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印太视域下的中印海上安全关系

类别：全球治理

近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楼春豪发表《印太视域下的中印海上安全关系》（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3(5):61–73）。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对外安全战略体现越来越多的“海洋思维”。中国共产党2012年底的十八大报告首提“建设海洋强国”，2017年底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继续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印太地区的海洋利益与力量稳步拓展。印度则于2015年发布新海洋安全战略，将战略视野从印度洋拓展至整个印太地区，莫迪更是作为首位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印度总理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及印太11次。此外，日本和美国先后抛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美、日、印、澳2017年底召开“印太磋商”，美国2018年5月30日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凸显印太地缘板块已然成为大国博弈的中心舞台。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借海上丝绸之路加速“西进印度洋”、印度“东向政策”由“向东看”升级为“东向行动”，中印在印太地区海上互动的频度和烈度都在增强。鉴于中印双边关系本身存在战略互疑、与第三方海上安全合作（如中巴、印日）的连带影响，中印海上安全矛盾日渐凸显，隐约呈现从南海到西印度洋的“印太竞争弧”。

目前，中印在海洋安全层面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印度日益关注乃至介入南海问题，对华打“南海牌”意图明显。特别是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后，除沿循历届政府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南海地区油气区块利益”等原则外，介入南海更加主动、立场倾向性更强。主要动向包括：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协作；在多边国际场合不避讳甚至高调论及南海问题；顺势强化与越南的海上安全合作；呼吁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并宣扬其通过仲裁解决与孟加拉的海上划界争端。

二是印度警惕并反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上升。印度洋地区分布着中国重要的能源和贸易通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加速中国经济利益走出去，提升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而从2009年的首次亚丁湾护航到2017年吉布提综合保障基地的启动，中国军事力量在印度洋的存在也大幅提升，加剧印度对华担忧。作为政策反应，印度一方面多举措提高对印度洋岛国的文化吸引力、政治影响力、安全渗透力、机制约束力，提高在印度洋安全事务上的主导力，另一方面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进行必要反制。主要举措包括：炒作中国在印度洋搞所谓“珍珠链战略”，给中国与环印度洋国家的合作“制造杂音”；推动构建排他性的区域机制，包括“萨迦”倡议、“季风计划”、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国家安全部门首脑会议等；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持保留乃至反对态度。

三是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海上安全合作，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架构”趋于成型。美日印澳对中国海上安全战略走向和力量提升的担忧在增强，加上莫迪政府将海洋安全战略拓展至整个印太地区（虽然重点仍在印度洋），美日印澳在印太海域的海上安全合作提速，且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更加明显。一方面，加强海上安全战略对接，战略合作意识增强。如2017年11月，特朗普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称印度是“全球领导力量”，“印度洋以及更广区域的安全事务领导者”。另一方面，通过海上安全对话、签署相关协议等，推进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化、常态化。如美日印澳“印太磋商”、日本常态化参加马拉巴尔军演等。

中印海上安全关系处理不慎将波及双边关系大局。不过也应该看到，中印海上利益的拓展，是两国走向海洋强国的必然之路，是两国自身发展动力所需，而非以针对彼此为政策初衷。此外，印度的战略文化、外交传统和现实利益，也制约了其介入南海问题或与美日澳构建“四边安全架构”的能力。无论从可能性还是必要性上来看，中印都可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

一是中印海上安全利益的首要区域不同，在海洋安全层面尚不存在核心利益冲突。中国在印度洋有大量的发展和安全利益，但核心海上安全利益仍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海上安全利益首要区域仍是台海、东海、南海、黄海；印度虽然将战略视野拓展至印太海域，强调南海对印度航道安全、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利益，但从安全角度看，其首要关注的仍是印度洋地区，这也体现在印度2015年版新战略的首要利益区划分上。也就是说，中印海上安全利益重心仍在各自邻近海域，不存在核心安全利益矛盾，且在对方邻近海域的安全力量存在仍不足，难以实质性挑战对方的海上安全利益。

二是中印海上安全战略文化都有很强的防御性，存在增进彼此沟通和理解的可能。中印海上安全矛盾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海上威胁的担忧，这种担忧根植于两国历史和战略文化传统。虽然西方马汉式海权论在中印两国都有很多拥趸，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两国海军发展战略，但从战略文化的骨子里看，中印都存在强烈的海洋防御心理，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非常敏感。因此，中印更多地从防御角度来审视对方在本国海洋利益区的行为，而非为了谋求和扩大本国权势的进攻性行为。

三是中印必须获得的对方的合作至少理解，才能维护好本国的海上安全利益。中国要维护好环印度洋地区的利益存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必须得到印度的理解和支持，至少要避免印度干扰破坏中国利益。因为，无论从地缘还是综合实力看，印度都拥有主导南亚、深刻影响印度洋海上安全事务的实力。对于印度来说，其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存在同样不能在与中国对抗的情况下实现。虽然印度不断提升在东南亚地区的力量存在，地区国家也希望印度在地区事务发挥更大影响力，但与中国相比，印度在地缘和能力上都有所逊色，正如中国无法在南亚获得等同于印度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如果与中国在东南亚形成竞争性的海上安全关系，印度将缺乏有效手段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印海上安全关系存在结构性的竞争关系，最主要原因是双边政治和战略层面的互信缺失，其次是“第三方因素”的外溢影响，巴基斯坦的“推”和美日的“拉”，使得印度倾向于从竞争与防范的视角审视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但也有主观臆测和夸大渲染成分。中印海上安全战略文化和现实利益，决定两国存在推进海上安全合作的空间和驱动力。随着两国海上安全利益和力量逐步走向全球，中印不仅需要妥善处理好在各自邻近海域的安全关系，还需要在全球海上安全治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地区海上安全机制建设等领域谋求合作。

一是加强战略沟通，确保海上安全关系总体稳定。可借助战略平台探讨印太海域安全秩序问题，如美日印澳四边“印太磋商”、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等，明晰各自原则、立场和底线。

二是妥善处理好中印海上安全关系的主要障碍。包括：对彼此海洋安全战略和政策实践的疑虑；第三方因素的干扰，主要是美巴；双边海上合作对话机制并未常态化，缺乏海上安全力量间的常态化交流、互动；对各自邻近海域的海上安全机制缺乏参与度。

三是加强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如海上恐怖主义、海盗、海上跨国犯罪、海上联合搜救等。

四是推动各自邻近海域的海上安全机制建设。可在前期战略沟通的基础上，共同推进地区海上安全机制的建设，欢迎对方在机制内发挥应有作用。

五是加强全球海上安全治理层面的合作。中印作为新兴海上力量，对现有西方主导的海上安全秩序会形成挑战，且中印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海上安全文化，因此两国在海上安全秩序和治理层面有很多共同利益。如：可借助金砖国家峰会平台，推动金砖国家在推动海上安全秩序变革、更好维护发展中国家海上安全利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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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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