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同周恩来、李克农举行秘密会谈的地址———延安城北的一座天主教堂

驻守在陕甘苏区西面和南面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就是争取这两支蒋介石视为“杂牌”的部队。由于东北军是原来西北“剿共”的主力，对其进行争取又成为当日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

榆林桥、直罗镇———红军连续给东北军“上课”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寄食于蒋介石而不得不听其调遣。几乎同所有军阀部队一样，东北军最初也迷信武力，对衣着褴褛、饱受围剿堵截之苦的红军，开始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其和谈主张。

最先给东北军上重要一课的是红十五军团。1935年10月初，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劳山地区设伏，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一零零师大部，俘虏2000多人，师长何立中重伤后毙命。10月29日，红十五军团又发起了榆林桥战斗，全歼东北军第一零七师一部，俘虏了团长高福源。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也马上给东北军一个教训。当东北军骑兵尾追陕甘支队时，毛泽东亲自指挥第一纵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歼灭了何柱国的骑兵军两个连，缴获战马百余匹。11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等又亲自指挥了有“奠基礼”之称的直罗镇战役，以“围点打援”方式歼灭东北军第一零九师，俘敌5300余人。该师的师长牛元峰是张学良的亲信，逃跑途中走投无路又没有勇气自杀，便让副官开枪打死自己。

东北军的两个师先后被歼，蒋介石却立即取消其番号不许重建，并且不再提应发的70万元军饷。张学良就此对蒋介石产生强烈的不满。同时，张学良对红军的战斗力非常敬佩，多年后他还讲了当时的感受：“我是带过兵的人，知道长途行军后的部队是什么样子。人家走了两万里还那么能打，这样的部队不得了！”

红军不仅能打仗，俘虏政策也能攻心。在直罗镇战役中，因东北军的不少士兵曾经当过红军的俘虏，他们知道红军优待俘虏特别是下级士兵的政策，遇到猛攻便纷纷缴械投降。不过要争取整个东北军停止内战，还必须对其上层将领做工作。

被俘团长成为关键人物　东北军不愿再与红军作战

东北军的家乡被日本侵占，蒋介石却把他们调来打内战，造成绝大多数官兵不满。这为红军进行统战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团长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因作战勇猛很受器重。红十五军团攻打榆林桥时伤亡比较大，军团长徐海东在暴怒之下亲手打了被俘的高福源两个耳光，并把他关押在军团部所在地。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便给彭德怀打电话，要他将高福源接来，并特意嘱咐：“你们要好好地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

高福源到达甘泉的红一方面军指挥部之后，彭德怀亲自迎接了他。更让高福源感动的是，身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与他同住一个窑洞并长时间深谈。原籍东北鞍山的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则天天陪着他参观红军营地，并参加红军与东北军被俘官兵的联欢会。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高福源禁不住落泪。

高福源被释放后，张学良见了他还怒斥一番。高福源说了在红军中的感受，并劝说“少帅”同共产党联合抗日，争取打回老家去。经过高福源秘密穿梭往来，红军高层与东北军首领建立了接触关系。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在洛川谈判后，又与张学良举行会谈，两军实现了全面停战，为联络方便还交换了密码。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与二十位红军高级将领还联名发布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红军在对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时，将沈克、董英斌等将领都作为直接争取的对象。直罗镇战役刚结束，毛泽东就同彭德怀致电红一军团首长林彪和聂荣臻，要他们速释放被俘虏的东北军军官数名，具体与东北军第一零六师师长沈克交涉，说明“对一零六师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的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无论沈克有无切实的回答，红一军团都准备撤回”。

不久，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痛陈东北三省沦丧的历史教训，同董英斌做了三条约定：“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任何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其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可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红军做出约定后，主动交还了在前几次战斗中缴获的东北军的武器，释放了被俘虏的官兵，此举在东北军中引起强烈反响。士兵们不仅不愿意和红军打仗，其中还有不少人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学良亲自驾机赴延安　一夜深谈心悦诚服

李克农同张学良会谈后，1936年3月上旬，张学良提议中共方面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到肤施（延安）与他深谈。当时毛泽东正在东征前线指挥作战，周恩来便秘密前往。

4月7日清晨，周恩来带领李克农、高福源等人前往延安，张学良也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飞到这座尚在东北军占领下的陕北名城，迎接周恩来一行。

在延安城北的一座天主教堂内，周恩来同张学良详细交换了看法。张学良提出要争取蒋介石，设法扭转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逼他走上抗日道路。周恩来列举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然后说：“要让步，还要斗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会谈整整进行了一夜。张学良深深为谈判对手的胸襟与智慧所折服，几十年后在答记者问时还称最佩服的人是周恩来。

互相合作　红军让出瓦窑堡帮张学良交差

经过秘密谈判，张学良同意帮助红军，长征途中的红四方面军北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红二、六军团北上的通路在中央军区域，他可以从中斡旋。张学良还答应，帮助中共从新疆开辟一条通达苏联的国际通路，陕北苏区所需的一些普通货物可由红军到东北军控制区商店自购，他可以为红军代办军用品并供给子弹。

在谈判中，中共对东北军也提供了帮助，红军同意开放富县、甘泉、肤施的交通，当地东北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苏区群众购买。更重要的是，东北军从此不再遭受红军打击。

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6月20日还发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称：“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随后，中共中央还专门派叶剑英、彭雪枫到西安做上层统战工作，以朱理治为特派员来领导东北军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张学良同红军秘密实施休战的情况，蒋介石不久便有所闻，严令不得停止“进剿”。为了使东北军能对南京政府有所交待，红军东征结束后便主动让出陕甘苏区首府瓦窑堡，张学良就此向蒋介石报告“收复”的“战绩”，其实他同红军的合作还在进一步开展。

点评

安稳后方　创造契机

中央红军长征刚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在与东北军谈判中曾经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正是通过耐心工作和刚柔并济的统战策略，使中共中央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获得了极大成功，这不仅使红一方面军东征、西征免除了后顾之忧，又使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北上实现三军会师减少了很多阻碍。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同红军走上合作之路，又为日后发生“西安事变”和迎接全国抗日民族运动的高涨创造了前提。

来源：《法制晚报》（摘自：徐焰 马祥林《重解长征之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