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橫店集團決定徵用八面山。主峯自不消說,山麓之矮山、緩坡及耕地也都在徵用之列。舊四十四都的祖墳大多在此範圍,因此,我也得爲祖宗們搬個家了。

1214,浼了小牛、天福兩人上山。祖父母的墳墓在70年代做南江水庫八面山支渠時從淺山遷至老鴉崖下,再遷則不煩多事。而父親的墳塋,當初爲永久計,用了幾包水泥,砌以八面山獨有的堅硬花崗岩,費了不少勁,也費了不少時間,方纔打開。撿取骸骨時,我不願在近旁看。待至收拾完成,見包裹好的骸骨如五六歲兒童般大小,不免陡增傷感,對父親的追懷便如潮而至。

父諱洵龍,字己達,又字永長,民國4年生。祖母所生五男六女十一人,多早夭,成人者惟四女一男。父親排行居二,上有一姐,下有三妹。

由於人口衆多,經濟拮据,上學便成了奢侈之事。父親九歲上學,到十六歲輟學,斷斷續續共上了一年半學。先後在本村和夏溪灘就讀。本村就讀時,那請來的私塾先生是趙宅人趙榮林。

趙榮林,字鳴皋,雖爲我父之師,卻只比我父年長四歲,且所教的時間合起來才一年左右,但兩人的師生情誼卻一直維繫到1965年趙先生去世。我的名字就是他起的。我原由算命先生取名“魁元”,與狀元同義,生在歲首的緣故吧。但趙先生認爲姓名三字均爲平聲,筆畫也多寡懸殊,且含義直白,遂改成現名。1964年夏,趙先生肺疾漸篤,還到我家休養了一段時間。他特別推崇竹林七賢,常在我家竹林中坐而論道,侃侃而談中似乎自己就是那嵇康阮籍之輩。那時正當暑假,趙先生就在躺椅上教我律詩絕句的作法,教我《古文觀止》中《陳情表》等名篇。但他那滿腹經綸對初一學生而言,無異於對牛彈琴。

父親的讀書生涯隨着四十一歲的祖母難產遽亡而終止,其時父親年方十六虛歲。自九歲至十六歲,雖有七年之久,但由於只在農閒時去讀,讀書時間合起來才一年半。

雖只上了一年半學,但那國文水平遠遠超過當下的高中生。那時是真正的因材施教,根據學生的接受能力及家中現成教材的情況決定教學進度。我父在一年半里,不僅學完了啓蒙的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及《六言雜字》《幼學瓊林》等,還讀完了四書,學過《古文觀止》的大部分篇目。

我從事教學已二十餘年,教過小學、初中、高中的各年級,還在電大教過《大學語文》《寫作》和《現代漢語》,也算教過大學生吧。其中,從事高中語文教學已整整十七年,從父親的語文學習經歷和效率中,深感當前語文教學的小慢差費。首先,這和教材的低幼化、泡沫化相關。我們使用的教材和傳統教材一比較,其文學、文化特質及容量、質量,相去不知幾許。在人生記憶力最佳的少年時光,應該讓他們學習值得咀嚼、終生受用的詩文。我以爲在這一點上,傳統教材遠優於現行教材。其次,是教法的機械呆板、千篇一律。再次,考試 “僞語文化”,貌似考語文,實則和語文的特質漸行漸遠。當然,這些都受制於教育的理念體制等,欲加改造,非一日之功。

一家子有七口人,祖父既要養活一大家子,又要忙着擴大家業。其時新房剛立了一個架子,這於房屋而言,只完成了一半,要安居所耗還不菲。對祖父來說,這是一個生機勃勃、缺少中饋、處處需錢的家。因此,父親的輟學就十分自然了。

父親雖然離開了學校,但終其一生,有空即與書爲伴。晚年喜看《清夜鍾》之類的書籍,有時在竹躺椅上看着看着就鼾聲大作睡着了。與人交談多睿語,時不時引用古人名言。一手柳體楷書也頗見功力。

父親體格魁偉,以力大聞名。重修石獅橋時,正是而立之年,挑天平四百多斤重的山石,相當於五百六十市斤,超出了槓稱的稱量能力,一時之間,名傳四方。瞬間負重,或許有人能超越五百市斤,但長時間挑運,非一般人所能辦到。

爲了生計,也爲了跑碼頭長見識,父親還替本地的富商當過長途挑夫,到溫州寧波挑私鹽和棉花。

到台州挑私鹽最爲驚險。因爲鹽是政府控制的徵稅物資,從台州到東陽,關卡林立。爲免鹽兵圍追堵截,貨主往往要求挑夫白天休息,晚上趕路;不走大道,專揀荒僻小道。或遇緝私鹽兵,則慌不擇路,在叢山密林中輾轉,被鹽兵打死者也有之。但只要活着,這擔子就不能丟。那私鹽爲天平一百五十斤,合二百多市斤,再加上籮筐及隨帶生活用品的分量,這擔子總重在二百三十斤上下了。試想,溫州到東陽五百里路程,挑着那重擔走大道尚且不易,在深山密林中穿行,其艱辛又當如何?

相對於挑私鹽,到寧波挑棉花危險性少得多了。但由於同樣的重量,棉花體積大,颳風下雨天氣,也相當辛苦。

生產隊時期,挑欄肥,也常在四百市斤上下。因此,父親所用的挑欄肥工具——“絡架”就需特別堅實。我爲他用棗木特製了兩副。他使用的鋤頭洋鎬等農具比一般的粗大厚重,別人沒法用。

六七十年代,送公糧到良渡糧站,其時手推獨輪車還不普遍,大多數人肩挑送糧。一般人挑兩籮,約合一百七八十市斤,父親則籮筐相疊挑四籮,有三百五六十市斤。去世前兩年,七十一歲了,已生過一場病,身體遠不如前了,還從八面山挑下了一擔重達二百六十多斤的松椏。由於他挑的分量一般人無法承受,因此也無人能接擔,他也只能獨自一人挑到目的地。他說,那擔子不論多重,只要站得起來邁得開步,重量大小是無所謂的。

力氣大的人耐久性也往往較好。父親幹活總以活計的進度爲限,從不考慮喫飯時間的遲早。有時到了下午一二點鐘,還不見回家喫飯。晚上七八點鐘回家是常事,他非得把那活幹完了才收工。汗流如注的炎炎夏日,一般人在大太陽底下幹活,得常常喝茶水解渴,可父親好像特別耐渴,很少飲水。

父親幹活速度並不很快,但十分仔細。如割柴割草,被割之處必定溜光;如整地,必定平整如鏡。土地承包到戶後,他常嫌我幹活只圖快太毛糙,經常替我返工。

生產隊時,父親老是當耕田手。一個生產隊裏,犁耙耕耖全會的人不過四五人,耕田手的地位相對高一些。父親喜歡幹這活,倒不是地位的原因,而是幹這活相對自由,又不用自帶農具,而且與另一耕田手吳祥智十分投機,一起幹活時間過得快。此外,這還同父親對牛的感情有關。我家自解放前就飼養耕牛,那耕牛歸了公,但對耕牛的感情卻依舊未變。父親常說牛是爲人類付出最多的動物,牛的忠誠、溫厚和善良遠非其他動物能比,一定要善待牛。生產隊養牛是固定幾戶養的,個別養牛戶農忙時沒有將牛餵飽,父親那剛直的性子就會上來,和那養牛戶理論。在耕田的間隙,也常常牽着牛去喫草,而這並非耕田手的職責。

父親一生中擔任的最高職務是生產隊的副隊長。他受道家思想的影響,以無官一身輕爲人生信條。擔任這個副隊長也是迫於衆人信任,盛情難卻。既然擔任了此職,他那嫉惡如仇、寧折不彎的性格就免不了得罪人。雖然讀書不多,但很有幾分讀書人的迂腐和固執,這中間又多少摻雜着中國農民的淳厚、質樸和善良。

家庭經濟狀況一直處於東支西絀捉襟見肘的困境中。爲了改善家境,父親曾到本省的龍游、開化、衢州,江西的橫峯、貴溪,安徽的祁門、黟縣、休寧、屯溪等地做工。由於沒有手藝,只能憑氣力做普工掙錢。

到徽州做工是在60年代初,那時饑荒威脅着許多人的生命。父親也得了長期嚴重缺乏營養引起的浮腫病,臉部和腿腳如同被蜂螫過一般腫脹,但只需略略補充營養便可退去。那時野菜樹皮已成了主食,糧食極爲珍貴,政府配給的米皮糠就成了退浮腫的“良藥”。米皮糠,顧名思義,是稻穀脫殼後成爲糙米,再由糙米加工成食用米過程中產生的介於糠與米之間的灰白色衍生物。那東西我也喫過,炒過以後香氣撲鼻。但如果放到現在來品嚐,可能另當別論了。

春種秋收之時,父親和姨父還常到大智寺打短工。大智寺佔地較廣,僅和尚夏炳火一人,年過花甲了,收種時根本忙不過來。連襟倆給他幹活沒有工資,純粹是爲了填飽肚子。那夏炳火用長了蟲子的陳年麪粉給連襟倆擀麪條喫。夏氏一邊唱着歌,一邊擀麪條,那鼻尖上的鼻水掛了幾寸長。現在的人看到這裏,可能連餓三天,龍肝鳳髓放在面前也無法下嚥。那是因爲現在的人沒有經歷過的歲月,沒有體味過那咬肌噬骨的飢餓感。在活命成爲頭等大事的時候,講究衛生就成了奢侈的事,我們沒有理由嘲笑先人們爲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作出的選擇。我姨父常說,眼不見爲淨,嚥下三寸(指喉嚨)便有氣力。在那樣的生活艱難中,這何嘗不是一種積極的生活理念和生存方式?

當時許多村人多到皖贛兩省謀生。村人吳貴達是個木匠,約父親到皖南打工。去了兩個月左右,寄回一封信及五十元錢。這是父親生平很難得的家書,因爲父親文化程度雖然不低,但動筆的機會極少。人一旦不習慣做某件事的時候,往往不會去做。父親之吝於動筆,原因大概在此吧。

那一年回家過年,義烏下了火車後,已經沒有到橫店的汽車。天寒地凍,大雪紛飛,父親就挑着擔子步行八十華里回家。帶回的是工地上丟棄的鐵釘、鐵絲、螞蝗釘之類,還有徽州特產的毛竹匭。那些鐵釘鐵絲螞蝗釘都在1974年房子轉向大修中被我利用了,那些小的毛竹匭用於盛菜籽之類,大的作了我到湖溪一中讀書時的帶菜器皿。這些東西不值錢,但分量頗重,挑到家裏後,被母親數落了一通。帶回的除了這些東西外,還有徽州的民情風俗掌故。

父親帶回這些東西,純是節儉的天性使然。他容不得暴殄天物,自小就不寬裕的家境造成了他惜物如金的習慣。他常用朱子格言“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自勉且身體力行。一件長衫穿了幾十年,一雙解放鞋和一雙半筒套鞋穿了十幾年。那自奉的節儉是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象的。

父親五十歲的春節是在江西度過的,推想可能與工期緊張或節省路費有關。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不在家過年。打工期間,還到過蘇州、南昌、景德鎮等地。但終其一生,足跡未出浙蘇皖贛四省。

八面山周圍是舊屬四十四都的範圍,人口密集,山林稀少,燒一日三餐的柴禾就成了問題。民諺雲:“有囡不嫁四十四,半年稻茬半年刺。”說的就是這裏的柴禾以農作物的秸稈和棘刺爲主。因此,到外地割柴是這兒人們每年的必修課。

入秋以後,周邊的南上湖、烈光塢、後巖塢、廣上、後山店、後山塢、白竹塢、王潭等地陸續開山。所謂開山,就是劃出部分山林開禁,可以自由割柴。每當此時,人們就像迎接重大節日,早幾日就開始做準備工作,結好稻稈縛,磨快砍柴刀,修整好扁擔緪索。開山那天,帶上番薯和蒸餅,穿上草鞋,凌晨二三點鐘就結伴出發了。因爲開山的時間就那麼一二天,必須抓緊時間。

父親出去割柴的場景我實在是太熟悉了。別人下午三四點鐘就到家了,而他還是老習慣,過了喫晚飯時間還是不見人影,讓人擔心。但他那一擔柴草有時抵得上別人的兩擔。有幾次浼了表兄沈明忠前往。後來用上了手推獨輪車,但下陡坡時反而增加了危險。1976年,到南上湖水庫裏邊的廣上割柴,在下水庫大壩時摔倒,骶部被路上石塊戳了一個創口。此後發炎發燒,大約過了半來個月才痊癒。其時我在橫店中小學任教,住在我那裏,常唸叨祖父是六十三歲那年去世的,他也快到那年紀了,況且杜鏡清(後山店東村人,看相頗有名氣,我曾認他爲“親伯”)給他所批的“八字”雲:“六十二歲,過後再批。”言下之意,那六十二歲是一道鬼門關,邁不過去的。我則以生死豈有前定寬慰他。他也比較達觀,一拿起書來,在與古人的神交中就漸漸釋懷了。

外地的柴要不辭辛勞去割,八面山的柴自不會放過。別人不敢或不願要的棘刺就成了父親的目標。凡經他割過的地方,必像剃刀刮過一樣。那時八面山的柴草遠不如現在茂盛,要割就得寸草不留。從山林恢復的角度看,這當然是不利的。

一路寫來,似乎大都與父親的力氣大相關。而這確也是父親助人的一大資本。1958年,許多人被派到現在已淹於橫錦水庫庫底的浦潭挑運木炭,被派的村人許錫林還年輕,氣力還不是很好。父親就自己挑了一段路後,返回去替他挑。生產隊裏施肥的時候,有勞動力的人家總是先把自家的肥料先挑出去——因爲這肥料也要按照肥度計算分紅的。那些沒有勞動力的人家只能眼看着自家的肥料不能變成人民幣,心裏夠焦急的。父親就幫這些人家解決困難。

這個“挑”字似與父親的命運有着不解之緣。198646日晚七時,我剛從天台回來,表妹夫趙明亮來了電話,說父親在下午挑黃沙到“老倌”(村內地名,因有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石雕像而得名)時吐血。聞此消息,十分震驚,急忙趕往橫店醫院,父親失血後面色蠟黃,叔父洵苗和表兄嘉昌在病牀旁陪着。醫院診斷是胃出血,是胃底靜脈破裂所致。住了六天後出院了。這一年父親七十二歲了,這次大病使其元氣大傷,一年後就去世了。

病後在我這裏住了一段時間,在名老中醫張錫林那裏喫了幾個方子的中藥。那年的夏收秋種,他還是拖着病體去幹活。大病之後,氣力大不如前。以前根本不當一回事的谷擔,挑起來也有些喫力了。

延至次年春,身體每況愈下,做了幾回胃鏡,確診爲胃癌。是長年累月的艱苦生活和三餐不定時對身體的報復。去世的前幾天,他的腹部堅如石塊。他說疼痛之時,腹內如同刀砍斧斫。正是他異乎尋常的忍耐力,才減輕了我們不能爲他分擔痛苦而產生的痛苦。

捱到1987427010,父親終於離開了這個既讓他痛苦又讓他留戀的世界。父親一直到去世,頭腦都十分清醒。去世前五分鐘,還擔憂我疲勞支我去睡覺。

父親平靜地走完了他的一生。這一生,並沒有轟轟烈烈的傳奇故事,也沒有跌宕起伏的曲折經歷。但父親身上,似乎匯聚了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所具有的許多特點,憨厚質樸,敦誠善良,勤勞節儉,堅忍負重,樂天安命,與世無爭。但耿介自持中又有幾分固執迂腐,寬厚仁愛中又有幾分婦孺情懷,嫉惡如仇中又有幾分不近人情。人,就是那麼複雜。父親所經歷的生命時段,是中國歷史上變革最爲劇烈的時期之一。對突如其來的社會變革,對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對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父親免不了迷惘困惑。我想,父親最適宜於那種平和安詳的農耕盛世。對於任何一個生命來說,其悲劇的色彩遠大於喜劇的因子,對父親那樣典型的中國農民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寫父親,我的筆前所未有地沉重。對於父親,我想每個人都會有許多難以言表的情感。我無意拔高父親的形象,也無意矯飾,爲尊者諱。我只想用我拙笨的筆和辭不達意的文字將我記憶中的父親如實記錄。每當想到父親,那穿着長衫的高大身影就浮現在我的眼前,久久揮之不去。在父親去世12週年之際,謹以此文表達對他的懷念。

 初稿於1999.4.27父親一紀之忌日

 整理完稿於2008.3.20晚

查看原文 >>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