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一年多之后，内战打起来了，刚离火海的家国重回风雨飘摇。张子文没有再次从军，他选择了远离自己人的战争，此时的仍留地方当是老人的主动抉择，因为那时的国军是再一次急需军事人才的。重新补习过英语后，张子文是否即往保山市一中任教我没询问过，因为访问老人的本意原是要听美军顾问的故事，没把老人当主角。云南一家官方媒体也播出过张子文老人的故事，说老人学习英语后任教保山市一中，专心育才，一直奋战至七十四岁才退休。看到那段至今堂皇地挂在公开网站上的文字，我欲哭无泪。老人真有那样的好命，当是民族大幸！

张子文老人告诉我，那是1956年，仍在授课的他被叫去“谈话”。如此中性的谈话一词从此改写了老人的命运，那一年他适值风华正茂的三十六岁。黑暗骤然开始，没有预警，没有权利的告知，没有申辩的机会，因为根本没有审判，不需要审判。那黑暗一声不吭地延续了二十六年！

我望着那样平静地叙述往事的老人，心里压抑得将要窒息。我相信抗日军人们不惧怕身体的苦痛，他们恐惧的是无人可以抗拒的颠倒黑白的权力。他们曾经那样无畏地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用双手捧给挚爱的祖国，可是，这个被解救的国家用最小的一根手指，就把他们扫入无底深渊。那最黄金岁月的二十六年，张子文并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无比卑微的苟活于倘能称为人间的牢狱中。我几乎发呆地望着风中残烛般瘦弱的老人家，二十六年！我五十二岁生命的整整一半，热血沸腾的刚强军人怎么熬得过来，那要多坚忍的意志力才能让生命没有被自己亲手扼杀，那是望不见尽头的苦难呵。今天，我宁可原谅那苦难的造就者，因为他们也曾挣扎于政治对手的血腥清洗，恐惧使人疯狂。但我绝不原谅今天仍视民族苦难于无睹的任何一个人，要么你不要讲历史，要讲就要讲出不幸的真实，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再不要踩进那样血腥的陷阱。

上尉张子文（5）

重回人生，张子文已经五十二岁，我们惯用的词汇叫平反，过去搞错了，今天还你作为人的资格。老人在狱中的二十六年，想必是不能温习英语的，不讲英语尚能留在历史反革命的队伍里，真讲一句英语，哪怕在梦中，恐怕即刻会升格为美国特务，那时勾连上美国对任何个人都是天塌地陷的大灾难，何况不由分说成了歹毒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特务，只消一句英语，即便国家重光之日，也只剩昭雪的份儿了。老人能在与世隔绝二十六年之后重上讲台教英语，倒真是勇气与毅力的奇迹。在老人家里，仍然放着他买得起的几种英文书刊，收藏得很仔细。老太太告诉我们，张子文老人仍在不间断的地学习。

我问老太太，张老伯入狱那么多年，您一直等着她吗？老太太摇摇头，她俩并非原配。她告诉我们：她曾是张老师的学生，是张老伯很早的学生。她长大后也嫁给了一位当年的抗日军官，那是宿命，前夫与张子文同样因为“历史反革命”而入狱，为了不牵累家庭，坚决地与她离婚了。张子文出狱后，家早已不在了，别人介绍了他们相聚，组成了这个家庭。老太太讲，前夫后来也写过信来，询问重新共同生活的可能，但老太太觉得与张老伯已是相濡以沫的感情，分不开了。

我问张子文老人，因为爱国而从军抗敌，反而受了这样的冤屈，您后悔吗？老人久久地看着窗外，他长出了一口气，轻声说：

“都过去了。”

那一声像风一样轻。

那次拜访张子文老人两个月之后，我们邀请的美国客人到了保山。其中两位是在滇西阵亡的梅姆瑞少校的女儿，还有少校的大女婿，和为少校主持战场葬礼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儿。他们几位沿着当年父辈和中国军队一起反攻的路线一路寻访之后，和张子文老人有了一次聚会。那天我不在场，听摄影师牛子讲，老人很高兴，几个小时的会面谈兴甚酣，他给盟军战友的孩子们讲述那场不朽的战争，他反复地告诉美国客人，没有她们父亲的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还要延续很久。他说，他为自己曾是梅姆瑞少校和斯多德上校的战友而自豪。话语间，迟暮英雄豪情万丈，好似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岁月，他没有讲述一句自己所遭遇的苦难，没有一句哀怨给自己的国家。

我想象着，如果一位美国老军人与专程拜访的我们聚会，他的胸前会缀满如繁星般熠熠生辉的奖章，可上尉张子文胸前连一粒纽扣大的抗战纪念章都没有。但这一点也无损他的光彩，牛子说：客人们如醉如痴地倾听着老人的故事，为这个生活在云南大山中的老军人流利的英语和优雅的风度着迷，六十年前他和战友们已经用顽强、坚韧和勇气向世界证明过这个绝不向邪恶屈服的民族为什么不会亡国。今天，他用生命的余晖再一次告诉异国军人的后代，她们的父亲曾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并肩作战是家族的荣耀，而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共同赴死是值得的。

“少尉”叶进财（1）

叶进财老人的商店是个标志性建筑。

我们临行前问李根志，怎样才能找到叶进财。根志说：好找！那条路边上只有一家店，就是他开的。

那条路是一条土路，可以跑汽车，是从乡政府所在地通往最边远的一个村子。从黄家寨村委会出发，本以为抬脚就到的，结果一路走一路找，每一栋独立的房子都不是叶老伯的店，几公里下来，我们开始怀疑根志的记忆。本来就是下午，天甚至都开始暗的时候，仍然没有在孤零零的黄土路上看到那个想象中的店。

延康目光锐利，不愧是摄影家，遥远的地方他看见一个背篓子的老人，从崖壁的石阶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来。延康说：那一定是叶进财。

也只能是他了，那路伸向极远的地方，此后再没有建筑物的影子。再走近了，才看见贴在山脚下真的有一个“店”，那店藏得可好了，比一个矮小的老人都不显眼，在六十年前适合做把守这条道路的暗堡。

老人真是叶进财。他客气地让我们进去坐。那店和戏台上的房子一样，没有墙。四根歪歪扭扭的木桩桩顶起一片单人床大的硬纸板，加上塑料地膜的屋顶。柜台占去三分之一，剩下狭窄的地面放着三个小凳，老太太坐了一个，叶老伯坐了第二个，剩下的地方要再坐进四个人去，有三个要腿挨着腿脸朝里坐在膝盖高的柜台上，真要那样子会很滑稽，六个大人像罐头里的鱼一样挤在四根全无遮挡的柱子里，天又没下雨。我们散漫地坐在了棚子外面。

腾冲县上出了一部书，是讲当年抗战时的旧事，书的末尾有几十张仍然在世的远征军老兵照片和近况，叶进财是其中一位。根志说：叶老伯活得凄苦，他和老伴两位八十多岁的人，就靠这盘豆大的小店生活。本想着他们起码还有个店，看到了才知道，天下竟还有这样的“店”。那些弄吉尼斯纪录大全的人应该来，他的店可以创全世界最小最破的纪录。柜台上的货品少得可怜，有几瓶啤酒，没见过那种牌子，标贴纸粗糙而灰暗，很可疑的样子。旁边放着几小包饼干和点心，油汪汪的，像从染缸里捞出来的金黄着，那种东西，放到城里猫都不吃。台面上还有几个苹果，一副阅尽沧桑的样子。无法想象那苹果的口感，应该不比浸了一点糖水的烂棉絮好多少。

来找老人并不是要了解战争的事，一路之上，打仗已经听得够多了。叶老伯的遭遇与别的老兵又不一样，本来也是苦挣苦熬着，但突然命运发生了变化。根志在县城里讲给我们：有一位北京来的记者，只身采访到叶进财，有感于老人的状况，回到家后决定每月给他寄二百块钱，一直寄到老人或他自己身故。而且，钱已经寄了几个月了。根志也是听说，所以我们来找老人核实这件事，对这个义举，我从心里很敬佩。

刚一坐下，老人的盘问突兀而至：你们怎么知道我？警惕性很高，像侦察兵似的。被问的是李正，我们叫他李老师，因为他年纪最大，被我们恭敬地让到店里坐了。李老师恭维老人，县里的书上有他照片，所以约了我们来拜访他。按说种了一辈子田的人，加上历史不“清白”，老了被当成英雄登在书上，怎么着也应该有点感恩戴德之心。可叶进财不买这个账，他愤愤然地提高了声调：“出书，拿我骨头榨油嘛，也应该分二分钱给我花花。政府也来访问我，记者也来访问我，个个叫我老革命，过得像个叫花样。”我看见延康皱起了眉头，我也想到觉悟这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就算你打过两天日本，真以为自己是老革命了吗？李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他耐心地听老人唠叨。原来那书出版了以后，县上也专门送给叶老伯一套，他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书后面的定价还是看得明白。他知道了定价，再知道了印数，心里一算，不禁勃然大怒。他不知道书里面居然还有成本，何况今天哪个老土还看这种书，城里热卖的是年纪越来越小的女人们现炒现卖的床上故事，还有本人艳照。像登他的这种书，根本就卖不出去。

“少尉”叶进财（2）

让他知道自己的老骨头里其实没有什么油是挺费劲的一件事，冗长的解说之后，老人也释然了。他还是念着政府的好：“村干部对我是好的，乡上也关心我，一年也给我几十块。”人贫困到这个份上，亲不亲只有钱来分了。

第7节

八十五岁的叶进财十八岁当兵，他清楚地记得离家的那天是1937年的阴历三月廿五，那正是战云密布而还没开打的日子。他没有讲自己是不是被迫当兵，我们也不好问，怕坏了他老革命的名节。但他当兵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中日终有一战，只是想不到他一当兵，三个月之后这一战就爆发了，像冲着他来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永远在走路，从紫阳县安康府到省上集中，仗一打，四川、贵州、云南一路走下来，据老人自己讲，沿着怒江的仗，从1942年的惠通桥，1943年的打游击，1944年的攻克腾冲和松山，全让他一个人打完了。他讲得很激动，生怕我们不信，每讲一个地名，其实就是一仗，他都会半是自信半是求证地问我们：我讲的没错吧？

对他的求证，我们都在点头，但他真讲错了，可是谁也不忍心指出来。这样的一位老人终其一生，也只有那一仗是能够聊以自慰的，而那一仗又曾经带给他多少苦难和他根本扛不动的政治锁链。那仗终于可以成为光荣的谈资了，即便是讲错了，不就是吹一点牛嘛。我们互相看了看，随他吹吧，历史已经不会改写了，难得老人快乐。

按照老人的说法，他的部队先翻了高黎贡山，一路打到腾冲，荡平了县城周边的敌人工事、据点和高地，最后攻入城中。光复腾冲之后，他又马上调往松山，协助友军血战，再打下来了松山这一大仗。

腾冲、松山二役是整个滇西反攻中最凶险的两场苦战，任何一位中国军人，哪怕只参加了其中一场，就足以光荣自豪一生，因为那两仗恰是骄狂的日本陆军在整个中国战场上仅有的两场“玉碎”之战。问题是，没有一位中国士兵曾经在克复腾冲之后再赶赴松山驰援，因为松山战役己经在七天前打完了。不过叶老伯所在的师确是在腾冲收复之后调往左翼作战，不过不是打松山，而是助攻龙陵。

老人幸福地回忆着自己杜撰的后半段征程，他越讲胆子越大，毕竟在今天，远征军再不是耻辱，何况多少记者来听他讲过，不仅没有识破他，还把他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登上报纸。

“文革时，叫我们蒋匪帮，国民党残渣余孽。你他妈的头，哪个是残渣余孽，老子就是一个兵，一样逑不当过。现在水澄清了，我要说清楚，我有我的功劳。”他说了一句多好的话，“现在水澄清了。”可他们自己吹牛，加上许多记者无知，这水怕又要搅浑了。

店前居然来了一位顾客，他也是路过，见到拿相机的陌生人，就站住脚看新鲜，总站在柜台前大概有点不好意思，终于买了一个苹果。老板叶进财正在讲故事，无暇分身，老妈妈拿起杆秤，很认真地拣了个大的，称到平平的，举到客人眼前让他看仔细，然后说：三毛钱。叶老伯停住嘴，抽空动员了他一句：再买一个吧。对方说：一个够了。顾客用手擦了擦皱得跟破布似的旧苹果，啃了一口。居然，那苹果发出响亮的脆声！生命太顽强了，晒成这个样子，那肌体里竟还有鲜活的汁液。

松山的一半是吹牛，但腾冲老人是真打过，他讲得很详细，而且他的故事是可以印证的。几年来，我们听太多的人讲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人家讲什么信什么。到后来才发现很多人的故事互相对不上，于是再找史料来比对，有点像文物鉴定，只要找到一个真的做标版，后面的就容易识别了。慢慢地，我们也炼就了单一品种的火眼金睛，但不幸也接踵而至，经常为了同情与怜悯，不得不耐心地听老人们善意或虚荣地编着小瞎话吹牛，还得装出一副大有斩获的憨相，这个功能，有点心理医生的味道。

“少尉”叶进财（3）

我问叶进财老人：您打死过日本人吗？老人泛起满脸红光：打死多了！他讲攻占高黎贡山垭口之后，大军乘势下山追击，日军反扑，他们架起机枪对着黄色的汹涌敌军扫射，打死的敌人满铺在地。老人说：数都没有。这个牛真吹大了，中国军队占领山脊之时，除了被围困于几个阵地上的死守部队，其他早已先期退下山西侧，向腾冲集结了。所以下山部队并未遭遇抵抗，更别说有点规模的反冲锋。而且日本陆军战术训练很严格，迎着重机枪火力成群冲锋是电影镜头，千万当不得真。如果日本军队真傻到任凭叶进财们用火扫帚如秋风落叶般横扫，中日战争应该早在松沪会战就结束，而轮不到叶进财了。所以，叶老伯在战斗中是否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击毙过日本军人，有几个，实在也是永远的疑问了。

叶老伯还顺便给自己升了官，他说自己是三十六师一○八团重机枪连二排的少尉，肯定不是。他告诉我们，三十六师在腾北一带打游击的时候顶不住了，上级通知撤回怒江东岸，把重武器掩埋，只带轻武器过江。但他们几个士兵克服困难，把重机枪也带回去了，于是每人都升了三级，他本人从上等兵一下升到少尉。当时的国军有种种的管理问题，但兵与官的阶级是极为严格的。一般来讲，没有读过初级军校，普通士兵绝难升为军官，何况只为一挺重机枪。我遍查了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将军的作战日记，他对每一天的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涉及战事均有提及，他提到一位作战殊为勇敢的士兵，在据守一个至为险要的山头时，一个人竟击退一群日本步兵的逆袭围攻，终至援兵赶到，守住了关键的防线。这样的战功，与一挺重机枪相比天差地别。黄杰将军记道：“查明六号山头以手榴弹数十枚击退敌人逆袭之勇敢战士，发奖金5000元。”接着在第二天视察前线，“召见昨日攻击六号山八十七师二六一团八连最勇敢之中士班长许庆瑞(江西信乌人二十一岁)犒赏5000元，并与合拍一照片，以示鼓励。”五千块不是大洋，是纸币，但当时还很好用。奖金可以发，官不能随便升，这是当时的基本规则。

对于一支现代军队，军官是一个需要专业资质的职业岗位，而士兵则是经过基本培训后的执行者，就如今天的大酒楼，军官是厨子，士兵则是服务生，服务生不可能因为跑得快就当上厨子，除非你能把菜炒出专业厨师的味道来。1944年左右的中国军队，正是接受了美国、包括德国和日本的军队管理理论，把封建时代屯在各路军阀手里的军队改造成现代军队的关键时期。所以士兵作战再勇敢，也基本上是奖章加奖金，不会为一挺没有丢失的重机枪而连升三级，甚至逾越兵与官的门坎，还一把好几个人。

叶老伯虽然也吹牛，但他打仗应该还是勇敢，他身上有一处严重的子弹创伤，用他自己的话说：腿上被打了个对穿对过。老人不太好意思地脱下裤子给我们看，那伤在腹股沟稍微下面一点，奇迹般地没有打断大腿骨，幸好也没有打断大动脉，任一个打着了，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与战场救护能力，都悬。叶老伯应是在龙陵会战时中的枪，他这一枪挨得有点冤，因为龙陵克复之后，三十六师即开回腾冲休整，以后再没有担任重要的攻击任务，团属重机枪兵几乎没有机会负伤了。

“少尉”叶进财（4）

叶进财医好伤之后，滇西之战已经结束，部队将调防其他省份。叶老伯告诉我们：医官说我们要开洋荤，要坐飞机走。我不开洋荤，还是下来当老百姓。于是，他没和谁讲，跑了。那仗打完之后，像他这样跑的兵很多，正好仗也打完了，这时候跑也不算临阵脱逃，所以也没有宪兵认真地追过他们。叶进财从此流落于他打仗而且流了血的这片土地。那时他年轻，人又勤快，吃得苦，加上他明确告诉用工的人家，不开钱可以，饭要给吃饱，坏事不干，如果看我得行，再帮着找个老婆。在他与我们交谈中，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吃”，这个贫瘠省份的农家子弟无论是在家还是当兵，甚至直到今天都饿怕了。包括我们问到远征军的纪律执行情况，老人还是说到吃上面：打了败仗，抓抓吃吃是有的，其他不有。打了胜仗，老百姓来慰问送了三头猪老人也记得清楚。多少人分食三头猪没讲，但显然他也吃上了。

当年的叶进财坚守一个原则“坏事不干”。真的也有人来找过他干坏事，那是云南刚刚解放的事。老人回忆那次擦肩而过的凶险，“有一年起土匪，天天来做我工作，一个月五十块，要我参加，年内把腾冲拿下来。我在考虑，你拿什么给我呀？你的政府是哪个呀？我说，我的政府是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都干俅不过，你拿什么腾冲城，吹牛屁股！我当过几年兵，知道呢。我就跟他们说，这家人是云龙(云南一个县名)的，到这里来租点山地种，一家六口，收我做儿子，我去了么，这家人要饿死掉的。你们先去，我收了苞谷就来赶你们。”老人几十年来庆幸自己那一刻的深思熟虑，“还没有等苞谷收上来，共产党就来了。我要是踩着他们这一脚，性命就搞掉了。”

他在这块土地上结了婚，生了孩子，到今天也是满口的界头土话了。他曾经在土改的时候领着老婆回了一趟陕西老家，是政府动员回去的，因为当地当过国民党兵的人太多了，又喜欢闹土匪，把外地的弄一部分回去可以减少祸害。政府出路费，让他们一家三口回老家参加分田。不巧的是，等他们赶到家，田分过了。乡上给他们二百斤粮食，让他们自谋生路。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再折回本是异乡的家，起码这里有得是可以种苞谷的山地，饿不死。我真无法想象，在交通极其落后的五十年前，身无分文的小两口用了多少时间才抱着儿子又从黄土高原走回到高黎贡山脚下。

安贫乐道的叶进财应该有过几年悠闲而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都年轻，只要有力气，山上就能刨出吃食来。老人回忆当年，那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解放初我在过武工队，训练过民兵，还当过几年毛毛干部，就是生产队长。

第8节

天晚了，老人要打烊。他们把全部的货品都放在两个竹背篓里，一人背一个，慢慢地翻过店后的小山回家。再暗就不好走山路了，因为他们没有手电筒。孙敏和我想帮老人背，延康不准，因为他就等着拍老人撤场的照片，本想埋怨延康狠心，几个精壮汉子看着两位空身都摇晃的老人负重回家，不搭一把手，可想想终于没有开口。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每天都要背，背到背不动。

“每天这么背，能卖多少钱？”我们坐了几乎一下午，就看见卖了一个苹果，这样的买卖能行吗。叶老伯说“每天都能赚二三块，最好的一天挣过十块呢。”

“少尉”叶进财（5）

老人家的房子很旧，很旧。翻过小山，那一侧的山边有一个一人多深的方坑，院子建在坑里，应当有了相当的年头。那坑应是年轻时的叶进财挖的，挖出的土和石头盖了房，方坑就变成了自家的院子，省得建围墙。猪和鸡就在坑里追逐、嬉戏、睡觉。

两位老人卸下筐，坐下来喘息，他们不烧饭，在店里的时候，老妈妈在火塘上烤了几个粑粑，一种大米粉做成的薄饼，在炭火上烤到微焦的时候拿起来，抹上一点咸辣椒酱，那是他们恒久不变的午餐和晚餐。如果不是我们来，他们回到家就不用再开灯，直接睡下了。外孙女在他们家里，她每隔二三天要过来看一看，帮他们收拾一下家。小姑娘大约还在上中学，很懂事的样子。那样的山里，上了中学的孩子也不大讲得来普通话，怯生生的，问一句讲一句，声音都有点抖。

不知谁问了老人：你们有几个儿子？在乡下，儿子才作数的。

一下午都不曾做声的老妈妈突然发出了一声叹息，从苍老的躯体里迸发，像岩石裂开的声音，接着掩面恸泣。叶老伯只是看着她，楞了好一会，回了一句：命苦哇。

无意间的一句家常话，触到了两位老人最深痛的悲伤。他们有四个姑娘，都嫁了。还曾经有两个儿子，呵护着养大成人，一个还当过六年兵回来。本以为老来有了依靠，相隔几年，竟无缘无故，先后都死掉了。

没有人想得出来安慰的话，对这两位不幸的老人，命真的是天底下最苦的东西。叶老伯哀叹着自己活得太久，每天饮啜着这样的凄苦，却总也死不掉。

郭小华这个人像是老人干涸生命里的一汪清泉，突然冒了出来。

老人说，那天都已经昏黑了，一辆吉普车停在他的店前，车上下来一位大个男人，在店前晃来晃去的，好一会，他问：你是叶进财吗？就这样，他们认识了。那天讲了很多过去的事。临走，男人拿给老人50块钱，并且说，他会想办法帮助老人。没多久，他从北京来了信，还寄了二百块钱。信上说这钱每月都寄来，果真每月都寄来，已经寄了几个月了。从来信上，老人知道了这位梦一样的好人叫郭小华。

叶老伯从屋里取出好几封信，从北京来的。信上每一封都是问候，而且细心地叮咛老人，隔一段时间给自己回封短信就可以了，不必到乡上去打电话，因为电话费对于叶老伯是很贵的一笔钱。这个月的钱老人已经用掉了一部分，因为老妈妈前几天觉得不舒服，去乡上看了病，用这个钱取了一些药。我在担心二位老人最后的岁月，万一这笔如期而至的汇款突然中断了，他们怎样过活呢。幸亏看到郭小华的信，信上让老人放心，这个钱每个月一定寄，一直寄到老人身故或郭小华自己身故。看到这样理性而充满感情的信，我们对这位心细如丝的大个男人愈加敬佩而好奇了。

延康问：老伯，你从来没和他讲过电话吗？老人摇摇头，电话要到几公里外才有，而且恐怕他根本不会用那个“现代化”的东西。

延康又问：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老人点点头，很熟悉地从信中拣出一封，上面有郭小华写给他的号码。延康掏出手机，上面显示着微弱的信号，他按照信纸上的号码拨了出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屏息等待，就像一个历史事件将要发生。电话真的通了，而且有人接，是手机。延康对着电话大声喊：请帮我找郭小华。对方讲了两句话，延康挂掉后告诉我们，是个女孩子接的，她在地铁里，要他过一会儿再打过去。在那一刻，我们仅有的愿望就是天上细若游丝的信号别突然断掉，让叶老伯能在电话里再听见郭小华的声音，也可以让这位遥远的好心人放心。

“少尉”叶进财（6）

电话又通了，还是那位女孩接的，显然对方出了地铁，通话环境好了许多。延康再次说：请帮我找一下郭小华。话刚讲完，延康已是一脸狐疑，他捂住电话，奇怪地宣布：她说她就是郭小华。我们片刻之间小炸了一回锅，显然货不对版嘛！

幸亏延康老到，他及时地询问对方：你认识叶进财老伯吗？女孩说认识。你每个月给他寄两百块钱吗？女孩说是的。天哪，难道叶老伯老眼昏花到把女孩看成大男人了。女孩问：有什么事吗？

延康耐心地告诉对方，我们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的“她”，然后问了一句：你见过叶老伯吗？人家说：没有，我在报纸上看过叶老伯的事情，就决定这样做了。

延康和对方讲话的时候，我注意地看着老人，他竟然在发抖。这个曾经在死人堆中穿行的军人，这位按他的年纪早就“活穿了”的老人，何以为这个电话紧张呢。终于，延康对电话那头说：你等一下，我请叶老伯和你说话。然后把手机递到老人手上。老人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一秒钟都没有停留，话语脱口而出：共产党万岁。你们工作顺利万岁。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吃两回肉了！随即以极快的速度把电话双手捧还延康。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位老兵如临大敌般的准备腹稿，机关枪一样的打出去，讲完戛然停止。因为，在他的心里，电话费很贵。

到了此时，我们弄明白了，叶进财讲的那个大个男人不是郭小华，而是我们的朋友李根志。他那时是保山日报的记者，最早采访了叶进财，并且登在了报纸上。北京的郭小华恰好看到了那篇报道，发愿以自己的力量长久地帮助老人。两位善良的人，互不相识，但却接力般地使这位老人终于过上了每个月可以吃两回肉的日子，在他为之流过血的异乡。

几个月之后，为着拍摄《寻找少校》的纪录片做准备，我们又去探访了叶老伯，李正老师早早在我们住的村公所外买了好大一块鲜肉，一路拎给了老人，我们心里，希望他能饱饱地吃一顿红烧肉。这次又说起郭小华的时候，叶老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他恐怕是有大职务呢，要么怎么有那么多钱给我！

后来我与郭小华通过一次电话，巧的是，她所在工作机构的领导者，正是叶佩高将军的公子。

去年，和李正老师通电话，李老师说，叶进财给他写了信，向他求助，请李老师赞助他买一口棺材。我问李老师，一口棺材多少钱？李老师说：六百块。我没有说话。想起许多老兵的回忆，在战时，死了能躺在棺材里被埋掉是有福气的事情，六十年之后，我们的老兵还要为身后那个棺材发愁吗。

我回想着前年最后告别老人的情景，他站在小山包上，不住地向早已走远的我们挥手，左手攒得紧紧的，始终贴在胸前，动也不动，因为那只手里捏着我们每一个人送给他的一点钱。

二年了，老人还在吗？

杨老五与蔡兰辉（1）

香港《亚洲周刊》的主编邱立本先生与我第一次见面，就送我了这本书。他告诉我：这是他在马来西亚拜访一位华裔老人的时候，特意为我索要的。这是一本厚厚的书，里面记述着作者漫长的一生，书名自谦地冠为《雪泥鸿爪》，老人形容自己那么多年的行迹，就像一片新雪的地面上，一羽小鸟单薄的脚印。其实作者是位了不起的人，他叫姚拓，所有的马来西亚人都知道他，因为他是马来西亚最著名的报人、作家、出版家和教育家，由于他了不起的文化成就，被政府授予了很高的荣誉。这么杰出的人，我并不认识，是邱先生拐弯抹角地听说我曾在滇西做过抗日战争的调查，因此从姚老先生处索得此书，并送给我做纪念。那位写得一手花团锦簇般好文章的老人在年轻的时候曾是军人，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并且亲身参加过1944年的伟大反攻，穿梭于战阵，历经生死。就在这本书里，他用童话般的笔触，告诉了我们他英勇而年轻的故事。

拿到姚拓老先生的书，当晚就急不可待地翻开来看，鬼使神差，一个曾入我耳的名字跳出纸面，天哪，戈叔亚曾经讲过的那段死亡战场上的中国式凄美爱情，竟是发生在姚老伯亲同手足的战友身上。几年前，就在龙陵县城边的旧战场上，戈叔亚慢吞吞地讲述了这个单纯至极的短故事，让所有与闻者心弦颤抖，我真是无法想象，临战前夜少女口中轻如叹息的一声承诺，让几个月的爱情变成了六十年。

那是1944年，姚上尉时任远征军八十七师二六○团二营六连副连长。他有一位军校十四期毕业的学长杨兆勤，也是河南同乡，那时在同一营的机关枪连担任连长。姚老伯在书中这样介绍他的好友：他的个子不算高，但双眼炯炯有神，永远挺胸直背，衣饰整洁，精神奕奕，而且对人和蔼亲切。看着这段文字，就像看见很多张远征军人年轻时英武的脸。我访问过那么多老军人，很少有人拿得出一张穿军装的完好照片来，以至于在苍老的他们面前你会疑惑，真的就是他们，开创了中华民族百年来洗雪外侮的反攻首役，厮杀于绞肉机般的战阵，狂卷倭凶，气吞万里如虎吗？

第9节

那场大反攻，中国军队阵亡了三万二千余人。对于几十年后的调查者，每一位阵亡者的名字都陌生而遥不可及。唯有这位杨连长，因着一位少女的挚爱，使他在先死六十年之后，仍能让晚来的我觉到他的气息，触到他的体温。

中国军队为了这场反攻准备了将近两年。这场反攻的准备实际上从史迪威将军徒步撤出缅甸时就在进行了。当时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军人，都没太把他的话当真，以为这位白头发的美国将军不过是在呓语中试图保全仅有颜面的洋阿Q。结果，美国军队和政府都拿这个几乎所有中国将领都在泼脏水的疯老头当了真，一飞机一飞机地往中国运装备给养，一飞机一飞机地从中国往印度兰姆伽运兵。恰是这位备受垢病的外国人，最终实现了中国军队百年来对侵略者战略反攻的梦想。姚上尉和杨连长都是这场伟大反攻里受训于美械装备部队中的下级军官。

他们部队最初得到的命令是开赴怒江东岸进行防卫，其实那时反攻的计划已经拟定了，不对下级军官传达是保密的需要。于是，姚上尉和杨连长都在全不知情的大战前夜进入了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他们觉得宁静来得有点怪异，因为日常训练并不紧张，想必也是要麻痹敌人的探子，所以这些连级干部为了稳住士兵们不外出扰民，竟然经常要各班排长们聚起弟兄们小打小闹地赌一赌。没看到这些回忆录时真难以想象，那个年代的年轻军官们为了军纪实在是下足功夫了。

杨老五与蔡兰辉（2）

连级军官大都是二十多一点的年轻人，虽然那时国军明文规定，连级以下军官不准恋爱，但好不容易上了正连职的坎，又偏逢战火中国少有的偏安之地，青春的欲望不由自主地会奔放起来。在大理喜洲驻扎时，姚上尉的连长就爱上了一位卖桔子的女孩子。姚上尉一干战友背地暗呼连长的女友为“桔子西施”，那个恋爱让很多人都跟着享福，因为三十五岁的老连长总有点遮遮掩掩，多是借买桔子的由头约会，桔子大包拎回来，甜蜜了众多无福恋爱的小官兵。想一想，军队中禁止下级军官恋爱残忍而合理。姚上尉回忆，连长与“桔子西施”结婚后，再打仗已全无从前生猛，姚连副曾直率地批评，问他当年在大别山抵抗敌人，独掷手榴弹坚守阵地的勇气跑到哪里去了。连长很正式地回他：假如我死了，有谁来养活我的女儿。那时怒江战役开打，连长的女儿恰好在大理降生。

江防期间，姚上尉所在的营驻在怒江东岸一个叫五里凹的小村庄，命运弄人，小村里一对如花似玉的杨家姐妹出现在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眼前。村子那么小，加上那时交通不便，又没有电影电视，当兵整天出操收队，抬头不见低头见，每个人眼里看满了姐妹俩青春的芳容。姚老先生回忆，他自己正好住在杨家对面的屋子，因此可以知道姐妹俩大的叫老四，小的叫老五。想必山村里本就识字人少，加上女孩子又不被重视，父母也就随口按子女顺序叫了名字。

对于那样闭塞的大山，一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外面人的来访都是举村轰动的大事件。我们曾三次去到怒江西岸的一个山村寻找梅姆瑞少校的战场墓地，每次都是全村老少前呼后拥上山下坎的待遇。外来的人带来新气息，也带来新的机会，何况六十多年前一群那么气宇轩昂的英武军人呢。老四那时已经二十岁，在当地早到了该嫁的年龄。姚上尉说老四虽身居山村，但仍是柳绿桃红般的着装，摇曳着略显丰满的少女身材，每每军人们在屋前操场跑步时，她从自己闺房的窗边飘来飘去，像仙女一样。姚老伯在书中坦承自己心里喜欢她，但毕竟当时只有二十一岁，而且军纪严明，所以虽是近水楼台，却始终横下决心，没有稍稍地触碰那位美丽而大胆女孩抛出的绣球。

因为同村驻扎，机关枪连的杨连长总是像老大哥般关心着姚上尉。他常常叮嘱这位小弟，不要因为战争而荒了学习，要多读书，即使在战壕里也要有读书的时间，杨连长那时还在自修英文。姚上尉听从老大哥的教诲，千方百计四处搜集可读之书，竟在一户偏远的山居阁楼找到一部尘封经年的《加批王凤洲袁了凡先生纲鉴合篡》古籍石印本。我没读过姚老伯讲的这部书，姚老伯自觉在那段岁月有幸寻到此书伴枕，让自己一生的学问受益。我真是从心里敬佩烽火岁月里的这些青年军官，为了救祖国于水火，他们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那样的面对强敌，他们从未对国家的明天失去信心，在连中国字都不通行的山里学英文，在连汉话都讲不利落的农家读古书。什么叫国之栋梁，看看他们。

在怒江战役开始的那一天，在部队出发驻地名叫长安街的小镇，杨连长约了姚上尉谈话，悄悄告诉他自己恋爱了，而且已在昨夜临战前与爱人对天盟誓，这场大仗一打完，他就回来娶亲。让姚上尉尤其震惊的是，这位不声不响的大哥暗定终生的恋人，不是所有军人心里的精神情人老四，而是凭谁都没当成大人的小妹，那位清秀可人，梳着两条浓黑长辫子，在人前永远不抬起来美丽黑眼睛的老五。姚连副着实大吃一惊，因为老五只有十五六岁，在旁人眼里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真是无法想象，那位赤着脚放牛的女娃娃，竟然暗暗燃烧着能熔化杨大哥的炽烈爱情。

杨老五与蔡兰辉（3）

杨连长说，自己此前没有和别的女孩子谈过恋爱，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女人。他已经把老五当成自己的终生伴侣。他嘱托亲弟弟一样的姚上尉：“明天我们就要上战场了，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假如我有不测，就请你照顾老五。”姚上尉说：“我会。”同时也把自己河南老家的地址写给杨大哥，自己若有万一，也请他代为通知家里二哥。

仅仅一个半月之后，左脚被敌人子弹洞穿的姚上尉被担架抬下阵地送往前线医院，那时的龙陵战场经日大雨滂沱。在泥泞的山路上，他从机枪连的下撤伤员口中得到了杨连长阵亡的死讯。他不相信，反复追问。那位伤员说，连长阵亡是他亲见，是在上午十点，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在步兵营的战斗序列里，在进攻作战中，重机枪连的伤亡几率相对是最小的。因为他们主要担负着火力掩护与压制的任务，距离敌人防守阵地相对较远，没有面对面的厮杀。但是就在那一天，这次大反攻的龙陵战场，本是进攻的战斗由于敌人的顽强与突如其来的反击，使攻防角色瞬间转换。

杨连长阵亡当日的战斗，在黄杰将军的战场日记中有专门记载：“(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敌一千余，战车三辆，由龙陵沿公路向东进，向我第八十七、八十八师新正面攻击。”黄杰总司令所说的此二师的防御正面在龙陵县城东侧，是当时滇西最为胶着的战场之一，另一处即是名满天下的松山。

龙陵县城四面环山，像个洗脚盆，盆底就是县城。说它四面环山，那山偏又不是圆圆的山梁，而是几十个几乎独立的山头。两年时间，日军在每一个山头都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一旦有中国军队进攻，攻进县城恰如进了层层居高临下的火力陷阱，第一次远征军占领龙陵的误发捷报，就是未能清除周围环山上的敌人而在入城两天后再被逐出来。姚上尉和杨连长所在部队防守的县城东部的空树坡阵地，当是中国军队反攻时先行占领的高地，断不可失。因为一旦失守，中国军队连攻击龙陵县城的出发阵地都完全丧失，并有可能动摇对松山的围攻，那样自5月起的南翼集团军作战一大半都白打了。

就因为这样，本来伤亡并不太高的重机枪连，眨眼间成了试图突破远征军阵地日军的最大障碍，因为对于阵地防御，只要重机枪仍在喷火，仅靠步兵几乎没有可能攻击奏捷。在重机枪刚刚参战的一战中，曾有二挺重机枪阻止一万五千步兵进攻的不朽战例。在其后的陆地战场，为了摧毁防御方的重机枪，专门发展出了轻炮兵，例如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在所有口径的火炮中是威力最小的，很难把它也划进“战争之神”的行列，因为它的常规榴弹只有15米的杀伤半径。但是对于它的对手已经足够了，这种一个士兵就可以扛起来飞奔，而且在紧急时一手揽在怀里都能打的小炮在训练教程中就明确指出，你要歼灭的目标最主要就是重机枪。

重机枪是由进攻仓促转入防御的远征军最重要的火力资源，重机枪是敌人所有火炮第一要消灭的目标，重机枪是几乎无法隐蔽的武器，所以就在那一刻，身先士卒的杨连长成了整个火线上最危险的一个人。他可以躲在战壕里用嘴喊打，他也许不会死，但他的士兵们谁还不往下躲呢？所以，在那样的时候，他只有一个选择，站在所有自己的士兵和敌人都看得见的位置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昭告弟兄们：打!打死敌人!守住阵地!实际上他只有一个选择，他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个选择，就是死。

杨老五与蔡兰辉（4）

第10节

杨连长并未因心里的儿女之情而怯战，他知道只有打完、打胜此仗，他与老五的生活才有安宁。他为更多老五的幸福死掉了，而美丽的少女老五在他生命最后时间，给了他难以言喻的感情甘泉，老五是杨连长英勇灵魂的###。多少年轻的军人，在上阵前默念：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每当想到他们念诵这句激励自己以死救国的警句时，我的眼泪都不禁想要喷涌而出。一个男人，千万别轻易说爱。一旦说了，就要有为爱而死的勇气。无论爱的是你的祖国，还是女人。

就在怒江山村里的痴情少女老五苦苦等待战胜归来的杨连长迎娶自己时，一百公里外的腾冲城里另一位美女却在为腹中将要临产的胎儿而焦虑。她叫蔡兰辉，是腾冲县郊和顺乡里最娇嫩的一朵鲜花。多少年之后，当地还有老人在谈到她时啧啧赞叹：那个漂亮，没得比。但随即总会摇摇头，轻声叹道：可惜了。

腾冲和顺恐怕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文化也最富裕的乡村，可能也是最美的。那里本就气候温和，风调雨顺，加上乡里祖辈就有读书与经商并重的传统，所以村里家族开的商号遍及缅甸、印度、上海、广州。村里在1923年就有正规的乡村图书馆，藏书之丰富远非国人心中乡村概念可以述及，连图书馆的牌匾都是胡适先生题写的。即便在今天走进和顺，几百户人家没有一家房屋与邻里雷同，画栋雕梁，庭院芬芳，加上户户皆有的私人藏书和伦敦巴黎泊来的生活用品，你真会怀疑自己的眼睛，这里难道不该是一座活的博物馆吗。刚解放时要土改，这个乡几百户人家居然无法划定成份，因为按照收入与田产来套，村里百分之九十七都是地主富农，最穷的也不缺衣食瓦屋。这样地方的花魁蔡兰辉，想必沉鱼落雁般的姿色，出水芙蓉般的可人疼。

不幸恰在美女蔡兰辉最妙丽的年龄发生，本来一直以为是抗战后方的宁静边城，一夜之间沦陷于敌手。一直到马来半岛被日军占领，再到近邻缅甸爆发全面战争，从今天我所了解到的资料看，腾冲城里所有的人都并没有为可能来临的外敌入侵做准备。内地人不了解缅甸地理也就罢了，可世代与缅甸做生意，对那块土地像自家后院一样烂熟的腾冲人也没有危机感就没来由了。那时国内《中央日报》报喜不报忧，先讲同古如何歼敌一个师团，再说仁安羌又是毙敌五千的大捷，再后说到激战于腊戍，天天打，天天是胜仗，可越打离家乡越近，腾冲官绅商民都毫无觉察吗？其实只要有地方军政长官稍为冷静，及早组织全城撤退坚壁清野无疑是最该做的事情，可直到败兵像浊水横流般溃逃时，平民再想走已是全然没机会了。

美女蔡兰辉的身世只隔这么几十年也有了多个版本，最早我是在一本纪实文学的书上知道此事，其后在当地的寻访中总是听得扑朔迷离，连这位美女到底是不是腾冲人都莫衷一是。但有一条是确凿无疑的，这位当地西施是占领腾冲的日军行政长官田岛寿祀的女人；或者按田岛的说法，是他的中国妻子，他是按本地习俗明媒正娶的；其实按今天的标准称呼，蔡兰辉是田岛的中国二奶，因为他是有妻室的人。拉这桩跨国皮条的淫媒也很有名，就是腾冲光复后老县长张问德力排众议坚决杀掉的伪县长钟镜秋。

杨老五与蔡兰辉（5）

有些今天的文章说田岛寿祀是为了与腾冲人打交道方便，所以试图装出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并为此而在做占领者期间抽大烟、纳小妾。我觉得这么说真是抬举了田岛这个外国无赖。其骨子里无非是个得志猖狂的贱坯，强纳民女不过是出于本性好色，抽大烟当年在边地腾冲也是为正派人不齿之举，这个小小的尉级军官终于找到了做土皇帝的感觉自我膨胀而己。哪有什么深邃的打成一片能力，至于鼓捣着所谓婚礼，也不过是就着坡下驴，找在日本不敢找的公然纳妾的感觉。

曾见过一本书讲蔡兰辉贪图富贵生活，所以卖身投靠，主动去做侵略军头目的小老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从情感上都无法接受“我们的”女人去和鬼子睡觉，而且居然还是主动的!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吧，在临战前，可曾有官员安排全县妇孺有序撤离事宜吗？在战争突至，可曾有一官一兵利用天险节节抵抗，掩护妇孺撤离吗？在敌人兵临城下，省主席的公子行署专员几十匹驮马逃跑，可曾让出一匹与平民吗？县长弃城而走，可曾给子民们一声预警吗？蔡兰辉坚决不嫁，真也是退无可退，躲无可躲，逃无可逃，怒江早成军事与自然双重天堑，她到了江边都渡不过去。结果不是死便是惨遭倭寇暴力凌辱，这样的对蔡兰辉女士的人间炼狱式的惨绝人寰的结局真的就能让我们心里好过一点吗？

蔡兰辉即便是主动嫁给田岛，也并不应激起今天的我们特别的鄙视，她无非想过上稍微可靠的无忧日子。日本太强大了，292号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城池高坚的腾冲。在她仅有的战争灾难的视野里，没看到一个勇敢的男人。倒是我们男人应该汗颜，在那样的关键之时，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血性男儿拼死做了田岛那厮，给年轻貌美而恐惧于老贼垂涎的蔡兰辉小姐解围呢？在那个当口，她不从又能怎么样呢？她凭什么要给胆小如鼠的软蛋男人们守节呢!

我们曾在龙陵县采访过一位据说当过几个月游击队的老人，他们连一颗手榴弹都没向日本人哪怕偷着扔过就被日军的战斗力吓散伙了。为了生计，他去给日本人做杂役，因为听不懂日本话被鬼子握紧拳头横着抡他的脸，他说：嗡的一声，眼睛里金苍蝇乱飞。他生猛地说，那一下我狠了心!我们全以为他要以牙还牙了，却听到下半句：不信学不会日本话。随后他纯熟地讲了几句生活用语。他说到自己亲手做过最痛苦的事，是按照日本人的喝令为日本人压住被奸污女人的腿，那年他二十二岁。我看着那张涕泪滴零的老脸，那一刻连心脏都在抽搐。我没有任何资格责骂他的不齿。起码他还有勇气讲出这么不堪的吓破胆，起码他还明白，那日本人奸污的是女人，可耻辱永远属于他们这些也曾年轻的男人。

就在远征军全面光复腾冲城的前一天，蔡兰辉在日军最后的堡垒英国领事馆生下了她与田岛寿祀的儿子，就像最凶险的咒语，这个婴儿与母亲血肉相连的脐带是在密集的枪炮声中用刺刀割断的。第二天，蔡兰辉就被当作日军家属俘虏了。在押往保山途中，刚刚降生的婴儿被前途未卜的母亲托孤给了别人家抚养，从此天各一方。

据说不久后蔡兰辉就被开释了，显然她在日据时期没有做过对不起国人之事，她的亲属肯定也没有借机投靠了当汉奸。再其后她嫁给了远征军的一名下级军官并随夫远行。几年之后，军官丈夫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解放战争中起义，编入人民解放军，坎坷的美女终于永获安宁生活。一个孤立无靠的女人，就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除了随风飘零，她还能何为呢？先嫁故国有妻的日本行政班长为妾，在腾冲光复的炮火中产子，再嫁国民党军官为妻，军官居然起义了，她亦成了革命军人家属，命运弄人。

杨老五与蔡兰辉（6）

我从未见过蔡兰辉与田岛的儿子，更不忍去寻找蔡兰辉女士的两个孙女，她们在今天，仍被一些人们在背后指戳着，被暗地里视为杂种、小日本。我为所有当年英勇复国不顾家园的腾冲后人悲哀，那位可怜的男孩，和他长大后进而再生的女儿，何以能堪承如此的国恨家仇呢？容得下钟镜秋卖身的腾冲人怎么容不下被逼委身的女人呢？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因着自己的清白往同胞创口上撒盐，哪怕她曾经有过本就背负终生的耻辱。

多少年来我们的人民对纯粹的日本遗孤都无怨无悔地抚养成人，再有多少中国养父母含泪亲手把他们送上返国寻亲的归路。何况这位在战火中降生的男孩还有一半大中华的骨血呢。今天的我们本应以温暖宽厚的臂膀紧紧地抱住他们，强大的祖国再不会让自己的孩子重遭蔡兰辉的不幸了。

在当年滇西战场的土地上走久了，听多了，才渐渐明白对于今天的我们高喊爱国是多简单的一件事，连胳膊都不用抬，比抓痒都简单。因为我们不需要用身家性命来与毫不留情的屠夫比狠。没有无线电通信息，没有地下党做工作，没有武工队趁着夜色走街串巷告诉同胞：我们就要反攻了。在平民眼里，他们除了驯服就是死，你让拖家带口的庄稼人永远炽烈着爱国情操，永远沸腾着不屈的热血是不现实的。拿枪的全跑了，让手无寸铁的耕读之辈用什么来保家卫国呢？他们能在心里念着故国，能在梦中想到光复就很好了。大军反攻的时候，他们出粮，出力，义无反顾，男人们送粮送弹药，学生们组织救护和演出慰问，妇女们绣了大量丝巾和门帘送给远征军将士，包括绣上英文送给盟军，这一刻，国在他们心里具体起来了，他们想爱也有的可爱了。

回到怒江东岸的五里凹，少女老五终于没有等来她的那顶花轿，而且也没有得到杨连长的死讯。在十几万远征大军中，平均每天都有不少于一百五十人阵亡，都有那么多的家庭瞬间破碎。更关键的是，老五与杨连长的恋情在这十万大军中只有一个人知道，而唯一知晓这桩秘密的姚上尉也负了伤被抬着送往后方医院。年轻的姚上尉想了很久很久，他最终没有勇气走去五里凹，当着少女的面把这个雷劈下去。其实二十一岁的青年，除了在战场上，他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他希望让时间自然消磨掉那位少女的思念，毕竟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真懂得什么叫爱吗？老五还只有那么小，她有的是时间忘却过去，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