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孙望等人创办的新诗刊物《诗帆》

自从有诗以来，它的形式就在不断地变化，先有四言，后有楚辞、汉赋、五言、七言等古体诗，齐梁至唐，由新变体发展为近体律绝诗，以后有词、散曲，明清更有时调小曲如打枣竿、挂枝儿、哭皇天、叫五更等，也有文人利用这些形式写作，在诗坛上占了一席之地。“五四”以来开始有了白话诗即新诗。从此界限比较明确，人们把“五四”以前的一切诗体，从“关关雎鸠”到打枣竿、哭皇天等都称作古诗或旧体了。

但仔细想来，旧体诗和新诗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如前面所说，一般认为凡“五四”以来，用白话写的明白易懂的叫新诗，而沿着古代传统用文言写的比较难懂的诗则叫旧体诗。但古诗也有很多是用白话写的，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两首诗都是用纯粹的口语写成的，很好懂。新诗如胡适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一个不见了，一个又飞还。”这是接近口语，比较好懂的。但有些不好懂了，尽管他们并非用文言写的。李金发的新诗很难懂，现代的福建女诗人舒婷的朦胧诗，比李贺的诗还难懂。还有四十年代的《白色花》、《九叶集》等新诗，完全不是白话，也很难懂。所以仅用白话和文言，好懂与不好懂来划分新旧诗，是很难划清的。有人说，旧诗有格律，新诗无格律。其实，新月派朱湘、闻一多等人的诗，都有谨严的格律（当然和旧体诗的格律不同），最近重庆出版了《中国现代格律诗》，收有几百首诗，它们都是有谨严的分行，押韵。所以用有无格律来划分新旧诗也很难分。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说：“五四”以来的新诗，最初是从外国引进的一种西洋诗歌，以后逐渐民族化，从而形成一种形式。我所说它有一个民族化的过程，就是说它在最初一段时期内，还不是纯粹中国的东西。我们真正的民族形式的构成，我看最主要的有两个因素：一是语言，这里主要指我们的汉语；另一个就是指能够表现我们的作风，我们的气派，我们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五四”以来的新诗，慢慢变成我国长期诗歌史发展源流中，诗歌家庭中的一个新成员，就像现实生活中某一家族中的一个小儿子，他出国留学，回来后就有那么点洋里洋气，时间久了，也就和哥哥姐姐互相习惯，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了。总有一天，也许三百年，也许五百年，也许一千年，新诗也将会变成旧诗。到那时候又会有更新的诗体出来。宋代人们把填词当成游戏文字，很多诗人写了词不收在诗集里面，怕难为情，说它不庄严，不典雅。而从现在看来，我们认为苏东坡的诗固然很好，但我们更推崇他的词。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勇于把自己优秀的东西输送给别人，不断地有文化输出，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又是一个很谦逊的民族，勇于吸收任何适合我们的东西，如话剧、诗歌，再往前，输入了整个近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再往前，还输入了佛教、胡乐以及苹果、菠菜、枇杷、苜蓿之类。因此，我们对外国文学形式的输入不用担忧，它在实践中自然会解决。

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五四”时代的一辈新人，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先作旧诗，后作新诗，然后又不作新诗了，又来作旧诗。过去完全不作旧诗的，如臧克家，现在也作旧诗了。在三十到四十年代，我和孙望既作旧诗，又作新诗。如果说一个人，既能作诗，又能填词，又能写散曲，不也很好么。艺术需要宽容，特别要能欣赏异量之美，从不同的条件、角度、方法中看出它的好处来。阿Q最看不得穿西装的假洋鬼子，现在中国有些领导人也穿西装，姑娘们穿裙子好看，穿旗袍也好看嘛。搞艺术，应有一种宽容的心理，应当承认历史在不断革新，总会有新东西出来。另外，本身也有个被淘汰的过程。任何文体，如果不适宜表达人民的感情和社会生活，它自然会被淘汰。四言诗和赋在现代文学创作领域中基本上被淘汰了。四言诗音节太呆板，变化很少。五言诗比它多了一个音节，变化就多得多了。李白在创作上是革新派，理论上是保守派。但他的保守的理论在实践中碰了壁。他在理论上认为，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不如五言，但他作起诗来，最多最好的是七言，其次是五言。所以要使诗歌创作得到深刻良好的发展，一个是要宽容，一个是要提倡在艺术实践中竞赛，不管是新诗或是旧体诗。

即将出版的程千帆旧体诗集《闲堂诗存》

旧体诗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已经过时了，而的确有一定的生命力。第一，它在历史上提供了不可取代的范本，像我们写字临摹王羲之、颜真卿的帖一样，它提供了早自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直到清代的吴梅村、王渔洋等，千百年的艺术实践，什么样的生活他们都能写，什么样的风格都有，能供给我们学。无数的作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筛选、淘汰，反复争论以后，稳定下来，一部分成为文学史的基石。而半个世纪以来的新诗，则还缺乏很稳定的、众所公认的历史成果，这是有区别的。第二，旧体诗词经过多少年反复锻炼后，对现代语言也有适应性。它在音韵、意境、结构等方面都创造了许多运用语言高度的典范。新诗要达到这样高度的成就，还须作长期的努力。就这方面说，继承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对今后新诗的发展也有帮助。

我个人认为，古体诗、长短句、杂言诗，比起律诗和绝句来，容易代表现代生活。用比较接近传统诗歌的语言，在用韵和句法方面再有所改革，这个路子可以摸索。另外，民歌是一条路。毛主席讲过格律诗束缚人的思想，就是觉得它太精练了，精练得很难打破它。我实在有感于《天安门诗抄》的出现，那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重大的实践过程。那么多的群众，为了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一下子写了那么多的诗。绝大多数是用传统的诗歌形式写的，而不是用白话诗，说明传统的诗歌形式是真正有群众基础的。他们都不是对诗歌很有研究的诗人，他们是一般的群众，从这里可以看出古典诗歌形式的生命力。

>原载《闲堂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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