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学本身，社会、家庭都应该参与到生命教育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扭转部分大学生走极端的情况。毕竟，生命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连日的北风吹来了蓝天、白云，把北京这座千年古都装扮得十分美丽，但无数飘然而落的叶子，却显得格外寂寥，让人不禁生出悲秋之感。

而最近发生的几起大学生自杀事件，更是给这个深秋蒙上了一层寒意。

就在不久前，大学生田苗选择了在她24岁生日这天结束生命；一天后，26岁的侯京京的遗体出现在钱塘江上。

无论是田苗所在学校在声明中所说的“该生因个人原因选择离世”，还是侯京京在微信朋友圈中写到的“可能我只是不太喜欢，也不太适合这个世界，所以再也不想多做停留了”，留给世人的除了无尽的惋惜，还有他们内心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本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们却为何选择早早地离开人世？我们的教育，除了知识教育、能力教育之外，是否更要关乎生命？

 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死亡从来不是人们愿意去主动触碰的话题，甚至为了避讳，古人还创造了“作古”“谢世”等婉称。

但现实却一次次摆在世人面前，拨动着人们心底那根伤痛的弦。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发布的首份全球预防自杀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有80万人死于自杀，大约每40秒就有一人死去。自杀在超过50岁的人中较为常见，但也是15～29岁年龄段青少年的第二大死因。

另据原国家卫生部公布的《2013版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自杀在中国人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在15～35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居首位。

虽然数据略有差别，但对于大致位于这一年龄段的大学生来说，自杀无疑是一个潜伏的杀手。

而这些自杀的大学生，往往还是多数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比如侯京京，从名牌大学本科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另一所名牌大学的直博资格。

在平时，他们还常常被同学认为是积极上进、品学兼优的人，与自杀“八竿子打不着”。

“至于他们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路，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某高校心理学教授余波指出，论文课题被否定、与导师相处不畅、情侣分手等，都可能让他们产生无助甚至绝望的情绪，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形成自我心理上的恶性循环，很可能就会走极端。

对此，大连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胡月作出了进一步解释。

她指出，大学生出现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表面上看是由学业挫折、人际挫折和失恋等生活事件所致，但背后所隐藏的，是大学生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是生命目标的缺失以及成长历程中生命教育的缺失。“要知道，大学生对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的理解，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乃至行为。”

 为了生命的教育

实际存在的生命问题，催生了生命教育。

1968年，美国作家詹姆斯·唐纳德·华特士提出生命教育的概念，倡导以“正确的态度保持生命”，并在加州地区创建了诸多践行生命教育理念的学校，这被认为是现代生命教育的开始。

在我国，自教育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生命”及其与教育的内在关系并进行解读至今，生命教育也走过了近30个春秋。

那么，到底什么是生命教育呢？

“最通俗地说，就是‘为了生命的教育’。”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肖川曾撰文表示，生命教育是教育哲学层次上的教育概念，是价值论意义上的范畴。

在他看来，生命教育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确立生命尊严的意识，高扬生命的价值，使他们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它是对应试教育、就业教育、技能教育等仅仅服务于学生的生存竞争教育的扬弃和超越，是引导学生珍爱生命、敬畏生命、感恩生命、享受生命的教育。”

2010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明确提出，要“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这标志着生命教育正式上升为国家教育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多所高校成立了生命教育研究中心，越来越多高校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举办相关讲座与活动。

“可以说，这些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让更多大学生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但现实是，依然时常有大学生自杀的消息见诸报端，这让我们感到唏嘘与痛心。”余波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与自杀者相比，拥有自杀念头的‘潜在自杀大学生’的比例要高很多。”

2015年，山东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曾对中国大学生的自杀意念，以及社交网络、应对策略在减少自杀风险上的作用展开研究，5972名大学生参与调查。其中，有自杀意念的学生占到16.39%，他们表示自己在近一年内有过自杀的想法。

 一种错误的导向

基于以上事实，在胡月看来，如果笼统地说是大学的生命教育出了问题，这难免会有失偏颇，“因为生命教育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生命教育并没有被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反而是知识教育极为重要。但现在整个社会的知识教育并不是教人如何生活得更幸福，而是如何变得更富有。”余波补充道，必须承认的是，将来要出名、过上好生活、让别人看得起等，是整个社会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并且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追求。

而当物质上的追求更多时，精神领域的探讨自然而然会减少。

“反映在学生身上，就是忽略了对生命意义和价值本身的追问，从小到大都没有在精神领域种下这颗种子。”胡月说，人除了物质生命，还应该有精神生命，而后者的弱化，“会让学生变得像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凡事都围绕着自己的那点利益和想法。当利益无法实现时，就会产生心理落差和痛苦”。

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看来，即使有了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正确认识，也无法从根本上避免大学生自杀或拥有自杀意识。

他认为，这是心理上的问题，在某个特定阶段，他们解不开心理上的疙瘩，纵然知道生命的可贵，仍可能觉得这样的生命没有意义，如同行尸走肉。

这时，在他们的意识里，其他价值就会高于生命价值。

这一观点，在陈恪（化名）的故事里得到了印证。

陈恪大三那年失恋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情绪低谷，白天窝在宿舍里看电影、睡觉，晚上就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溜达。

“知道生命可贵，但是找不到出口，那种心理上的压抑无处宣泄。”如今谈起往事，他摸了摸手腕上的刀疤，有些苦涩地笑了笑，“现在看其实并不算什么事儿，但在当时，怎么都走不出来，也不知道可以找谁寻求帮助。”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正如前文所言，作为教育的重要一环，高校也在日渐普及生命教育。但在程方平看来，其中多数还是站在校方立场，以学生“不出问题”为导向，并没有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需求和感受。

“大学里有很多党团组织、学生组织，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多数流于表面，对于恋爱、学业、贷款等问题，学校并没有主动去关注。”他说，他曾接触过一些高校管理学生的干部，觉得他们像“监狱长”，没有笑容，没有热情，没有主动的心，“这些情况，不是开一门生命教育课就能解决的”。

当然，对于开设生命教育课程这件事，程方平非常肯定，但同时他也强调，更要有意识地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淡漠，高校要更加贴近学生生活，不能仅仅讲授生命有价值，还要完善相应的求助渠道和疏导机制，让大学生觉得学校是可以依赖和信任的。

此外，他还提醒，开设生命教育课并不意味着生命教育就变成了任课教师个人的事，“这就好比是思想教育，如果只在政治课上讲，那么它就是一个专业，很难变成一种认同。而真正好的思想教育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比如在数学课上也可以进行”。

因此，生命教育不能仅仅成为大学的一门课程，而应该渗透在各个环节当中。“比如，除了生命教育公共课之外，其他学科的老师、各种学生组织、学校服务机构都要参与进来，而且不能表面化、贴标签，而是要变成一种贴心的服务。”程方平说。

至于不具备专业生命教育知识的老师如何开展相关教育，余波认为，这并不构成什么大的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课，只要贴近学生的实际和生活，贴近学生的情感，更多地去关注个体的内心，都会受欢迎。很多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打开心扉”。

胡月补充道，除了大学本身，社会、家庭都应该参与到生命教育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扭转部分大学生走极端的情况。“毕竟，生命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中国科学报》 (2018-10-30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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