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准噶尔汗国被清军灭亡，此后整个欧亚草原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很多学者都将准噶尔汗国称之为“最后的游牧帝国”或是“蒙古帝国的回光返照”。

清朝历代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保持八旗子弟“国语骑射”的传统，然而事实证明一切都是徒劳。清王朝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策略并不比之前朝代高明许多。面对准噶尔汗国的挑战，清王朝很可能因为一次大败，而将边疆形势退回到明朝时的状态。

所以从康熙开始，清政府多次倾全国之力，欲彻底覆灭准噶尔。然而连年的征战，几千万两白银仅换来一个僵持的局面。八旗子弟士气低落，喀尔喀蒙古怨声载道，雍正皇帝只得被迫与准噶尔议和。

​到了乾隆时期，清政府下令：

“劳瘁兵力常在极边屯驻，亦非国家之长计远虑。且戍守之处太远，仍属无济。当量其近边要害之地以镇守之”。

乾隆用这种委婉的说法，间接承认了清政府无力用军事手段解决准噶尔问题。清军从喀尔喀蒙古撤出，在阴山南筑绥远城屯兵，清王朝对准噶尔全面转入战略防守阶段。

在清军几十年的连续打击之下，准噶尔汗国的形势也不容乐观。首先，蒙古的继承人制度非常不完善。很多部族领袖不是通过继承，而是在同胞兄弟的厮杀中诞生的。

这固然能选出伟大的君主，但也会导致政权的瓦解。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立刻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内讧。噶尔丹与康熙鏖战之时，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就在背后谋划篡位，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东欧平原上，俄罗斯人的崛起同时又加剧了准噶尔汗国的困境。同中原政权望“草原”而兴叹不同，俄罗斯人在金帐汗国统治的两百多年时间内，却学会了如何控制游牧民族。

十六世纪，俄国势力首次抵达中亚西北部和北部，之后殖民的步伐不断加速。十八世纪上半叶，通过修筑要塞线，俄国初步完成对中亚草原的分割，隔绝了准噶尔向西发展的可能。

游牧经济粗放且低效，只有不断增加牧场才能推动生产发展，要增加牧场势必会带来新的矛盾。土尔扈特部因不愿忍受准噶尔部的蚕食，最终选择西迁，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著名的“土尔扈特汗国”。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也在准噶尔部的支持下，选择南下最终统一了青藏高原。

俄罗斯控制中亚，尤其是中亚穆斯林国家受其影响学会使用火器后，准噶尔部向西的扩张多以失败而告终。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军民一体的经济体制有着天然的优势，但在火器时代却变成了“先天不足”。

准噶尔在沙俄的支持下，军队中有不少叫做“包沁”的枪手，但他们都是来自中亚的穆斯林。这意味着以准噶尔为首的蒙古与中亚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朝康雍乾时期，清军的火器并不落后于西方，而且国力还处于稳步上升阶段。

准噶尔汗国被俄罗和清王朝困于西域一隅，内部矛盾无法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只能以激烈地内讧形势爆发。1745年，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策零去世，在权利斗争中失败的阿睦尔撒纳向清军投降。乾隆兵不血刃的占领伊犁，随后又扑灭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最终统一天山南北。

清王朝和俄国的崛起限制了牧民的自由迁徙能力，同时火器的出现又极大地抵消了骑兵的优势。准噶尔汗国的灭亡也标志着两年多年来，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民族对抗的彻底失败。

准确地说，准噶尔汗国败是给了大时代，而不是大清帝国。然而乾隆却将这一功劳归结为他的聪明才智和清王朝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统治者的盲目自满让王朝逐渐走向故步自封，仅过了一个世纪，骄傲的大清帝国就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他的下场并不比准噶尔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