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0世纪历史中的标志性年份。在冷战格局、战后婴儿潮、越战、性解放的多重语境中，全世界的青年人似乎都骤然身处风暴中。他们以狂热的理想主义，高举着反叛与自由的旗号，想象着世界的可能性。如汉娜·阿伦特所说：“下一个世纪的人们会像我们认识1848那样认识1968。”

那一年，27岁的贝纳多·贝托鲁奇拍摄了他的第四部电影《搭档》。这部电影刻画了戏剧理论教授雅各布迷失于现实与幻觉的双重人格。而影片中对于越战、学生群体的描画直接呼应了20世纪60年代的风起云涌。作为广义上的“68”一代，贝托鲁奇的电影似乎始终离不开那个政治与性紧密结合的历史坐标。

《搭档》

1941年3月16日，贝托鲁奇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尔玛地区，其父阿蒂利奥·贝托鲁奇是意大利著名诗人。家庭人文教育的熏陶之下，贝托鲁奇在青少年时期便以诗集《对神秘的探求》摘得享有盛誉的“维阿雷齐奖”，在诗坛崭露头角。

贝托鲁奇的电影生涯始自1961年。是年，他作为副手跟随著名导演帕索里尼拍摄电影《乞丐》，后来还在后者的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以《索多玛120天》等电影“臭名昭著”的帕索里尼擅于以诗化电影表现道德禁忌与人性之恶，他曾在《诗的电影》这篇20世纪电影美学的重要文献里指出自己的艺术见解：电影应当是诗的，其本质是梦幻性的，它靠隐喻而存在。当时，意大利电影正逐渐从以往表现战后物质困境的新现实主义向表现精神困境的现代主义转向。贝托鲁奇对于畸恋、隐喻与心理的着迷，可以说都受到帕氏之影响。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不过，贝托鲁奇更广为人知的电影精神教父则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旗手戈达尔。贝托鲁奇是名副其实的新浪潮之子，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在其电影里向新浪潮致敬。于他而言，充满着自由反叛精神的法国新浪潮与左翼运动构成了其光影世界的重要底色。可以说，意大利是他的肉身故土，法国才是他的精神原乡。

让-吕克·戈达尔

政治与性，或者革命与情爱，构成了贝托鲁奇电影频繁出现的主题词，他也频频以大尺度的场面挑战着社会伦理底线。在1964年创作的第二部电影《革命前夕》里，主人公作为怀有社会主义理想的青年试图对抗资产阶级价值观，却又依依不舍地沉溺在中上阶层的安逸生活中，并乱伦式地垂涎于自己的阿姨。这部电影具备了贝氏电影常常出现的要素：禁忌之爱，以及充满激情又游移不定的革命冲动。而在1970年同期出现的《蜘蛛的策略》、《同流者》则进一步奠定了贝托鲁奇的影像风格。两部影片均以意大利法西斯时代为背景，探讨了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根源。尤其是电影《同流者》将革命青年马尔切诺在战争前后的政治投机主义与禁忌情爱描画得细致入微，影片复杂的叙事结构及充满象征的镜头语言让科波拉、斯科塞斯、斯皮尔伯格等一众名导也膜拜不已。此后问世的《巴黎最后的探戈》与《1900》两部电影可以说是贝托鲁奇在革命与情爱表述上的两个极端。前者以私密的个人视角描画两位陌生男女沉溺于情爱幻觉的精神困境，后者则在宏阔的历史眼光中借助农夫/地主的人物设置建构了一出恢宏不已的意大利阶级斗争史。

《1900》

有趣的是，在书写革命与情爱时，贝托鲁奇总是善于将社会阶级分析与精神心理分析的方法相结合，去发掘个体成长的轨迹以及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可以说贝氏的电影血液里，一半是马克思，一半是弗洛伊德。电影《1900》便借用马克思式的阶级斗争模式来阐述阿弗雷德与奥尔茂两位主人公所代表的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来观察意大利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进程。与此同时，贝托鲁奇对于两位主人公童年经历的细致描绘，又展现出精神分析学在分析人之成长时对于童年经验的倚重。电影《末代皇帝》反复描画少年溥仪对于乳母、婉容等年长女人的依恋，正是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去体察溥仪的成长轨迹。

《末代皇帝》

贝托鲁奇对于弗洛伊德的着迷，还表现在其电影中频繁表露出的弑父冲动。电影《蜘蛛的策略》里，贝托鲁奇将原著中的祖父变成了电影里的父亲；电影《同流者》里学生要刺杀政见不同的老师，电影之外则是贝氏向其精神之父戈达尔发起挑战；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里，女主人公让娜最后枪杀父亲般的情人保罗；电影《末代皇帝》里，溥仪一定程度上便是没落封建父权的象征。贝托鲁奇自己便曾笑称，精神分析学让他意识到，拍电影是一种杀死父亲的方式。

《巴黎最后的探戈》

实际上，透过政治与情色的外衣，透过那些充满着欲望与梦幻色彩的诗意镜头，我们会发现贝托鲁奇电影中对于人性的冷峻书写。个体作为历史的人质，或者个体无法追寻到的自我，或许才是贝氏电影永恒的苍凉底色。电影《戏梦巴黎》与其说是贝托鲁奇写给1968年的一封情书，不如说是对那个革命年代个体被无情裹挟的一种反思。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男女主人公寄身的破败不堪的阁楼，是浪漫之都的冰冷孤岛，也是现代人的精神废墟。电影《末代皇帝》的结尾，当溥仪重返皇宫在龙椅之下找出当年藏匿的蟋蟀盒子时，一只活着的蟋蟀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爬出盒子。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跌宕之后，这位末代皇帝才被历史裹挟着走出了历史的牢笼。

2011年，第64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将终身成就奖颁给了贝托鲁奇。彼时，已经半身不遂的贝托鲁奇坐着轮椅前来领奖，在致辞中他说，感谢所有用电影抗争的人们。用电影抗争艺术传统，抗争世俗目光，抗争无法更改的历史和命运，或许正是贝托鲁奇电影的价值所在。

文|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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