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不记得在电影院里看过多少场电影了，除了参加片方的首映式观影活动，在印象里，当电影片尾曲响起，总会有观众陆续站起身，三三两两走出影院，无一例外。

9月30日晚七点，我在北京某影院观看了影片《我和我的祖国》。电影主体部分放映结束后，响起了《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大屏幕上播放的是全国各地群众对祖国70华诞送出祝福的mv剪辑。超过四百人的杜比巨幕厅里，没有一个人离场，左右两位观众都在用听得见的音量一起哼唱着这首歌，直到片尾曲歌声从头至尾放映完，观众们自发鼓掌后，才陆续有人起人离开。

2小时35分钟的电影，长长的片尾曲响起，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开？为什么在那种情境下，提前离开，就似乎“少了点什么”？

答案可以通过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1934-2006）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来找。

几百名观众，在同一时空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之时，通过这样一种共同的观影方式，完成了一种仪式，这种仪式中有每一个人独特的回忆。

仪式是什么？作为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一种文化现象,“仪式”是文化人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有学者提出，仪式具有重复性。也有学者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承担着产生和复制社会关系的作用。还有人提出，仪式建构了一种象征体系。

仪式作为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方式与符号表述，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正如英国人类学家菲奥纳· 鲍伊指出的“仪式有许多功能，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在群体或社会层面上，它们可以成为情感的渠道并表达情感，引导和强化行为模式，支持或推翻现状，导致变化，或恢复和谐与平衡”。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按照凯瑞的说法，从19世纪传播一词进入公共话语，就形成了传播观：一种是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一种是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communication)。凯瑞提出，“在我们思想的最深处，对传播的基本理解仍定位于‘传递’这一观念。即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凯瑞认为，仪式观才是传播的起源与传播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的、有意义的、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陈力丹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或许比传播的传递观要深刻一些。

传播仪式观着重揭示意义，着重分析构成仪式传播和仪式化传播的符号意义和建构，更接近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性”。仪式更是一种信仰和价值的整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

影片《我和我的祖国》被7位导演分拆成7个小单元，讲述普通人与国家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聚焦大时代大事件下，小人物和国家之间，看似遥远实则密切的关联。影片中的7个故事是7位导演自己心中深受震撼、难以忘怀的历史瞬间，也藉此唤起所有观众尘封的记忆，在整个观影过程中，在70周年国庆这样一个特殊时刻，《我和我的祖国》的观影行为更多意义上变成了“一种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

凯瑞的精神导师约翰·杜威把传播视为“参与”、“共享”。杜威广被引述的一段名言是，“在共同(commom)、社区(community)和传播(comunica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上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他们必须共有的事物包括……目标、信仰、渴望、知识等。”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总导演陈凯歌对整部影片立意的解读，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约翰·杜威对于传播“共享”、“参与”说。陈凯歌说，“这部影片所描写的不仅是7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成就背后，推动这个改变发生的中国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故事，大家都是其中的一员”。

影片中，有迷途知返的少年流浪兄弟，国防科技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第一名五星红旗升起背后的工作者，也有香港回归谈判桌上分秒必争的中方代表，令人啼笑皆非又不禁动容的出租车司机，把女排决赛“搬到”上海弄堂里“现场直播”的少年，“备飞”的女飞行员……影片成仙了一幕幕令人热泪盈眶的画面，一个个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间。影片中的故事，既指向一个个具体的人，又不仅仅指向那些具体的人，这些人的故事以小见大，构筑了每一个小“我”和“我的祖国”在值得铭记的历史瞬间紧紧相依的记忆。观众们在观影过程中，确认了一种存在感，体认到一种拥有共同文化的家园感和仪式感。电影创作离观众的心理距离越近,带来的“共享”可能性越大。

在《我和我的祖国》这部影片中，种种瞬间更多是回放和唤醒，而非传递新知。正如凯瑞所说，“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它不是一种传递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传播的仪式观核心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

同样，将《我和我的祖国》这部影片的观影行为作为一种仪式来看的话，这部影片在视觉传达方面也糅合了无数新中国和华夏文化内部共享的象征符号。其中，有直接呈现国家象征意义的符号，如国旗、国徽、国歌等；也有中国红、秧歌、舞龙、华丽的彩车等一系列隐喻性质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作为召唤传承的仪式道具，成功地唤起了民族的共同记忆。影片中不同单元的故事，以浓缩的方式将价值观、信念、忠诚等理念投射给每一位参与者和观众，使抽象的概念以生动具体的形式被社会分享和理解。

个人观点，《我和我的祖国》这部影片并不是完美无缺，过于分散的7个单元虽然讲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但总体上连贯性并不理想，每个单元的故事在叙事方面也略显单薄，但尽管如此，影片还是成功地勾连起了一段段难以磨灭的全民记忆。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特有的传统及仪式，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总是希冀在民族共同体及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找到民族主义的力量与韧性，建构其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在共同时空的观影行为中，通过分享仪式过程，观众与其他人取得了内在的联系，也获得了对现实的共同理解。

《我和我的祖国》电影的观影过程中充满着仪式感，而这种仪式感所带来的凝聚力和情感的流动，让每一个深处其中的观众都被感召，被联结，被鼓舞，被认同，被震撼，被激励，被抚慰，而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电影曲终之时，观众才迟迟散去的罕见现象。

参考文献： [1]胡翼青,吴越.凯瑞的“仪式观”: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困局[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06):49-60+127. [2]樊水科.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詹姆斯·凯瑞如何被误读[J].国际新闻界,2011,33(11):32-36+48. [3]王英.媒介仪式:国庆60周年庆典及其媒介呈现探析[J].新闻记者,2009(12):15-18. [4]姜红.“仪式”、“共同体”与“生活方式”的建构——另一种观念框架中的民生新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6(03):68-76+109. [5]陈力丹.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一种仪式?——关于传播“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讨论[J].国际新闻界,2008(08):44-49. 【6】Edgar,Sedgwick (eds.)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P340 【7】【英】菲奥纳· 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第173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作者韩秀，头条传媒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