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的言论再次被围观。据报道，近日他在“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分享会上表示，钱是一个人的能力证明，当你工资比同学少一半时，你的生命已经浪费了一半。

他当时举例说，“当你能拿到五千，他已经拿到一万的时候，你的生命又浪费了一半，为什么？人家一年能拿到十二万，你只能拿六万。他第二年可以什么都不干，照样还有六万块钱花，他用这六万块可以旅游全世界，可以请漂亮的女孩吃饭，可以去看任何一部想看的电影，但是你努力工作两年，一天都不休息，依然只有十二万。”

显然，俞敏洪认为，生命的价值可以完全用金钱来标价衡量，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就在于挣钱。

网上已经一边倒地在骂他了，说明他的这种观点，即便在现在经济化程度已经非常高的中国，也是普遍难以接受的。

但是，俞氏言论的出现，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有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已经彻底经济化了、金钱化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面对一个悖论和挑战是，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又不陷入唯经济主义，不让价值观彻底货币化。

这不仅是中国的挑战也是世界的挑战。只不过，就资本主义世界来说，他们在主体上，其价值观已经货币化了，已经陷入经济主义的泥潭了，靠其自身力量很难拔出。因此，俞敏洪的此番言论如果是放到美国，受到的反对程度一定要比中国轻地多。

当然，作为一家以留美为最高目的的英语培训学校的校长，俞敏洪的如此价值观的形成，也受美国影响的结果。

为什么中国更能很好地做到既发展经济，又不陷入唯经济主义，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已经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已经很精神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这就是传统学术中的“义利之辨”。

“义”就是道义，也是价值观、精神，“利”就是逐利、经济。“义利之辨”实质就是探讨生命的价值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

“义利之辨”中，儒家强调以“义”为本，在这个基础上去求利，去发展经济。在历史的中国，并未彻底否定利，否定经济，而是充分承认其合理性，又主张发展经济又是以“以”为基本原则，不能违反义。

“义”也是“理”、“义理”。“理”又有双重含义。

一方面，“理”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也是人们进行判断、选择中的基本原则、标准，合“理”的，就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理又不是外在的教条，而是人心天然所固有，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义内”，即“理义”存在于人心之内，是人心的基本属性。

孟子进一步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孟子的“心之四端”，就是说心的基本属性，“仁义礼智”是人的外在的四种美好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符合“理”的、“义”的，他们都是从人心人性中所发出来的。或者说，都是在人心的指导下、指令下所发出的，是人心人性的自然展开。

后来，在“仁义礼智”上又加了一个“信”，构成“五常之性”，简称“五常”。与“三纲”一起，构成“三纲五常”，成为通俗化的儒家学说之基石。

遗憾的是，随着民国之后“新文化”的兴起，中国在学术上开始学习日本“脱中入西”、“脱儒入西”，彻底否定和辱骂儒家，认定“三纲五常”为封建糟粕。

“五常”是讨论人性的，“三纲”是什么？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是在讨论三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即君臣关系（领导下属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请问这三种关系重不重要？是不是每个人人生中的纲领性的东西。能够做到很好地维持着三种关系，你的人生就是和谐成功的。

“三纲”是人际关系重三种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泛指一切的人际关系，一个更丰富的说法叫“五伦”，即五种人际关系：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研究如何处理这些关系的学问叫“伦理”。

之所以叫“三纲” ，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这三种关系本身非常重要，是人生和社会的大纲、总纲、纲绳。二是指，尽管二人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的，但是，在“君臣、夫妇、父子”间，应该臣更尊重君，妇更尊重夫，子更尊重父。原因是很自然的。难道你领导面前不是你更尊重领导一点。

当然，在古代中国，的确有把“三纲”机械化、专制化的倾向，把后者对前者的尊重绝对化、专制化、暴力化了。这是需要反对的。但是，这些绝对化、专制化、暴力化，恰恰不是儒家的问题，而是儒家法家化的结果，不能让儒家背这个锅。

大家要明白“三纲五常”的本源、本质是在谈人际关系和人性的，“三纲”是人际关系，“五常”是人性。如何维护好人际关系？如何正确地建立人际关系？不是刻意地讨好，不用去复杂地规范，而是遵循和顺应自己的本心本性，不是外求，而是内求。

因此，人性是人际关系的基石，“五常”是“三纲”的基石。

人性是什么？就是“心之四端”，就是“五常”，总之就是“理”、“义”。到了宋明理学，直接概括说“心即理”、“性即理”。人心人性就是理，理就是人心人性。

在“义利之辩”中，“义”就是人心人性，“利”是顺应和发挥人心人性的结果。因此《周易 系辞》说“利者，义之和也”。古人把利的核心放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上，“五常”是“义”，“三纲”是“利”。

因此，生命的价值，不在外在的利，而在内在的义，在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即在人性，更准确地说，是努力扩充、发挥人性。扩充、发挥的程度越高，人生的价值也就实现地越多。

只是有一点需要指出，古人将利的核心放在人际关系上，社会秩序上，而现代人却将利的核心放在货币化的经济价值上。似乎经济价值是与人际关系无关。实则不然，经济价值的实质依然是人际关系。

首先，经济价值本身并非客观的，而是一种共识性的评估。所谓共识，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东西值这么多钱。其价值最终体现在交易上，而交易也是人际关系。

其次，人的购买一样东西，并非处于这个东西绝对的经济价值，而是周边人的影响，即人际关系的影响。当别人都有房有车时，我就会觉得房子车子是“刚需”，当别人都没有时，或仅有少数人有时，我是无所谓的。

中国为什么要发展经济？根源还是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是国际间的人际关系，中国与外国，尤其是与西方之间的人际关系。如果中国不发展经济，中国就是落后的，而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就不能与西方建立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

所以中国发展经济的根本动因，并非是绝对的经济价值，而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不平等。我们追求的不是绝对的经济价值，而是中国与西方的平等。

这种对国家间平等人际关系的追求不是“利”，而是“义”，中国不是为了“利”而发展经济，而是为了“义”。中国不是为经济而经济，而是为了实现自身内在的价值而发展经济。

对国家是这样，对每一个中国人也是这样。

因此，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绝对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是个人私利。这种个人私利是对经济本身的追求。而是“义”，是人基本的人性，也是人的生命的内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