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目前只有三件的明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一件藏在故宫博物院，一件藏在天津博物馆，还有一件藏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央视《国宝档案》栏目，在2012年4月11日的节目中，特别为天津博物馆馆藏的这件“明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录制了专辑。然而在节目开头，对这件藏品尺寸的介绍中，却张冠李戴，把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那件青花大盘，安在了天津博物馆这件上。

简单说重点，央视《国宝档案》把故宫那件青花瓷盘的尺寸强加在了天津博物馆的这只盘子上，高、口径和足径都搞错了。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明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高9.7厘米、口径50.5厘米、底径34.8厘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花枇杷绶带鸟纹大盘”：高9.2厘米、口径51.2厘米、足径34.5厘米；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青花 枇杷鸟纹盘”：高10厘米、口径50.5厘米（足径数据无）。从口径大小上来说，天津和日本大阪的两件青花盘子更相近，而故宫博物院的青花盘子，稍稍大了那么一点儿。

下面是来自三个博物馆官网的截图

天津博物馆官网介绍

故宫博物院官网介绍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官网介绍

这种盘子中国人几乎不用

这种硕大的盘子比中国人平时吃饭用的盘子要大太多了，所以在博物馆看到这种盘子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但这种盘子确实是吃饭用的，但不是中国人用，而是给西亚、北非等地区的阿拉伯人吃饭时用的。

现存的青花大盘文物证实，中国自元代就开始烧制这种青花大盘向西亚地区出口了。研究者发现，古代西亚地区的阿拉伯人吃饭时都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用非常大的盘子装满食物，放在桌子中间，然后大家再从盘子里面取用。在中国瓷器还没有传到西亚以前，普通百姓日常装食物的大盘子一般都是木质，而王公贵族使用的大盘子为金银铜等金属器。所以，当瓷器流传到西亚地区之后，迅速被西亚人民接受，而中国商人也非常顺应市场需求，在花纹、器型上尽量符合西亚人民的审美和实际需求，烧制了大量专门用于出口的磁盘、瓷壶等生活用具。

郑和下西洋带回了烧制青花瓷最重要的高级钴料“苏麻离青”，使明永乐（1403—1424年）、宣德（1426—1435年）时期生产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花色泽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被称为中国青花瓷器生产的黄金时代，青花瓷烧制技艺达到顶峰。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明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为菱花口，板沿，细白砂底，有火石红斑。通体施白釉，满绘青花纹饰。口沿内绘一周青花缠枝莲纹，外口沿为一周汹涌澎湃的青花海水纹。内壁十六个花瓣内绘形状不同的青花折枝花果，外壁十六个花瓣内绘青花折枝菊纹，内底双弦纹内主题纹饰为青花绘枇杷绶带鸟图。整个画面布局疏朗明快，运笔顿挫有致，极富节奏感，纹样显然出自同时期宫廷画院画师的稿本。胎质细腻洁白，釉层肥厚晶亮，外底无釉，抚之有糯米粉般的爽滑感，青花色泽浓艳，蓝中泛黑，是用进口的“苏麻离青”料所绘。此盘被认定为景德镇官窑烧制的瓷器，研究者认为它应该是作为大明皇帝赠送给西亚地区王公贵族的“皇家礼品”，因此更加珍贵。

差别就在果实和叶片的数量

除了器型、尺寸上的特点，“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最有意义的特点在于构图上的深意。绶带鸟自古即被作为仁爱宽厚的象征，画在瓷盘上，绝非信手拈来，而是传达统治者“仁布天下”的思想。“绶带”原指用来系帷幕和官印，后来用于系勋章。古代常用不同颜色的丝带，标识官吏的身份和等级。所以，绶带鸟即成为官吏身份和品级的标志，也就成为富贵的象征。

明初画家边景昭，永乐年间（1403-1442）任武英殿待诏，至宣德时（1426-1435）仍供奉内廷。后为翰林待诏，常陪宣宗朱瞻基作画。他继承南宋“院体”工笔重彩的传统，其作品工整清丽，笔法细谨，赋色浓艳，高雅富贵。有“花之妖笑，鸟之飞鸣，叶之蕴藉，不但勾勒有笔，其用笔墨无不合宜”之说。边景昭擅长画绶带鸟，依照惯例明清宫廷画师都有为御窑瓷器作画稿的传统，“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的画稿很可能就来自于宫廷。

那么，天津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的三件图案相近的青花瓷盘，到底有何不同呢？亮点就在绶带鸟头前的叶子和尾部的枇杷果实。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瓷盘，绶带鸟头部前面树枝有三片叶子，尾部的枇杷果实是五个；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瓷盘，绶带鸟头部前面树枝有三片叶子，尾部的枇杷果实是六个；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的瓷盘，绶带鸟头部前面树枝有两片叶子，尾部六个果实。

天津博物馆藏品，五个果实，三片叶子

故宫博物院藏品，六个果实，三片叶子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品，六个果实，两片叶子

这大概是明代景德镇在瓷胎上面绘画的画师们故意留下的一些个人符号，尽管总体上图样大致相近，但仔细观看时有并不完全相同。这种差别也许是画师之间的差别，也许是某个画师绘制某个批次的差别，也或许仅仅是绘制过程中临时起意、即兴发挥之作。

35块钱“捡”回来的国宝

原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云希正先生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天津市文化部门履行验关制度，对外贸工艺品公司的唐山道库、唐口库、板桥库等仓库，每周都要派工作人员去验关。外贸工艺品公司每对外成交一笔工艺品合同，都要从天津市文化局检验鉴定允许出口才有效，而在鉴定中如果发现按照当时规定不允许出口的，天津市文化局有优先征购的权力。“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就是从外贸工艺品公司的唐口库里被“捡”回来的国宝。

云希正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云希正按惯例到唐口库进行鉴定，在库房两个货架之间的地上，有一摞瓷盘吸引了他。这个瓷盘因为器型硕大，放在一摞瓷盘的最下面，但云希正一眼就认定它是一件“超限”的文物，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的瓷器及历代官窑瓷器不允许出口。中国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后来专程到天津，对这件瓷盘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据回忆，与云希正当时曾找到文物公司的相关领导，询问瓷盘的来源。但外贸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些瓷盘是从东北及河北省的供销社、废旧物资收购站等单位输送而来的，送来以后按照器型和大小被分为29类，具体这一件青花大盘到底从何而来，已经无从考证。经天津市文化局与外贸部门协商，这件瓷盘最终以原进价35元人民币的价格调拨给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后经专家考证被定名为“明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