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位黄冈乡村小组长的一天）

2020年2月7日早上6点20分，我醒了，被窗外的鸡啼鸟叫吵醒，翻身取手机习惯性浏览了NBA新闻，顺便看了“疫情速报”。在过去24小时，我的家乡黄冈市新增确诊新型肺炎病例90例，死亡3例，抗疫形势越来越严峻。

冬天里的黄冈市浠水县团陂镇凤形地村。

 6点45分

我家院落的电锯声响起，我也就放弃了赖床的想法，穿衣起床。出门一看，父亲在锯木头，准备做早饭。春节期间连日的阴冷天气，母亲起早贪黑，做10个人的饭菜，还得洗衣服、忙家务，不小心受了风寒，感冒咳嗽的老毛病又犯了，全家早餐的任务就落到父亲头上了。

父亲先去火屋生起了火，湖北冬天的早上很凉，怕孩子们起床冻到了，所以几乎每家都有专门的火屋用来生炉子取暖。冬天的早餐一般是红薯粥，父亲先烧了开水，洗米淘米、洗红薯，然后下锅，叫我去房间抽屉里拿四个土鸡蛋，煮给孩子吃。他去门口菜园里摘了青菜，切了藕片、土豆，我帮忙洗菜、烧火，打扫庭院。

8点30分，早餐做好了。

9时许，母亲、弟弟、弟媳、孩子妈妈和四个孩子们相继起床，前前后后洗漱、吃早饭。

 9点40分

父亲吃完了饭，叮嘱母亲多穿衣服，按时吃感冒药，不要用冷水洗衣服，还提醒我把家里的被子拿去楼顶晒一晒、消消毒，难得碰到大晴天。然后，他拿出他的手机，和我从广州带回来的蓝牙音箱，照旧让我调好“群防群治‘十个一律’防控要求”的录音，戴上口罩，去挨家挨户播放抗疫宣传知识了。

“各家各户听着：不要串门，不要聚在一起聊天， 万一有事出门，一定要带口罩！”（视频中的声音是黄冈浠水方言）

父亲与共和国同龄，今年71岁了，已经当了我们凤形地村村民小组组长12年了。不是父亲想干这个小组长，而是村里实在没有更合适的人。

我们村一共93人，一般过了正月十五后就只剩18人，也就是我们村的常住人口。留守的要么是残疾人，要么是60岁以上的老人，要么是小孩。读了点书（我父亲读到了小学三年级，在村里的老人中算是“高学历”了）、能领会上面的意图、能够办一点事的，也就数我爸了。

村子不大，也比较集中，但挨家挨户仔细说道，也不是一会儿的工夫。一些老人懒散惯了，不一定愿意遵循“不出门”；一些外面回来的年轻人比较叛逆，不一定能做到“不集聚”。这不，全村转了一圈，父亲10点50才回到家。

孩子妈妈切了苹果，叫儿子拿给我父亲吃。父亲一边洗手，一边问儿子：“我的好孙子，爷爷谢谢你，你洗手没有啊？”儿子说：“我刚才没有洗，但早上洗了。”父亲说：“那不行，我看见你刚才拿石头砌房子玩，手上有细菌的，我们要讲究卫生，勤洗手。”儿子便让他妈妈帮忙洗手去了。

11点10分

父亲拿一个砍刀出去了，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去河堤弄一些野生的艾回来。

 11点40分

父亲抱了一大捆艾回来，和着稻草，捆成长条圆柱形，在一头撒上一点沙子，在门前和屋后各点燃了一捆。不一会儿，家里烟雾缭绕，原来父亲在燃烧艾叶对家里进行消毒。

听说全国各地口罩供给非常紧张，很多大城市都买不到口罩，更不要说乡下了。怎么办？乡下人有乡下人的智慧，比起网传的什么双黄连、金银花，我真的更相信乡村的土方子：比如用艾叶熏屋子，用艾水泡脚，拿鱼腥草泡水喝。

 12点40分

午饭好了，父亲让所有人饭前洗手，拿出一瓶“稻花香”，让我陪他喝一点。我有点诧异，他知道我酒量差，平日都不主张我喝酒的。见我一脸茫然，他笑着说：“这段时间可以喝一点酒，去除寒气”，于是我们父子每人二两对饮起来。

刚刚过去的元宵节，全家人吃了一顿算是丰盛的晚餐。

 13点30

父亲手机响了，是村委会来的电话，通知他下午2点去村委开会，听说还有镇上的干部下来参加。

 13点50分

吃完了饭，父亲交代我下午在火屋烧水泡艾叶，给四个孩子泡脚。他骑摩托车去了村委。我和弟弟也没有闲着，把很久没有用过的音箱搬上楼顶，把手机里的抗疫音频拷贝进优盘，用音箱播放。

 15点40分

父亲回来了，带回了一袋子消毒粉和一叠疫情通告。

我问开了什么会？父亲告诉我，两位镇干部到场，讲了全省、全市特别是我们浠水县的疫情防控形势，说这几天从湖北、到武汉、到黄冈、再到我们团陂镇，相继处理了很多干部，包括我们镇的一把手最近也被免职了。全县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镇干部纷纷紧张起来。

15点55分

父亲戴上口罩，背上装有消毒液的喷雾器，去各家各户门的前屋后打消毒药水，顺带发放疫情通告。

17点10分

父亲回到家。喝了一杯茶，又开始忙碌起来。他把家门口厕所的粪便挑去我家田地里。

我在家门口辅导侄子作业，突然听到说话声音，原来父亲在和两个武汉回来的叔叔“拌嘴”。

父亲说：“你们两个不要出来走路啊，现在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一个叔叔说:“我在家闷死了，出来走走，透透气都不行吗？”父亲说：“按规定不行。你们是从武汉回来的，规定不能出门。更何况，你们出门没有戴口罩。”

另一个叔叔回应道：“姚大哥，您是小组长，您倒是给我发一个口罩啊！”“现在物资很紧张，上面没有口罩发。你们实在闷得慌，就单独出来散步，别两个人一起，行不行？”父亲劝道。

一个叔叔说：“好的。只是，您不要拿我们当瘟神，我们真的很健康。”父亲接着说：“你这样说就不好了。真不是我有意要说你们，我刚刚开会回来，我们县的防疫形势非常严重，镇里昨天一天就确诊了8例。我也是奉命行事，安全第一。万一出了事，谁也不好受，请你们理解我。”两位叔叔连连点头：“知道了，姚大哥，您辛苦了。”

这样的争执倒不至于影响乡亲们的邻里关系，但或多或少，父亲说多了，有些人一定不喜欢听，一定不开心。

18点20分

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餐，父亲的电话又响了，村主任打来的：“姚叔，今晚估计得麻烦您了，刚刚镇上要求所有村都得统计从武汉回来人的行踪，包括每天的体温，今晚23点30分前要提交到镇领导那里”。

没有办法，父亲三口并做两口吃。我说：“你这么急干嘛，我们塆也就19户，一户一户统计，很快啊”。父亲解释：“你不懂，我们村有9个小组，但其中5个小组长年纪大了，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我只能和村主任、会计还有其他5个小队长一起做”。

18点30分

父亲又带上口罩，骑上摩托车，消失在暮色中。临走前，对我们说：“别等我了，你们先睡吧，我不知道啥时候回”。

吃完饭，我在火屋和母亲、孩子们一边烤火聊天，一边烤红薯。母亲和我聊到了父亲的日常工作，对我说：“你现在知道你父亲了吧，别以为一个小组长就很闲，忙起来忙得很，特别是突然有大事的时候。”我问母亲：“父亲一个月到底有多少钱？”她笑着说：“一个月？你爸可是年薪制哟，他老人家一年有600大洋呢。”我顿时语塞了。

就这样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一边辅导侄子和侄女的作文。

不知不觉21点30分，母亲吃了感冒药，头微晕，先去睡了。

22点

就剩我和大侄子两个人了，我给他讲述村史，从解放，到分田到户，到改革开放，再到如今。

乡下田野空气好，孩子在田头温习起功课。

22点45分

我们终于听到了摩托车的声音，是父亲回来了。大冷的天，我居然看到他额头上的汗。我吩咐侄子给爷爷泡一杯热茶，我备好艾水给父亲泡脚。

父亲一边泡脚，一边从口袋掏出三张标注有我们村所有武汉返乡者体温的纸，吩咐我做一件事：“你把这三张纸拍照，连同我手机里里的打药、宣传图片一起发到村委群里去，上面要求每天都要上报这些的。”

23点15分，父亲终于上床睡觉去了。

 一年600块，估计很多人难以置信，这就是我父亲作为中国乡村最基层的最小“官员”的真实待遇。

父亲真的缺这点钱吗？当然不是。

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天天这样东奔西跑，万一感染上新冠肺炎怎么办？说我和家人不担心，那是假的。

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

父亲驻守“劝返岗”严防有人出入。

在当下疫情防控的节骨眼上，父亲不仅要保证自己的健康，还有我们全家人的健康。更重要的是作为职责所在，他需要天天敲锣打鼓宣传抗疫知识，挨家挨户喷洒消毒液，定时播放宣传录音，驻守“劝返岗”严防有人出入，巡村劝导聚集聊天者，三天两头去村委开会，下达各种通知、要求与上传疫情统计数据，张贴各种通告，给武汉返乡人员测体温，收集并代买武汉返乡家庭的生活物资空缺。

父亲凭良心做事，不计报酬，不求名分。我相信，正是这些兢兢业业的基层小组长，他们作为乡村全部事务处理链条末端的一根根针，才撑起中国乡村的蓬勃发展，才维系了中国乡村的繁荣与稳定。

套用河南“硬核”的流行语，我认为祖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像我父亲这样的小组长是真正和伟大的“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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