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老了还能住上这样的新房子，现在买东西只需走几步路就能到超市，卫生院也在边上，生活太方便了！”最近，安徽省歙县霞坑镇82岁的五保户吴培根每天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以前，他到镇上买生活用品，走山路来回一趟要4个小时。如今，该镇连同吴培根在内的85户贫困户，集体搬进了镇政府所在地的霞坑新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开始了新的生活。

安居才能乐业，房子对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的居住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已经由1978年的3.6平方米，增长到2017年的40.8平方米。

从土坯房到小洋房，从破街陋巷到精装小区，从居者“忧其屋”到“有其屋”，再到“优其屋”，住房变迁折射出的是40年的深刻变化，更是人们幸福生活的见证。

城镇：从筒子楼到商品房

上世纪80年代，筒子楼里的住户共用厨房做饭。

“一间屋子半间炕，三代人挤一间房”“雨天满地水，屋里能养鱼，院里能养鸭”……这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城镇居民平房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住房制度仍是福利分房，住房还处于“统建、统配、低房租、高补贴”的状态。那时候，人们的住房观念也是“等、靠、要”，即“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向单位要房”。

分的福利房也多为“筒子楼”，比平房没好多少。一条长走廊串连着许多个单间，由于长长的走廊两端通风，状如筒子，因此而得名。

“我们一家3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一间房，这间房包含所有功能，煤油炉子就是厨房，痰盂就是厕所。很多人把蜂窝煤炉子放在过道。”四川省成都市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回忆。

筒子楼里面积狭小，洗漱间、厕所甚至厨房都是一整层楼共用，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厨房共用还好说，顶多是做饭时锅碗瓢盆齐奏“交响曲”，但每天早晨洗漱、上厕所要排长队，有时等上半小时，让人苦不堪言。

“1985年国家对城镇住房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很多地方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至4平方米。”原建设部副部长杨慎对当年的调研数据印象深刻。人口越来越多，新增住宅面积却跟不上，结果就是一家三四口人，甚至老少三代一起吃住、生活，成了全民蜗居。

80年代中后期，城市出现了新建的楼房居民小区。每家每户开始有了室内厨房和卫生间，筒子楼逐渐被单元楼取代。

单元楼相当于西方的公寓，指设施相对完备，自成体系的独立房子。住户除了出入自己的单元，无需和别人共用空间，居住条件上升了一个大台阶。

到了90年代，国家住房制度改革破冰，一批房地产企业和商品房的出现，让城镇住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993年，已是四川省宜宾市副市长的樊建川决定辞职“下海”，到成都等地做房地产开发。

福利分房制度正式结束是在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国的住房分配完全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

进入新世纪，小高层、复式住宅、跃层、别墅，各种类型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在追求宽敞的同时，人们开始注重所在楼盘的商圈建设、学区建设、交通建设等配套设施。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8年至2017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85万亿元。樊建川认为，我国住房市场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众居住环境，并加速了城镇化进程。

从福利分房到贷款买房，中国人逐渐转变了观念。如今，房屋、房价上升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关心的层面。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不论房子怎样变化，现在的人们都不愿回到以前那种蜗居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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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从土坯房到小洋房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北梁棚户区曾是国内面积最大的集中连片城市棚户区。图为2016年9月，北梁棚改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北梁新区景观。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房屋，大多是土坯房，既不防潮，也不坚固。下大雨时不仅有可能漏雨，有的土墙被水泡久了，还有倒塌的危险。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砖和石头成为盖房的新材料，但砖的成本高些，用得也少。而在90年代，大家盖房开始大量使用青砖和红砖，也有一些人开始使用水泥抹墙。

不少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先后推倒了老房子，建起了砖墙的大瓦房，家住山东省莱西市的王国林也是其中之一。“那个年代的农村流行盖四间大瓦房，房屋设计也比以前进步了很多。”王国林说，当时建房子都要求大门大窗，这样屋子里光线比较充足。

2000年后，农村的房子越来越高，装修也更加时尚，农民对住房的追求已经从简单的住，慢慢变成了享受，楼房甚至别墅也不再鲜见。2005年，王国林将老房子翻新，盖起了两层的小楼房，并开了一家小超市。

像王国林这样居住条件“一步到位”的农村居民，正越来越多。然而，在一些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年久失修的砖瓦房甚至土坯房依然存在，农村危房改造势在必行。

作为全国首个农村危房改造试点省份，贵州省在2008年就率先开展了相关工作。

然而，山上的危房一间间改造起来并不简单。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将建筑材料运上山成本高昂，山上村民居住又相对分散，于是，当地政府找了另一个办法——集中连片安置。

从贵州省思南县凉水镇红岩底村的山脚往上看，几排布局整齐的民居在青山绿树中显得格外醒目，红色木板做墙，白石灰刷檐，红白相间、绿树相衬，小山村俨然就在画中……这是红岩底村农村危房改造集中安置点。当地89户村民长期受山体滑坡影响，政府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将村民整体搬迁至此。

“祖祖辈辈想住新房的愿望实现了。”红岩底村村民罗福柔说，一条安装着太阳能路灯的水泥路环绕几十栋木结构和砖石结构的房屋，村前还有近2000平方米的休闲广场。

随着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的人居环境大为改进。其中，“厕所革命”就是乡村生活方式转变的一个有力注脚。

“小厕所、大民生”，蚊蝇肆虐、污水横流的旱厕曾是农村厕所令人头疼的难题。

吉林省珲春市英安镇甩湾子村村民王秉良是“厕所革命”的受益者。他家以前的旱厕，不仅卫生条件差，距离房子还有些远。“我妻子身体行动不便，出去上厕所必须有人搀扶，为此我都不敢长时间外出。”王秉良面临现实困难。

2016年秋季，甩湾子村里率先为有迫切需求的村民进行厕所改造，王秉良一家在政府的资助下，一分钱没花就用上了干净的室内冲水厕所。“现在上厕所方便多了，我也可以安心外出干活了。”王秉良说。

“到2020年，我国农村厕所污水治理率要达到70%以上的目标。”住建部总经济师赵晖说，既改厕所的“面子”，也改厕所污水后段处理的“里子”，才能有效解决农村主要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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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工程：从“忧居”到“优居”

2013年10月，拆迁前的“老北梁”全景。（均为资料图片）

2013年2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北梁棚户区的居民怎么也没想到，小年这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来视察。当天，高俊平家4岁的小孙子不时爬进柜子又爬出来躲进被窝的画面，通过央视新闻联播向全国播放，让人们记住了棚户区狭小屋子中可爱的“光屁股小孩”，也让高俊平和他的孙子高宇博成为北梁棚改的标志性“名人”。

棚户区，可谓城市发展之痛。北梁棚户区曾是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面积最大的集中连片城市棚户区，占地面积13平方公里，有4.7万户、12.4万人。该区域90%以上为土木危旧房屋，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恶劣。

“夏天怕漏雨、冬天愁烧煤。房子小且不说，还没有供暖和下水道，到了冬天最难熬。”高俊平大半辈子都住在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破旧平房里，出生于此、娶妻于此，就连儿子娶媳妇亦是于此。

包头市随即加快了棚户区改造。2013年年底，高俊平一家作为北梁首批易地安置户，搬进了新房。从“忧居”到“优居”，高俊平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看着如今位于北梁新区50多平方米的新家，高俊平感慨不已——曾经密密麻麻、灰扑扑的破旧平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楼房；原本狭窄泥泞的巷道，变成了宽敞整洁的社区广场；烟熏火燎的煤炉、需要排长队等待的旱厕，以及漏雨的房顶，一并成为了历史。

以棚户区改造为重要内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曾在我国进行了长期多方实践。早在2007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集中成片棚户区的改造工作。

2008年3月，原建设部更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承担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责任”在住建部主要职责中位列第一。自此，保障性安居工程步入“快车道”，从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廉租房、公租房到如今的共有产权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不断提速。

到了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启动已经10年。10年间，全国棚改累计开工3896万套，圆了1亿人的“安居梦”。党的十八大以来，就有6000多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2600多万住房困难群众住进了公租房，1469万户贫困农户改造了危房。

联合国人居署官员赞叹，中国探索的棚户区改造经验是“一个世界奇迹”，对世界各国都具有借鉴价值。

“目前棚改还剩下不少‘硬骨头’，重点攻坚的仍是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棚户区。”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18年至2020年，“三年棚改攻坚计划”要再改造各类棚户区1500万套。（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姜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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