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儿子：拒领赵一曼抚恤金，身上刻着母亲名字，55岁自缢而死

生于四川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在八年抗战中担任政委一职。不幸因为一次作战被俘虏，在日军阵营中赵一曼受尽了折磨，但一句情报都没有透露，最后日本士兵将其杀害，享年31岁。

赵一曼有一个儿子，名叫陈掖贤，小名宁儿。1930年，陈掖贤出生后不久，赵一曼同志就被党组织派到东北进行抗日斗争，陈掖贤被寄养在大伯父家。稍大一些后，知道自己是寄养在这里的，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从小就性格内向。解放后，陈掖贤的亲姑姑陈琮英（任弼时同志爱人）找到他，送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

这时，他和生父陈达邦（陈大榜）也联系上了。据陈掖贤讲：赵一曼回国生育后，陈达邦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回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陈达邦在中国人民银行任专员，已经再婚，又有了几个子女。陈掖贤到生父家去过，因感情不深，来往不多。

1955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在得知自己母亲遇害的事情后，他在自己的手臂上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来祭奠自己的母亲。当政府通知他去领赵一曼的抚恤金时，他拒绝了。烈士证也不领取，他不想消费去世的母亲。

陈掖贤不大会安排自己的经济开支。他当时的工资是每月69元，用起来总是前松后紧。月初总是吃甲类菜，还买些零食。下半月就只能吃丙类菜，到月底就得去工会借“小额贷款”（一种简便借款，只须到经办人处签名就能借到5元钱，下月发工资时即扣还）。

1960年，正值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很贵。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到77元，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吃饭的钱。父亲陈达邦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

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造成极大烦恼。因为，这顿饭触动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

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陈掖贤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当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陈掖贤终于忍不住，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写饿死人的事情和党在大跃进时期的一些失误决定；还把人民生活艰苦的情况以《忆秦娥》词牌填词给毛主席。

因为住在中南海，陈掖贤找人直接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十分震怒。但得知写信人是赵一曼的儿子，他没有追究。而陈掖贤的教学效果也随着他心情好坏和备课是否充分而起落很大。

1961年春天，学校党委看到陈掖贤情绪苦闷，担心他患了精神忧郁症，便让他去安定医院检查治疗。经诊断后，医生要求住院治疗，陈掖贤在医院轻症病房里住了几个月。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全体教职员除少数人当干部外，全部下放当工人，陈掖贤也到了第六机床厂。此间陈掖贤的心情更加郁闷，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因陈掖贤的爱人经常住院，造成经济更加拮据。

（1956年元旦，北京工业学校礼堂，马振予和全班师生合影，前排左一为著名革命家赵一曼之子陈掖贤。）

1974年秋，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医院抢救。

文革中，当父亲陈达邦被康生等人诬陷打倒时，陈掖贤百思不得其解，多次提笔向康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为父亲申辩。因为对文革和康生等人不满，加之在信中提及天安门为什么只挂毛主席像等问题，陈掖贤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他翻墙而逃，在京城远郊荒野躲了10天，饥饿和思念女儿使他回到单位，随后在牛棚里隔离审查。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8月15日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在陈掖贤去世前，他教诲自己的孩子，“不要因为是烈士的儿女就要怎么样，在未来做自己的事，不要给国家带来任何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对不起你的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