济根据院章与之据理力争，双方发生言语冲突，几近导致事变发生。迫于日方淫威，故宫最终答应借用三个月，但要钱桐等三人先立临时借据，再由日方使馆补具正式借据，且到期后即刻收回。不久，载涛、载润等人以修谱为名，来故宫索取玉牒，被拒后，日伪派祝瑞霖前来交涉，亦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严词拒绝。另有内部人员勾结敌伪多次兴风作浪，但都被一一阻拦，始未得逞。1938年6月，日伪宪警曾两次闯入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以检查为名搬走、撕毁大批图书杂志。面对日伪宪兵的野蛮行径，张庭济处长在指示太庙图书馆做好损失统计、藏匿好部分余下的“敏感”书籍杂志的同时，积极利用人脉关系与日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交涉。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追讨回部分书籍。

经过数次挑起事端而未成，日伪逐渐知晓故宫章制齐备，之后虽觊觎故宫，但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故宫古物得以免受损害。直到1944年，一场所谓的献铜献铁运动再次使故宫陷入了危境。此时，抗战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迅猛攻势下，日军的战略物资紧缺，为征讨军用物资，日伪成立了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献纳委员会的汉奸们发起了献铜献铁运动，向各家各户及所有单位强制征收各类铜铁制品，以为日军造炮弹壳和子弹之用。故宫亦难逃此劫，尽管多次抵制，但迫于压力，并为确保故宫整体安全起见，最终还是不得已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等近2000斤交了出去。

然而，献纳委员会和日军对此量均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张庭济带领故宫留守人员一同努力，将故宫辖区内的200多口铜缸“造具清册，别其类别，呈请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以应对强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下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54件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后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铜炮1尊。被劫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本即宣告投降。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但“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在日伪政权强制故宫献铜献铁的过程中，张庭济及故宫留守人员随时随事应付，并多次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求情求助，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才终“以牺牲少数保全多数，牺牲次品保全上珍为主旨”，虽未能保护文物完整无缺，但最终保存下历代的铜缸铁炮精品，炉鼎、像设等珍品也毫发无伤。

▌日军劫掠故宫铜缸

说起来，日本对中国文物的兴趣之大，可能远超寻常人的想像。日军师团一级都配有专门的“文物搜集员”，这些人受过专项训练，具有文物鉴识能力，掠夺起来目标明确，下手精准。

七七事变后，位于房山区的元代建筑永寿禅寺多次遭到日军的洗劫，1939年，日军甚至将雍和宫前三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换下的楠木柱被运到日本，据说用于在名古屋建了几座房屋。

在国子监原址上建立的“历史博物馆”，除了14尊有款识的元明铁炮外，其余无款识的铁炮被日军“北支派遣军”180部队分两次悉数运走，下落不明。最让人痛心的文物，则是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件稀世珍宝正是因为被日军截夺而至今下落不明。

北京之外，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破坏就更加疯狂和贪婪了。早在1928年五三惨案后，日军即将山东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朝代的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经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1年，日本京都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宪兵闯入沈阳故宫，抢夺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1933年，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劫走大批珍贵文物。

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在苏州抢劫了大批古代字画，抢完之后还放火灭迹。南京陷落后，日军从南京70余处机关、单位中劫走88万册图书，比日本最大的帝国图书馆还多三万册，原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清代殿试策卷共15237卷，运到南京后未及撤出，也落入日军之手。

保存于南京中央研究院的珍贵文物，4500年前的陶器（高柄镂空蛋壳陶杯），殷墟出土的数百块人类骨骼……均被日军掠走。国立中央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单位中收藏有大量的的善本，还有很多近代名人，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手札，也被日伪劫夺。

还有更多的文物，尤其是图书，在战火被毁，再也没有了！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了东方图书馆，藏书50余万册，其中三万多册善本，孤本和精品5千多册，在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弹击中，引发大火，东方图书馆被波及，后又被日本浪人潜入纵火，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均化为灰烬。

以上只是日寇劫掠毁坏文物的九牛一毛，据战后统计，遭日军劫掠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万件，另有1870箱文物，被劫古迹741处，黄金6000余吨。注意，这只是有据可查的部分，很多线索不明的文物还不在其中，如果不是故宫博物院提前将一批精品文物南迁西运，这个损失还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