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逝世，享年94岁。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与黄霑、蔡澜、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宋人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我们说：“凡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

　　自从1952年《书剑恩仇录》问世以来，他的小说已经风靡了半个多世纪，从未有任何一个华文作家像他这样粉丝遍天下。

　　邓小平会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我读过你的小说。”蒋经国的床头终年放着一套金庸小说。

　　马云用金庸小说中的武林圣地来命名公司房间，办公室叫“桃花岛”，会议室叫“光明顶”。

　　牟宗三最喜欢《鹿鼎记》，余英时最爱《射雕英雄传》，陈世骧则是《天龙八部》的粉丝，曾评价该书“有情皆孽，无人不冤”。

　　对金庸的研究甚至形成了一门“金学”，而对我们这些普通金迷来说，他构造了一个独具魅力的精神世界，我们就像熟悉老朋友一样熟悉郭靖、令狐冲、张无忌。

　　椽笔一挥，就勾勒出一个江湖，那里月白风清、古风犹存，回响着整个文化中国的余韵。

　　金庸的传奇一生

　　金庸先生一生创作了十多部武侠巨著，带给每一位读者一个丰富多彩、侠骨柔情、浪漫唯美的江湖世界。他的作品是许多人的精神食粮，影响深远。

　　一张图回顾金庸先生传奇一生→

　　金庸的北大演讲

　　金庸于1994年10月3日至29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下面是金庸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由焦小云记录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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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

　　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查钊忠（钜侯）先生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王芝簃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

　　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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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像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的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

　　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又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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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

　　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那当然是对的。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分，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就姓独孤。在唐朝，有二十三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蝉，在汉朝做官，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蝉。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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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

　　匈奴人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没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影响匈奴首领，便退兵了。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法国，一部分到了西班牙，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西方历史中的匈人是否匈奴人？史家意见不一致，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

　　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

　　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十六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十六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1820年才给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2020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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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时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锁国政策，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

　　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十六世纪初的一五一七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庶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如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便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十六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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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我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坐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像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

　　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道，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他无法准确预测，他推测大概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金庸作品中的教育真经

　　金庸那部百看不厌的教育真经

　　郑委

　　如果金庸是撰写武侠小说的大师，不如说他也是把教育看透写透的教育家，《射雕》就是一部百看不厌的教育真经。

　　母亲成就孩子性格

　　郭靖的母亲李萍，用现在的话讲是个标准的家庭妇女，没有文化，没有地位，遭逢家庭巨变，但她不向命运屈服，也不枉自菲薄，培养了郭靖很多优点：积极向上，吃苦耐劳，独立，不服输，认死理，讲信义，有责任心，有民族大义。杨康的母亲包惜弱，用现在的话讲是个超级白富美，有文化，有教养，有背景，但所谓慈母多败儿，她没有能够培养杨康吃苦的精神，更没有培养杨康的民族大义，导致后来杨康人生的重大悲剧。可以说，杨康的失败，根源在于包惜弱。

　　父亲成就孩子未来

　　完颜洪烈对杨康精心培养，寄以重望，却以失败告终。为什么？用现在的话来讲，完颜洪烈相当于大型垄断国企的董事、副总裁，有望接任总裁，而杨康则是他培养的接班人。完颜洪烈其人才智有余，而德行不足，整天阴谋诡计，他的身边更聚集了一帮恶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期的耳濡目染造就杨康同样才智有余，德行不足。

　　由于王爷夫妻的溺爱，王府的下人们，包括完颜洪烈的客人们，对杨康纵容无比，使杨康沾染了纨绔子弟的习气，其实杨康本性是善良的。所以有钱、有势且重点栽培孩子的父亲未必优于穷人。反观郭靖，他是一个单亲的孩子，在他的生活中铁木真，哲别，江南七怪，马钰都充当了临时父亲的角色，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脚踏实地。

　　人生需要四种人

　　人生需要四种人：高人指点，贵人相助，友人欣赏，小人监督。

　　而决定这四种人的是自己的性格。

　　1、郭靖从小善良，对英雄仰慕，认死理，小小年纪冒死保护哲别，结果哲别成为郭靖人生中的第一个高人，成为他的第一个师父。而正是郭靖的这种性格，铁木真成为郭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也同样由于这种性格，拖雷、华筝成为郭靖小学、初中阶段最好的同学。

　　2、同样由于郭靖的性格，他天性善良，帮助穷人，不屈服于权势，结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黄蓉，黄蓉成为郭靖最优秀的大学同学、女朋友和资源的整合者。郭靖同学傻乎乎，不自信，但黄蓉给了他最大程度的欣赏，让郭靖逐渐自信起来。

　　3、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杨康的大学同学最有名的是欧阳克，而欧阳克是典型的才学有余，道德败坏。再看杨康的另一个大学同学兼女朋友——穆念慈，穆念慈在对杨康的引导上明显没有黄蓉高明，包容性不够，一味地强调杨康要怎么怎么做，缺乏对杨康的真正理解与引导。

　　暂时的领先，不等于永远领先

　　小学优秀不等于初中优秀，初中优秀不等于高中优秀，高中优秀不等于大学优秀。如果以现在的标准来说，在小学、初中阶段，杨康是优等生，而郭靖是刻苦学习的学生。人生是一场接力赛，整合教育资源是家长的一件大事。

　　1、杨康的老师是丘处机，用现在的标准，杨康相当于是全国最顶级的人大附中的尖子生，老师的水平是全国一流的，学生的智商也是全国一流的。这种教育最大的副产品是——杨康一身傲气。

　　2、郭靖的老师是江南七怪，用现在的标准，相当于勤学苦练的基层学校的老师，老师的教学环境水平明显不如丘处机，郭靖的智商明显不如杨康，但江南七怪培养了郭靖吃苦的精神，给郭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郭靖在小学、中学阶段暂时落后，但是他在小学，中学不断努力，大学阶段获得了巨大成功。按现在的标准，他的四个顶级老师：洪七公，相当于浙大校长；周伯通，相当于清华的校长；黄药师，相当于复旦的校长；段皇爷，相当于北大的校长。

　　4、杨康的大学老师是梅超风，相当于复旦除名的一流教授，但她的教学方法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心理有问题，肯定会影响到杨康。在全国的五大顶尖高手中，唯一可以成为杨康老师的是欧阳锋。然而杨康却杀了老师的儿子，惹来杀身之祸。可见老师是不能得罪的。

　　内外兼修，才是王道

　　郭靖同样有家教老师——马钰。用现在的话来讲，马钰相当于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他不教郭靖武功，只教郭靖在内功上多花点时间，培养郭靖由内而外的强健。如果一味地上培训班，炒学校的冷饭，无非相当于江南七怪增加了对郭靖练功时间的要求。有没有作用？肯定有。但收效不会很大。

　　读万卷书，不如读烂一本书

　　人生是短暂的，书籍是知识的海洋，当你进入这个海洋，每天遨游时，你会发现人生是如此的精彩，可以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读书是福。读古书，是与古人游，读名着是与高手游。读书不单单增加我们的知识，更启发我们的智慧。古人讲：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越是经典的书，作用越大。郭靖同学智商不高，但他认死理，将《九阴真经》背的滚瓜烂熟，事实上背的时候，他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他终于取得了巨大成功。

　　要我学不如我要学，我要学不如我爱学

　　郭靖同学有四个全国顶级老师教，却为什么达不到周伯通的境界呢？因为郭靖同学是一个典型的听话孩子，是一个书呆子。他完成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化，但没有转化到我爱学。而周伯通呢？是一个典型的学习疯子。他说的话：饭可以不吃，但武不可以不练！学习比吃饭还重要！总的来讲，做为学生和家长来说，要努力学习郭靖和母亲李萍，不要像杨康。

　　英雄莫问身出处，厚德载物是全部。

　　来源：淘漉文化公众号

　　皈依的心路

　　——金庸和池田大作的对话

　　金庸与池田大作是中日两国十分著名的文人、学者和思想家，他们从1995年11月起，开始了一场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对话，历时二年有余。《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一书就是二人对谈的记录，这本对谈录共分十二章，其中涉及了有关哲学、历史、政治、宗教、国际问题、武侠小说等诸多话题。先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池田：金庸先生信奉佛教，且对佛学甚有造诣，先生皈依佛教，是缘于什么事呢？

　　金庸：我皈依佛教，并非由于接受了哪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1976年10月，我19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池田：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他还年轻的时候，他仅有1岁的女儿夭折了，这是发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他曾经感伤地缅怀道：“我抱着变得冰冷的女儿，哭了整个晚上。”过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这使得他认真地思考有关“死”的问题。

　　金庸：此后一年中，我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池田：户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长女及妻子之后的一段时期信奉过基督教，但是，关于“生命”的问题，却始终无法令他信服，也无法解答他的困惑和疑问。您之所以认为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不能解答“生死观”的问题吧！那次会晤，我们说起过康丁霍夫·卡列卢基先生曾经说过：“在东方，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亡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满的书，由始而终（没有新的一页）。”这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

　　金庸：是啊！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之多，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我又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记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或“小乘佛经”。

　　池田：能以汉译的佛经与英译的佛经相对照比较，才可以对之进行研究。

　　金庸：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仰，相信佛陀（印度语文中原意为“觉者”）的的确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他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了世人。

　　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

　　池田：我希望您能原原本本地谈谈当时的心情。

　　金庸：随后再研读各种大乘佛经，例如《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等，疑问又产生了。这些佛经的内容与南传佛经是完全不同的，充满了夸张神奇、不可思议的叙述，我很难接受和信服。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终于了悟：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妙法”，用巧妙、善巧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悟性较差的人能够了解与接受。《法华经》中，佛陀用火宅、牛车、大雨等等浅近的比喻来向世人解释佛法，为了令人相信，甚至佛陀假装中毒将死也无不可，目的都是在于弘扬佛法。我也是了解了“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经充满幻想的夸张不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池田：原先，我对于所谓宗教并不太喜欢，而且，说起日莲宗的佛教，少年时代常常见到的光景就浮现在眼前——那是一些穿着白色装束，一边调皮打着圆记太鼓，一边在街上结队游行的人们。说真的，那印象并不太好啊！（笑）后来是因为户田先生这稀世之师的魅力把我留住。我们的青年时代关于“人是什么”、“人生该怎样活着”这些叩问，想来比现代青年更为认真。我也曾为之苦恼，因此就为自我摸索学习。

　　最近，有一本在日本成为大众议论的书叫《苏菲的世界》。内容是说有一位叫做苏菲的少女，被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提问后被引入哲学森林——以少女的目光作为向导，把深奥难明的哲学史的发展变成十分容易学习的东西，因而成为畅销之书。在这个哲学之旅的出发点上，作者这样写道：苏菲拆开两封信；一封是您是谁？另一封是世界从哪里来？多无聊的问题嘛！再说，这些信是从哪儿寄来的呢？这件事几乎和这两个问题一样，是个谜。“我是谁呢？”“世界、宇宙从哪里而来呢？”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是谁也不明白的问题。但是，不能说因为谁也不明白，也就不去追问。

　　金庸：说得对，虽然历经多少时代变化，文明亦进步不少，仍是不能够解明这些问题。特别是，“生前”、“死后”这样的题目是人们普遍的、永远的疑问。如对此命题不能真挚以待，人生大概就会变得浅薄吧！极端地说，那就是“事后如何，全然不顾”，即只顾眼前一时快乐地糊里糊涂地活着。

　　池田：最近，有关（苏联）“新思维改革设计师”之称的雅戈布列夫先生的近况报道：《从马克思走向大乘佛教的（转变）——阿历山多尔·雅戈布列夫》，这篇报道出自《莫斯科新闻》。“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记者曾这样问他，他答曰：第一，他们不承认外在的创造者是“唯一神”，而是在自身之中发现自我的神，也就是说，以通过自我完成或个人的觉悟来到达佛的境地作为目的。我对这种思考非常接受，那不是相信什么人都可以成佛，而是认为每个人之中都隐藏有自我完成的可能性，自己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这种思想大大的吸引了我。我国人们经常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处于下层的祈求那些高高在上者，譬如皇帝、将军或总统来拯救他们。对这种想法我感到愤慨，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努力去创造吧！相信自己的可能性，不要期待从权力或其他方面得到恩赐！

　　金庸：佛教的学说中本有“自力”或“他力”的论争，最后肯定，“自力”是佛教的精义要旨，与基督教祈求上帝恩宠（Grace）大大不同。

　　池田：“不要期待从权力或其他地方得到恩赐”——以此来为“恩赐”作注脚，真是妙哉！总而言之，若将人的“内”与“外”来划分的话，人们的目光会不断地向“外”注视，而忘记了“开发内在”的因素。当然，经济是很重要的，金钱也是必要的，但若是只追求这一方面，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满足感。不是应该再一次将焦点放在人的内面吗？不单只是经济的满足，而是要认真思考“如何令精神富裕起来”。

　　金庸：现在社会的大多数人被物质的丰富所目眩，重视的是商品的拥有和消费价值，却不重视精神的价值。与以前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却未必一定会生活得更富足。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钱或物质的多寡来计算的，须以内心的满足程度与精神价值来衡量。对人生的意义失去质询，这也是其最大的原因。

　　我说香港人、日本人对“拜金主义”值得警惕，绝不是轻视金钱与物质的价值。在香港或东京，穿衣吃饭不难，要拥有一所居屋就困难得很。我并不是说风凉话，劝人不要努力赚钱。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生活东京、香港之人，将整个生活集中于商业活动，原为情理之常，只不过在努力经营赚钱之余，想一想人生的意义，时间也绝不会是白花的。否则，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财富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寂寞、恐惧、忧愁、失落……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池田：我们面对迫近眉睫的选择，是要由“物质的价值”任被翻弄的社会？还是以“精神的价值”来照耀、引导人的内在的社会？我们应该留给后世的人们一个无愧的历史。

　　金庸：我也深以为然。我们必须克服的是，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种可无限膨胀、永远无法知足的欲望。东方哲学的精髓就在于此。

　　来源：立品图书

　　金庸千古侠客儒生梦

　　潘采夫

　　昨天，是金庸92岁生日（金庸生于1924年3月10日），众星齐贺，祥瑞纷呈。鉴于年年传出大侠驾鹤西巡的假消息，真替老爷子高兴。

　　金庸出生的年代，正是民国年月，浙江海宁的书香望族，刚刚懂事就日寇西来，少年流亡，辗转于南方中国，但学业不废，弱冠成为报人，落脚港岛，办《明报》，写武侠，“文治武功”都达到了文人的巅峰，称心快意。对于这些，已有浩繁文章探讨，我所感兴趣的，是金庸所折射的，一代文化人群落的人生踪迹图。

　　几年前梁羽生逝世，金庸曾写下挽联：“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梁羽生生前曾在采访中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梁羽生喜欢李叔同的一句话：“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金梁之间，实有瑜亮情结，也曾留下文人佳话。

　　1951年，两人都是《新晚报》副刊编辑，梁羽生编辑“天方夜谭”，金庸则编辑“下午茶座”。工作之余，两人或茶酒诗话，或对弈搏杀几局。创作武侠小说之后，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还曾在《大公报》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百剑堂主去世之后，梁羽生赋联纪念：“三剑楼见证平坐，亦狂亦侠真名士；卅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侧面描述了三个人的文人生活。

　　这是报馆生涯，金庸还有一些好友，如黄霑，如倪匡，如蔡澜，每每忆起他们，我都会忍不住慨叹，这是怎样的人中龙凤啊。得有怎样的水土，多少的历史，才能让这样的人现于世间。

　　黄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广东，一九四九年到了香港，他的香港经历我们比较熟悉了。最传奇的是倪匡，他同样出生在民国，在内地还当过军人、警察。五十年代到内蒙古垦荒，因冬天拆了一座小桥当木柴，被以反革命罪羁押数月。他决心逃走，从内蒙古、上海一路到广州，然后到香港，从此一生北望神州。

　　这是他们那一代的经典路线图，其实何止这三人，太多人走了这样的轨迹。梁羽生、胡菊人、余英时、雷震、殷海光、李敖、许倬云、唐德刚。他们的命运颇有共同之处，像鸟离开民国故土，从此成为海外游魂。唐德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巫宁坤的《一滴泪》，黄霑的“浪奔浪流，万里江水滔滔永不休”，金庸的“塞上牛羊空许约”“谁家子弟谁家院”，许倬云的《万古江河》《风雨江山》，听听这些名字，都深藏着去国之痛，却又蕴含对传统文化之痴。

　　这种痴，最集中地体现在武侠小说。无论金庸还是梁羽生、古龙，都用武侠小说实现了“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人生理想，构筑了神奇瑰丽的武侠江湖。同时，以或道家态度，或儒家精神一起，构成了中国文人的文化人格。

　　来源：南通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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