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打仗，熟读兵法圣典、记住几条战术法则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而灵活运用。反映战争规律、指导排兵布阵的兵法战策，流传下来的不是生硬的教条，而是思维的方法。正如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兵法实纪•练将》中所言：“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

战国时期，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将水牛集中起来，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尾巴上绑上油棉，点火后牛负痛狂奔，于敌营中横冲直撞，齐国将士尾随其后冲杀，大获全胜。而民国年间，山东军阀韩复榘率部攻打天津，因城防坚固，久攻不下。一筹莫展之际，探知敌军为御寒，在战壕里铺设了很多麦草及棉被等易燃之物，遂欲效法田单大摆“火羊阵”进行火攻，踏响敌军预设地雷，并冲入敌阵点燃易燃物。韩命人四处收集近三百只羊，却在对方一阵枪炮乱射之后，成为天津守军一顿免费的全羊宴，传为笑谈。

于此，我们应当看到，行军打仗没有固定范式，经验做法并不等同于规律。如果只是模拟仿效，亦或是“泥其迹”而不“师其意”，只能是跟随他人步伐，亦步亦趋，无法把准战局走势“脉搏”，更加谈不上创新战法、克敌制胜。毕竟，“拿来主义”它是包括“去其糟粕”和“取其精华”这两个部分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他人战法，要善于发掘并抓住其本质、规律，需要因时、因地并加以因势利导的运用，使隐藏在深处的战争哲理和胜负之道显露出来，方能撬动胜利的天平倒向己方。战国时期，齐魏交战，孙膑抓住魏军轻敌、庞涓自大特点，主动后撤，每日减少军灶数量，制造士兵逃亡、人数渐少的假象，从而麻痹魏军，使庞涓轻敌冒进、中伏自刎于马陵道。无独有偶，东汉名将虞诩在抵抗羌族入侵中却反其道而行之，每天行军百里，命令官兵每人各作两个军灶，并逐日增加一倍，以增灶之计震慑羌人，最终以少胜多。“增灶”与“减灶”看似大相径庭，实则是虞诩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之后，抓住了示形于敌的本质――谋势。因为他深谙好的造势，可以示弱于敌，亦可示强于敌。回顾伊拉克战争，美军时时处处“示强”，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伊拉克政府的屈服及其军队的瓦解。如战争爆发前，美军在短短半年内，向海湾地区集结了近30万兵力；战争爆发后的第6天，又向海湾地区增派3万兵力，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支数字化师，以增援正在巴格达推进的美国军队，由此进一步形成了相对伊军的绝对强势。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唯有在借鉴过程中把握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老战法也能焕发出新生命，新战法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战法的运用之妙在于无穷变幻，战法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孙武曰：“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其大意是说，对敌人实施包围时，要留有缺口，不要置敌方于绝境，防止敌人拼死反击，以免不测的牺牲，这是用兵打仗的法则之一。解放战争时期，老一辈军事指挥员在实际指挥战斗过程中，能够针对当时具体情况而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法则。在泊儿庄战斗、鲁南战役的六营集战斗、莱芜战役中均不同程度的运用“围三阙一，三面围攻，网开一面，虚留生路”的战法，逼敌离开阵地，在敌必经之路暗设伏兵，歼灭敌军于运动之中。

古代经典军事思想理论和著名战史战例，为战法运用奠定了基础根基；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我军凝练出的传统战法和看家法宝，为战法运用孕育了丰厚土壤；西方军事强国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等方面研究探索，为战法运用提供了时代借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战争形态、作战方式得以加速转型和变革，各种战法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不得不说，部分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在研究筹划作战中还存在机械照搬照抄传统战法理论、简单嫁接移植外军经验做法的现象，战法不真、不活、不实的问题依然突出。为此，各级指挥员在指挥打仗、作战筹划中必须深知，战法运用要“师其意”而非“泥其迹”，“拿来”、“借鉴”只是第一道工序，在熟谙本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还要经过“创新”这道深加工，才能真正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战法，方可领先于人、制胜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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