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是有针对性的定向调控，且额度总量较为适度。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主要用于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是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精准滴灌。在相关政策引导下，商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已经呈现出规模不断攀升、贷款重心逐渐下沉的特征。2018年前三季度，我国债券市场发行债项评级在AA-及以下的债券总计177.69亿元，较2017年同期下降54.99%。在市场风险偏好趋于保守的环境下，较低的评级水平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发债的最大难点。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创新，增加了民营企业发行债券的增信手段和工具，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债券违约风险，有助于调动债券市场投资者积极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限制民营企业发行债券融资的业务门槛。

盛松成：人民银行通过再贷款提供部分初始资金，引导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并非为民企信用风险兜底，更不是“量化宽松”。事实上，究竟为哪些企业的债券提供增信、如何定价，主要还是依靠机构的专业判断，依靠市场的力量。人民银行提供的初始资金主要起到引导、撬动作用，从而推动社会资金参与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央行应把握好提供资金的适度规模。只要市场能对民企信用风险的评估回归理性，央行引导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信号意义其实更大，甚至并不一定需要动用大规模资金。对于机构来说，通过合理评估和理性判断，为有财务可持续性和发展潜力的民企提供资金支持也可能是比较好的投资机会。有机构测算，目前信用债的违约规模与违约率实际是低于银行贷款的。2018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81%，是信用债市场违约率的十倍。

彭文生：金融的问题是顺周期性，顺周期性来自两点，信心波动和杠杆。2015年股市下跌受场外配资的影响，这次股市下跌的一个技术因素就是股权质押融资逼近平仓线的影响。外生（基础）货币增长是应对信用紧缩的关键。随着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的深化，比如房价明显下跌，商业银行和央行同时缩表未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一是土地财政，其天然的顺周期性和一般财政的逆周期操作相反。随着金融周期下半场深化，需要加大政府发债支持的正规财政扩张，来对冲土地财政的顺周期紧缩。其二是经常项目顺差下降，国际收支约束开始显现。总而言之，当前问题是，在微观层面要面对金融的顺周期性带来的信用紧缩包括债务违约和重组。在这样的内外大环境之下，宏观政策需要超常规的思维。第一是财政政策，我们到底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第二，在信用紧缩的情况下，央行怎么投放基础货币，怎么扩表来对冲商业银行信用紧缩？

崔历：人民币汇率不会持续贬值的几个理由：首先，推动美元升值的动力不足，新兴市场持续撤资的压力不大，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望减轻。我们认为美元指数在2017年初已过本轮周期高点并进入波动走弱期。其二，国内货币宽松的空间受限。一是周期条件和通胀。未来在成本上升，大宗商品价格反弹，贸易关税，和汇率贬值的多重因素下通胀预计仍会进一步上行，货币政策转向防通胀的必要性上升。二是流动性放松支持经济的功效在减弱。我们的流动性指数与2009/2015经济最低迷时相仿，已近历史的宽松高位。其三，中国国际收支仍有支持，产品升级比汇率贬值重要。维持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的判断。预计明年汇率回升至6.6左右。年内汇率主要压力仍来自美元走势 -由于油价高企、联储鹰派、欧洲政局等一系列因素美元预计维持区间强势。四季度中国贸易增长预计比三季度偏弱也是一个小幅的负面因素。人民币相对美元汇率预计继续承压维持在6.9附近。

高善文：受基建投资拖累和消费继续走低的影响，三季度经济数据总体偏弱。房地产投资出现回升，但随着销售的普遍回落，其趋势恐难维持。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持续回升，令人迷惑。信贷和社会融资数据不及预期，但9月当月的非标利率出现较为明显的下行。短期数据扰动是一个可能的原因；此外，值得考虑的变化是：房地产和基建融资需求持续回落，超过了非标供应的收缩力度，这无疑需要更多的数据来确认。如果这一观察能够得到证实，那么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局面有望开始缓解。随着上证指数跌破重要指数关口，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措施，以提振市场信心，这有望推动权益市场阶段性反弹。然而，市场的许多深层次的困扰是否能够缓解，仍然需要观察下一步的政策落实情况，经济数据变化和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诸多事项的进一步发展。

李湛：距离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两周时间，根据最新的权威统计数据，国会方面，民主党将很大可能重夺众议院多数派，而共和党则仍然把持参议院的控制权。州长方面，共和党继续占据更多的席位，但是对于民主党的相对优势明显减少，并可能丢失部分摇摆州。中期选举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化，一方面是保守派向“特朗普主义者”转变，而另一方面则是朝向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迈进，并公开表达对“特朗普主义”的蔑视。共和、民主两党内部的中立缓冲空间逐渐消失，两党从财税、医保、移民、国际贸易等领域矛盾冲突加剧，同时两党候选人的意识形态也在往两极收敛，这种严重对立的形势将在未来国会以及法院继续延续。失去众议院将使得特朗普的个人权力的扩张受到了抑制，并压缩了其在内外政策选择上的空间以及时间，基于美国经济可能发生转折的预期以及共和党即将丢失众议院的压力，特朗普的对华态度可能发生改变。

廖群：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放缓4个百分点是3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进而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内地的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主要的财政政策工具之一，加速基础设施投资的效果虽9月开始显现，在整个3季度很小，反而前期财政从紧的效应仍在持续。鉴于贸易战对于出口的影响将从4季度开始显现，估计4季度出口增长将放缓5％以下，进一步拉低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左右。这样4季度经济增长势必跌破6.5％而向6.0％靠拢。在这一形势下，政府应该赶快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速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加快项目审批以及松绑一些前期规定，使其增长在今年4季度有所回升，明年显着回升，进而确保今年6.5％，明年6.0％的增长目标的实现。

潘向东：民营企业遭遇“寒冬”主要归结为四个原因：一是金融机构“嫌贫爱富”。在经济回落大环境下，很多民营企业由于银行信贷资金收缩的过程出现流动性紧张而被迫破产；二是打破过去的激励兼容机制并没有建一套新的激励兼容机制。地方政府官员从过去追求GDP规模的扩大转变到“工作免责”，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发生转变；三是在反腐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部分民营企业被“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追索原罪；四是民营企业在过去经济向好的时候扩张过猛，抗风险能力弱。化解民营企业的当前困境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一是强制要求银行的民营企业信贷比例；二是建立新的激励兼容机制；三是在治理整顿的时候，给民营企业留缓冲时间，避免瞬时关停。

邵宇：在民营企业出现流动性和偿付危机时，国有企业“驰援”民营企业是双赢，并不构成“国进民退”的证据。当前强调“三角形支撑框架”概念，是希望通过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疏通传导机制，让银行给予适当资金支持，促进企业良好的融资和发展，同时也对稳定资本市场提供支撑。从长远角度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通过适当放开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的上市条件、推动海外优质中概股回归、构建新三板转板通道等方式增加市场供应，构建灵活的转板机制和严格的退市制度。

沈建光：贸易战能不能达成妥协，最好的机会就是两国首脑会晤，就是11月份在阿根廷的G20。最近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一是中国最近恢复了从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以及对石油的重新进口。二是最近中国的主流媒体描述中美贸易战的口风都在改变。贸易战中最主要的是中期的技术竞争，美国现在把中国制造2025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在内忧外患下中国的对策，是非常清醒和明智的，现在的口号就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中国的市场还有两大优势，一是农村消费的潜力巨大。包括农业税的取消和对农村的补贴，还有扶贫的收入。二是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和旅游，交通、教育、文化、通讯、医疗保健的支出都在上升，中国的医药市场的改革开放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发掘。同时，大湾区、“一带一路”都存在很大的合作发展空间。如果贸易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的话，那么明年的经济形势会比今年要乐观一点。

陶冬：最近的通货膨胀前景开始变得严峻，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有四大心病，2019年通货膨胀可能继续升温。第一块心病是工资通货膨胀。亚马逊大幅调高最低工资，美国全方位遭遇着劳工荒，作为服务性经济，工资上涨对物价水平影响重大。第二块心病是汽油通货膨胀。石油价格从底部翻了一倍，原油价格每桶八十美元对美国汽油价格影响颇大，直接压缩消费者在其他领域的购买力。第三块心病是贸易通货膨胀。美国对入口中国产品大面积课征关税，带来的物价压力在今年的圣诞销情中就会体现出来，并体现在CPI及PCE指数上。第四块心病是增长通货膨胀。特朗普减税所带来的增长效果正在全方位地体现出来，美国经济增长处在金融危机后的最强状态。

伍戈：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主线。然而，近期该领域正发生微妙变化：去产能方面，明令禁止“一刀切”；去库存方面，棚改货币化正在减弱；去杠杆方面，杠杆率增速已触底反弹。供给侧改革已转向节奏趋缓的下半场，这将对未来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在过去总需求具有韧性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得以大力推进。经历两年多的调整，相关领域已出现深刻变化：工业过剩产能初步出清，房地产库存明显去化，宏观杠杆率增速降至阶段性低位。这些都使得未来宏观经济具备一定的“轻装上阵”条件。展望未来，前期去杠杆的滞后影响使得总需求仍将继续承压。但去产能政策减弱有助于松绑制造业投资，库存低位则使得房地产投资短期仍具韧性，近期去杠杆政策的边际调整也有助于缓冲未来经济过快下行。当然，高质量发展更取决于深层次的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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