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宪文 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抗战中的中国难民

对国民政府来说，8年抗战中危险最大、忧患最深的一年莫过于1944年。“八个月来，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中国处境的艰危，不但是抗战八年中未有，亦是国民革命五十年以来未曾遭遇的险境”。在日军凶猛的攻势面前，国民政府的孱弱、军队的腐败、政府与民众关系极度恶化等悉数暴露无遗，抗战后期的国民政府已是病入膏肓。

流离失所的老百姓

表面上看，通过总裁制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立以及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等措施，蒋介石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但实际上，由于统治基础的极度薄弱、派系纠纷的困扰等因素，蒋介石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行使其权威。1944年10月12日，华南方面激战正酣，蒋介石在陪都重庆却发出了由衷的哀叹：“党外的环境如此险恶，党内的情形如此泄沓，我们要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况下，雪耻图强，恢复本党过去的地位，使社会民众对于本党仍旧像同盟会时代一样的尊敬仰慕，对我们党员表示诚意的欢迎，自动的接受我们领导，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无论用什么办法，无论叫什么人来领导，都不能发生起死回生的效果了……”而且，蒋介石无法了解现代多元政治的模式，其经历中也无分权政治组织系统的思想准备。面对全面抗战以来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民主力量的蓬勃兴起，蒋介石采取的却是一味的排斥和打击态度。一次次反共事件，当然使中共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同时也使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这样一来，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集权不仅产生不了任何效果，反而加剧了诸种社会力量与其疏离，使国民政府失去了凝聚民众的力量。

汤恩伯

应该说，为了“抗战建国”，国民政府战时在政治方面作了多种努力。在基层，为解决统治基础薄弱的问题，于1939年起推行“新县制”；在中央，为了消弥派系纷争的危害，同时为了同中共争夺青年，又建立起了三青团组织；至于行政机构的改革、“三联制”的实行等更是最直接的措施，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收到蒋介石所预想的效果，特别是三青团的设立，非但没能达目的，反而又额外增添了党团矛盾。派系政治的动作与国家的发展目标南辕北辙，任何现代化计划都将无法真正地实行。在豫湘桂战役不断失利的刺激下，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越发尖锐起来，甚至出现了以“南方军人”为核心的反蒋活动。战时的国民政府从来没有牢固地掌握过对国家领土、人民及资源的控制。1944年，他们能够支配调拨的生产产品只占全国总量的3％。即便是在这个政府能够控制的四川等地区，其触角也无法延伸到乡村基层中去——那里是地主豪绅们的天下。他们仅仅在剥削农民和镇压农民反抗这一点上才谈得到同政府合作，而政府建设和改造乡村的计划却常因触动其既得利益而招致抵制和反抗。虽然，痛斥地主豪绅的言辞在官方文牍和蒋介石的讲演中并不罕见，但百姓们遭受几重压迫的痛苦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减轻。田赋、摊派、苛捐杂税、战乱和天灾的共同影响，将农民推向深渊。河南省于1943年刚刚经历了一场死亡数百万人的饥荒，1944年便又面临了战火的洗劫。汤恩伯所部军纪极度败坏，成为河南百姓们苦难的渊薮之一。这样，对于豫西民众武力袭击国民党残兵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同样是在日军的“一号作战”中，湖北的百姓们又因粮税和劳役迭次造反。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三卷，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2016年版。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 雷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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