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从古至今都有，其实，暗杀之所以存在，这和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很大关联。就拿清末民初这段时期来说，暗杀就如一股暗流在风云变幻的民国初期不断涌动，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潮，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肆意扩张开来。

其实，有关民国的影视作品中，暗杀也是最狗血又平常的桥段了。事实上，暗杀也确实是民国时期最频繁的恐怖活动。可以说，暗杀在中国也算是“历史悠久”，荆轲刺秦失败后，不也说“事所以不成，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革命家和朝廷之前的暗杀较量——清朝后期，革命家和清政府在政治上的较量不分上下。革命党虽然无法当权，因为，没有政权在手，没有兵力和财力和清政府直接对抗，但是，为了革命的成果，他们会从事暗杀行动，把朝廷的重要人物或是阻碍革命的关键人物暗杀掉。可以说，这种局部范围的暗杀活动对清朝政府来说就是“暗地里的一把刀”。

之后，随着革命党活动日益频繁，清政府已如落日黄昏，但是，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清政府对革命党的残害丝毫不手软，明里暗里都痛下杀手。朝廷对权力的向往接近疯狂，古代皇室争权夺位，即使父子兄弟都不含糊，更何况几个革命党，因此，清政府对革命党的杀戮无处不在。即使有些革命党人躲到租借地或是有洋人罩着的地方，清政府也不惜花银子买通杀手进行暗杀。

民国军阀混战暗杀成社会常象——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可是，胜利果实已经被各路势力刮分了。军阀混战，朝廷、政党争权，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社会环境更是混乱不堪。所以，暗杀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主流，甚至，多方势力宁愿选择暗杀来解决矛盾和争端也不愿坐在座子上谈判。特别是军阀，在他们看来，用暗杀来解决一些人既高效又能省去事后的许多麻烦。

甚至大军阀还成立自己的暗杀机构，相当于古代的“东厂”、”西厂”。而暗杀的对象范围也很广，主要是针对敌对势力的头目和一些对时局有意见的文人墨客。在军阀统治下，无论是谁，一旦对己方势力不利，都会被斩草除根，而暗杀是除掉他们最好的方式。

在这个时期，吴樾于1905年在北京弹炸五大臣；1907年，徐锡鏻在安庆射杀巡抚恩铭；1910年... ...同样受到日本暗杀文化的影响，朝鲜也出现了1909年安重根暗杀日本政要伊藤博文的事件。

宋教仁在车站光天化日被暗杀：

民国政府即将就任的内阁总理宋教仁就是在1913年被暗杀，在宋教仁去往火车站的路上，就隐约感受到被人跟踪了。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发生的不只一次两次了，在暗杀势力无处不在的当下，就算再警觉也无法避免被跟踪。

就在宋教仁马上到达检票口时，一个黑衣人从人群中猛然间来到他身前，对着宋教仁的胸口迅速的开了几枪，随后，便消失在了人群之中。虽然，宋教仁被及时送医，可是，还是因为失血过多去世，这个民国内阁总理的位置便没有坐成。

而暗杀他的正是受赵秉钧指使的手下，而赵秉钧正是袁世凯的心腹。可以说，这种明目张胆、光天化日的暗杀在民国时期不占少数。

史量才案：

民国时期社会混乱，文学力量也不甘示弱，更多文人更是把手里的笔当做抢来和军阀对抗。《申报》是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史量才作为老板，虽然是个商人，可是，他却充满着爱国热情。在他的理念的影响下，《申报》无惧军阀势力，评论时政，言语犀利。甚至，他们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评判“国民党不联合抗日，而是枪口对内残害国人”。

在1931年发生“珍珠桥惨案”后，《申报》更是大力批判国民党，指责国民党对手无寸铁的大学生进行的残忍镇压是惨绝人寰的行径。这让蒋非常愤怒，并找到史量才对其言语中透漏出威胁，如果，他继续让《申报》“乱说话”，那么，蒋的一百万军队就会让他以后不能再说话。可是，当史量才在选择这条路时，就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最终，在沪杭道上发现了史量才的尸体。

清末民初的暗杀归根是社会乱象的土壤滋养——清末民初，清政府腐败无能，面对外来殖民侵略的步步紧逼，清政府更多的是选择妥协退让。可是，青年义士无法接受国破家亡的命运，他们奋起反抗，但力量单薄，无奈之下便选择暗杀来寻找报国的出路。

而后期的军阀割据，更是为暗杀这一方式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军阀势力设立暗杀机会、制作暗杀名单，在民间更是有些为钱趋势的一类人专门把暗杀作为生钱谋生之道。最终，“杀人换钱”就成为社会司空见惯的乱现象。

社会稳定暗杀风潮逐渐褪去——随着后期武昌起义成功，新的政权开始建立。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暗杀逐渐变的越来越少，人们从物质生活条件再到思想文化的都一步步在提高，对暗杀也逐渐冷漠，最终，文明的脚步把暗杀逼得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资料：

『《刺客：民国刺杀大案》、《民国暗杀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