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赔偿到国民党官兵起义，人民海军第一艘军舰诞生记

引子

1949年4月23日，在渡江战役的炮火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至今已经70周年。

炮火中诞生、战斗中成长、发展中壮大，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人民海军，一路劈波斩浪，纵横万里海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如果您只看到人民海军今天的辉煌，还不足以理解百余年来中国人为拥有一支强大海军所付出的艰辛。只有翻开中国海军发展的历史，才能明白今日海军的来之不易。

请看“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系列之四”……

抽中“上上签”

二战结束时，曾经横行太平洋的庞大的日本联合舰队覆灭了，那些“大和”、“武藏”之类的海上巨兽在战争中被击沉，但还是有131艘中小型舰艇留了下来。驻日盟军总部决定将131艘日本军舰分配给中、美、英、苏四大国作为战争赔偿。

四大盟国用抽签分配这些军舰。中国代表抽中的第2份日本军舰是个“上上签”。这份配额共34艘军舰，包括7艘驱逐舰、17艘护航驱逐舰、2艘驱潜舰、1艘运输舰和7艘其他舰只，总吨位约3.6万吨，无论从吨位及舰况来看，均优于美、英、苏三国所抽中的份额。

黄安舰全貌

黄安舰就是17艘护航驱逐舰之一。黄安舰在日本海军中原舰名为“海防8l”号，1945年刚刚下水不久，日本就战败投降了。中国接收时依接舰顺序编号，称其“接22”号，编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一舰队后，正式命名黄安舰。

军舰维修变成敛财利器

1947年8月30日，黄安舰驶入了青岛港。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黄安舰和其他日本赔偿军舰基本都停在船厂。时任黄安舰轮机部轮机员的张大发告诉记者，这些军舰都遭到了日本海军和国民党海军不同程度的破坏，必须大修。

张大发1935年就参加了国民党海军，在一艘小炮艇上当勤杂兵。1938年日军占领青岛，他随着部队上岸，一路溃败。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转回了海军。到1947年才真正上了军舰，在黄安舰当了轮机员。

他说：“黄安舰现在看很小，可那时候就是大军舰了，而且它还很新、很先进呢。刚上舰时，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光荣啊，心气也高。”“可没过多久，看到那些军官们的所作所为，心寒啊！”张大发话音一转。

日本投降后，对这些势必要上缴的军舰进行破坏是可想而知的，作为战争赔偿的这批军舰在交付时，所有的武器都被拆除了。而且，不少军舰内部也有人为破坏的痕迹。34艘赔付给中国的军舰，最后只有28艘还可堪使用。但说到国民党海军破坏这些已经属于自己的军舰，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原来，在这些军舰进入船厂检查维修时，国民党海军各舰的负责人没几个想着如何尽快维修出航，却把军舰的维修工程当成了牟利渠道。比如当时最为紧俏的发电机，军舰上的发电机明明是完好的，却被列为损坏部件拆下来卖掉。张大发说，不少军舰进船厂不久就被拆得仅剩一个壳子。然后这些海军的负责人再组织维修，从中又大赚一笔。

须知那时的国民党海军，在抗战中几乎损失了所有作战舰只，全部家底几乎就是日本赔付的这些军舰了。1945年10月，中国军队收复台湾时，先头部队竟然只能乘坐帆船前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海军中还有大批的军官，没有一点儿对军舰的珍惜爱护，反而破坏军舰来“发洋财”。

当时，驻青岛国民党海军当局正在部署纳编，大量选调官兵，配备舰员。可是时间不长，像张大发这样曾经满怀爱国之心却饱受打击的人不在少数。

这也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渗透提供了机会，一场酝酿在内部的变革蓄势而发。

起义骨干曾互相提防

黄安舰吨位较大，性能也好，新组建，显然是策反和敌工工作的理想对象。1948年底，济南已解放，当时的中共胶东区委和东海地委统战部、中共青岛市委、胶东军区和东海军分区政治联络部，不约而同地将策动国民党军舰起义的突破口锁定在了黄安舰。

“黄安”舰青岛起义的主要组织者是中尉舰务官鞠庆珍、准尉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少尉枪炮官刘增厚和上士枪炮班长孙露山，四人形成了起义的领导核心。

有意思的是，几个人分属不同条线，起初互不知底，一边各自暗中从事“地下”工作，一边还曾经互相试探、提防，戒备心十足。后来，王子良、孙露山、刘增厚三人首先取得了联系，而与舰务官鞠庆珍的“坦率相见”则要惊险得多，直到正式起义前不久，三个人才找到机会成功“策反”鞠庆珍。

前排左起：王子良、鞠庆珍、刘增厚，后排左起为：孙露山、张杰、刘彦纯、田秉吉

舰务官是军舰上职务仅次于舰长、副舰长的三号人物。黄安舰的这位舰务官在1948年9月刚刚上任。来舰报到后却很少见他上舰，行踪颇为神秘。王子良听说，是因为鞠庆珍的哥哥被国民党逮捕了，他在东奔西走地找关系营救。而这位哥哥被捕的罪名是“通共”。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鞠庆珍很可能也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或倾向革命，具有策反可能，把他争取过来，最关键的航海部也在起义人员掌握之下了。

但是，舰务官毕竟是黄安舰上的上层人物，必须谨慎行事。巧合的是，孙露山是鞠庆珍的老乡，刘增厚也和鞠庆珍早就相识，于是，这两个人就以老乡、老朋友的身份接近鞠庆珍，并积极协助他营救哥哥。

鞠庆珍的哥哥鞠庆玺确实“通共”。1948年8月，鞠庆玺谋划炮艇起义时被属下告发，遭到逮捕。鞠庆玺被捕后，没有吐露半个字的秘密，国民党海军稽查部门一时也找不到真凭实据，只能长期关押。受鞠庆玺牵连，鞠庆珍也被撤了炮艇艇长之职，调到了根本无法运转的“接17”号军舰任轮机长。之后，鞠庆珍一方面想方法设法进行营救哥哥，另一方面则托人搭上了黄安舰舰长刘广超的关系，谋得了黄安舰舰务官的职务。

经过了几个月的接触，孙露山、刘增厚和鞠庆珍的关系日益亲密，但这二人却越发苦恼。他们不止一次地用抱怨国民党腐败或是“干脆投共产党”来试探鞠庆珍，却总是被他岔开话题，得不到一点儿正面回应。

惟一能感到宽慰的收获是，鞠庆珍不像那些国民党死硬军官，听到“亲共”言论就如临大敌，至少他不会因为这些话就去出卖朋友。

时间却越来越紧迫了。1948年末，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先后取得了胜利，平津战役虽未完成，但谁都看得出胜负已分。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特别市的青岛，已被解放军三面合围，惟一的出口就是大海。

此时，黄安舰已经完成了大修，并进行了试航，一旦命令下达，随时可能南下。不能再等了。终于，孙露山和刘增厚找到了一个策反鞠庆珍的机会。

一出“三岔口”

鞠庆玺被捕后，被关押了4个月，地下党组织几次营救，却因为国民党海军司令部接手此案而告失败，最终于12月20日被杀害。孙露山等人认为，有此“家仇”，对鞠庆珍会造成大的刺激，正好借机进行策反。

1949年1月的一天，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三个地下工作者一同来到鞠庆珍家，借吊唁鞠庆玺之机，向鞠庆珍“摊牌”。

可巧，那一天，张大发也在鞠庆珍家，同在的还有鞠庆珍的亲信张杰。张大发已经记不清那一天的具体日期，只记得是农历腊月，离春节也不算远了。那个时期的青岛，处处是战争在即的紧张气氛，没有一点儿要过年的红火景象。

张大发回忆，鞠庆珍招待几个客人在家吃饭，这顿饭的气氛起初有些压抑。几个人无非是借着酒宽慰鞠庆珍几句。而鞠庆珍则几乎没什么话。

在饭桌上，张大发明显感觉到王子良那三个人藏着什么话，几次欲言又止。酒过三巡之后，聊天的气氛才放开了。孙露山忽然挑起了话：“二哥（鞠庆珍排行老二），大哥不明不白地就被杀了，这个仇一定要报！”

鞠庆珍却沉默良久，叹了一句：“谈何容易啊！”

“这个仇是国民党造下的，要报其实也容易。”孙露山接着说。随后，孙露山亮明了身份：“我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的特情，二哥要报仇的话，咱们一块开着黄安舰到解放区去。”

张大发说：“那时我还不知道‘特情’是什么意思，但猜得出孙露山是共产党。说实话，当时真是吓了一跳。”

鞠庆珍却非常镇定。他看了看孙露山，又把目光转向了王子良和刘增厚。底牌已经摊开，这两个人也不再隐瞒：刘增厚和孙露山一样，由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领导，王子良则隶属于中共青岛市委。

话说到这个份上，鞠庆珍忽然笑了：“我的关系在胶东区委统战部。”

“那天就和戏里的‘三岔口’一样。几个人暗地里隔空摸索了半天，最后才发现竟是一家人。”张大发笑着说。

原来，鞠庆珍到黄安舰后，先是把自己原来的属下、炮艇航海下士张杰调到了黄安舰，当上了航海军士长。到1948年底时，黄安舰基本完成整修，需要试车时，鞠庆珍又给黄安舰安排了周文竹、张金诺、王书恩等7名技术工人。这些人，全是鞠庆珍考察多年的发展对象，可以充分信任。如此一来，黄安舰的航海和轮机部门都安插进了鞠庆珍的亲信之人。这些人虽然也不明确鞠庆珍地下党员的身份，但关键时刻，只要鞠庆珍振臂一呼，他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予以响应。

至此，黄安舰上的几路地下工作者兵合一处。经上级党组织研究，决定由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4个人成立起义领导小组，统一归中共青岛市委领导。起义由鞠庆珍负责指挥，王子良与陈坤全保持单线联系。

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需要等待的，就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元宵夜，奔向光明

1949年2月12日，元宵节。

一切都按照起义领导小组的设想进行着。一大早，舰长刘广超草草点卯后，就坐着汽艇登岸回家过节了。他哪里想到，这一去，就再也不会有机会回到黄安舰上了。

元宵节之夜，乌云遮月，海面上风大浪急。忽然而至的风云变幻，倒给起义增添了有利条件。

起义领导小组和起义骨干共18人聚集在黄安舰前舱，召开了最后一次碰头会。因为全舰在放假，其余人员或在食堂吃喝，或在住宿舱闲聊，根本没人留意到这次黄安舰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人员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