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第8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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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时间早就过了，这场怎么处置老板欠薪失联、职工集访讨债的协调会终于接近尾声，我在盼着这场漫长的会议赶紧散会的同时，象征性地在会议记录本上圈圈划划，以便凸显重点。3个多小时的讨论协调，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归根结底一句话：“先稳控，再化解，后追责”。

　　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每一个信访案件的化解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泥巴萝卜吃一节擦一节。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政法委书记在作最后的部署和分工，皱着眉，眯着眼，不知是纠结于案件的复杂性，还是被密闭在会议室里的二手烟熏的。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公安局分管经侦的副局长一边起身往外走，一边尴尬地示意：这是紧急工作电话——这种电话一来，一般都没啥好事，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安静，大家都怕是讨薪的工人又有什么新的动作了。

　　“书记，好消息！”公安副局长推门进来，脸上洋溢着轻松愉悦，“‘泛亚’的那个阿华，在外地抢劫，被逮起来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继而脸上发烫，手心出汗，仿佛被人揭了短，坐立不安。这个“好消息”和下午开会的议题是两码事，可从在座几位了解事情原委的领导的反应来看，阿华的被捕，似乎比讨薪工人情绪稳定更令他们振奋。

　　我觉得有点恍惚：真的是那个阿华？他怎么会去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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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阿华的时候，他已经50出头。

　　阿华年轻时混过社会，名号在我们这个小县城也曾是很有分量的。后来年纪长了，走上了正路，慢慢地淡出了打打杀杀的圈子，本地知道他“辉煌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谁也没有料到，年过半百之后，他竟然是以“重点上访户”的身份，重回了人们的视线。

　　2011年，号称世界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下称泛金所）开盘，号称无需稀有金属投资交易的专业知识，只需往平台打钱，就能坐享13%左右的年化收益。媒体宣传，明星站台，诸多光鲜的包装，让无数怀揣发财梦想但又苦于没有门路的人蜂拥而至，不断为自己的财富梦想充值。这场资本游戏在持续了4年的疯狂之后，最终因为资金链断裂，戛然而止。全国20多个省份22万投资者的430亿元资金难以讨回。

　　阿华就是在那个时候作为“泛亚”的受害者开始上访维权的。他是我们这里泛亚投资维权群体中的领头人，也是周边县市泛亚投资维权活动的积极分子。

　　阿华登记的损失是60万，这个数字在那些主张采取激进方式维权的投资人眼中根本不算啥，但每次组织上访、闹访，他总是显得格外积极。本来在这个群体中，损失的数额就是身份的象征，损失得越多就越有话语权，“区区”60万却如此卖力，一度让那些损失数百万的人认定阿华是政府派来的卧底。

　　同样不解的，还有我们这些负责信访的政府工作人员。

　　阿华和我们这里其他投资人一样，一开始只是跨省去泛金所总部了解情况，或者组团去请当地政府“主持公道”，和我们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毕竟他们都清楚，自己的损失不是在本地造成的，找本地政府有关部门也解决不了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舟车劳碌的他们，维权毫无进展，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徒劳。消停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试图用集体上访的手段给本地政府施压，希望借此能引起国家重视，希望国家出面帮自己收回本金，挽回损失。

　　这样的上访理由和诉求显然是不合理的，手段和途径也是不合法的。在接待这些投资理财类的信访问题时，我们习惯性地会“教育”当事人：“现在亏本了就要找政府兜底，你赚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给政府分红啊？”这时受害者往往自知理亏，大多选择沉默，但唯独阿华脾气暴躁，经常用他自己的“歪理”和工作人员争辩，在接访大厅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领导指派我去接待阿华，因为只剩我没和他红过脸了。

　　2

　　第一次和阿华正式接触，是他和周边县市区的几个投资人一起去省里上访，被我们信访局“截”回来的时候。他坐到信访接待窗口时，嘴里还在骂骂咧咧。我当时紧张，一时语塞，竟蹦出来一句：“华叔，我给你倒杯水吧。”

　　话一出口，阿华一下沉默了。半晌，他端正了坐姿，略有嫌弃地轻声对我说：“你该问我这次上访的述求是什么。”

　　我“哦”了一声，随后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首次信访接待任务。

　　“泛亚”的案件当时进展缓慢，各地投资者的焦躁和愤怒与日俱增。网络上的质疑和声讨铺天盖地，各地集访、示威活动此起彼伏。

　　阿华为了上访讨说法，在那段时间里也是东奔西走，马不停蹄。我们也着实跟着他受了不少苦。因为按照信访制度规定，阿华每次“非访”（非正常上访，比如越级上访、集访、闹访），我们作为他的属地政府部门，没有尽到管理责任，是要被“扣分”的。“扣分”意味着领导要被约谈、问责，那可是大事，所以各级各部门对待“非访”都是极其重视的。

　　我们开始重点关注泛金所在本地的投资人群体，并安插了“自己人”进去实时关注群体的维权动向——说白了，就是要掌握他们的上访计划并及时阻止。阿华是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一有风吹草动，领导就派我去找他聊天。久而久之，我和他竟成了“忘年交”。

　　于公于私，我不止一次开导他：“你也就损失了60万，不至于走投无路，况且这个事基本已成定局，何必还费这力气四处上访，劳命伤财呢？”

　　他起先总是和我打哈哈，说自己反正孤家寡人，无牵无挂；又说有闲没钱，出去上访的食宿开销都是“泛友”（泛金所投资人）凑的，“就当公费旅游了”。

　　有一次我追问：“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女儿也成家了吧，一起过点安稳日子不是很好？”

　　我话还没说完，他的神情一下子从玩世不恭变成了疑虑重重。谈话瞬间陷入尴尬的沉默，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说了什么不该说的，点到他的软肋了。

　　不过他也不和我计较，毕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也知道我既没什么城府，也没什么恶意，反而换个话题，开始和我讲他以前的生活。我怕他反感，对他上访一事也不再刻意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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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年轻时的风光，阿华俨然变成了一个说书人，年轻时混社会的那段经历就像一部连载小说，在他口中娓娓道来。每个章节结尾处，他还不忘加一句：“我那时候可了不得，无论走到哪，一说到‘阿华’，大家都会给个面子的。”

　　我原本幻想着眼前的阿华是厌倦江湖、退隐市井的“陈浩南”，会给我讲述一部身边的真实的“古惑仔”。但从他冗杂、拖沓的叙述中，我却只看到了一个穷人家孩子为了生计努力奋斗的过去。他口口声声强调的“风光”，也许只是别人对他个人努力的一种认可，又或许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阿华从小是被领养长大的，初中还没毕业，养父母先后离世。虽然有叔伯愿意给一口饭吃，但他不愿寄人篱下，毅然选择自力更生。十几岁起就走南闯北，虽没有攒下什么钱，但用他的话讲：“什么没见识过，什么没经历过？”

　　在外漂了几年，待20岁出头回到县里，阿华马上就“混开了”。因为1983年的“严打”，县城周围大大小小、似是非是的地痞流氓都进去了，这为阿华他们一代人日后走上“社会”扫除了很多阻碍。这批年富力强、头脑活络的后生在两个时代的夹缝里迅速壮大，成为了当地第一代为数不多的“社会人”。

　　那时候出来混，不分什么帮派，也不排什么辈份，似乎整个县城都是一家亲。遇到社会上的兄弟，混得好的直接报上自己名号，混得一般的要报上一句“我是混XX的”，大家彼此多少会给个面子，互相照应一下。

　　那时候几乎整个县城都知道有个阿华，“混大厂车站的”。

　　“大厂”是我们县城旁边的一个镇的代称，因为镇上有一家全县城最大的棉纺厂故而得名。棉纺厂像一块磁石，把周边地区的年轻人都吸聚到一起。年轻人中多半是女工，所以社会上的那些闲散男青年也喜欢围聚在这个大厂子周围。久而久之，以棉纺厂为中心，辐射出了一条热闹繁华的“厂街”。

　　如果说“厂街”是阿华他们消遣的乐园，那“大厂车站”算是他们打拼的沃土。

　　大厂车站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原本设置在棉纺厂门口的公交站台无法满足客运货运需求，司机和乘客们就默契相约在“厂街”不远处的一片荒地上，自发形成了一个车站。

　　车站像一头野蛮生长的猛兽，阿华和他的一干拥趸就活跃在这里，“自愿”维持车站的运营秩序。那时候很多营运车辆都是私人承包的，有在县城里面不停转圈揽客的小“面的”，有城乡来回跑的中巴车，还有为数不多的长途大巴。阿华他们根据车况规划市内班车的路线，根据客流量调度班车的发车时间和次数，维护车站周边的治安，处理宰客和半途卸客的纠纷，还要杜绝外来的过境车辆拉客带货的竞争。

　　虽然这一切安排没有任何的规章制度可循，全凭阿华的个人才智和社会经验，但不得不说，那时候的大厂车站在阿华的带头管理下，一切事务井井有条。

　　那时阿华的收入一部分来源于营运车辆进出车站交纳的份子钱，听起来虽然像“保护费”，但因为阿华和他的小兄弟们实实在在做了很多事情，这钱司机们倒是都乐意交的。手里有了点钱后，阿华入股了好几辆大巴车跑长途，这成了他后来收入的主要来源。

　　总体来说，阿华在大厂车站“占地为王”的那几年，并没有积累多少钱财。他为人仗义，份子钱标准低，别人给的分红也不在乎多少，对跟着他的一帮小兄弟却出手大方。他的能力和为人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受到了棉纺厂众多女工的仰慕。后来，阿华就跟棉纺厂里的一个女工组建了家庭。

　　关于家庭，他从来不愿和我细说。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也许是他作为一个“老上访户”，顾忌我们会把他家人搬出来给他施压。

　　反正我也从来没想靠着挖掘他的社会关系来阻止他上访，所以他不说，我就不问。

　　4

　　我问阿华：“后来怎么就‘改邪归正’了？”

　　他告诉我，后来大厂车站的规模越来越大，风头一度盖过了县城的车站。“摊子大了，事情多了，人也杂了，各种矛盾和利益交织在一起，力不从心了”。正好赶上政府收编大厂车站，为了安抚民心，阿华和另外几个小兄弟作为大厂车站的“创始人”，都被破格录用为管理员。阿华又做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意思，成家有了孩子后，便想和“社会人”的圈子撇清关系，就离开了大厂车站。

　　阿华规规矩矩做生意时已经30多岁了，他去上海卖了几年水产，赶上好时候，赚了不少钱。但受以前混社会的影响，“有钱就开始不学好，吃喝嫖赌，老婆气不过，带着女儿回娘家了。我也没挽留，给了她们母女一笔钱，一个人过着轻松自在的好日子”。

　　女儿上小学前，妻子和阿华办了离婚手续。没个女人持家，生意很快出了问题，阿华先前赚的钱很快就见底了。后来他又浑浑噩噩耗了几年时间，“慢慢地自己也想明白了，觉得该玩也玩过了，该享受也享受了，是时候收心了，想着飞黄腾达了，再找老婆女儿团聚——可东山再起哪那么容易，一晃女儿都大了。为了早点发财，所以才入了‘泛亚’这个坑”。

　　我说：“你也是老江湖了，这种坑也敢往里跳啊？”

　　他呵呵一笑：“我算啥？老江湖也防不住新骗术啊！被骗的还有银行行长呢，人家专门和钱打交道的都能陷进去，更别提公务员、教师和医生了，一抓一大把——只是那些人有个正经工作，不方便闹。”

　　想想，他仿佛还有些不服气：“再说了，哪个陷阱能让你看出来它是个坑啊？现在出事了，你们个个马后炮，说投资为什么不找正规机构。没出事前，‘泛亚’哪里不正规了？有批文有红章，广告打到了天上，很多名人都夸它‘储备稀有金属利国利民’……”

　　我问：“你了解稀有金属吗，不明不白就敢投资？”

　　他说：“我一开始也不敢，但问了一些投资人和平台的客服，也查了不少资料，对它的运营和盈利模式有了大致的了解，觉得没有问题。如果是投资稀有金属亏本，我也就认了，但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对稀有金属交易根本不感兴趣，不懂，也不敢。我们是把钱投在了‘泛亚’的‘日金宝’里面，类似于余额宝，它说每天可获得投资金额的万分之3的收益，一年最高收益能到13%。还说当天投资第二天收益就到账，本息可随时支取，没手续费。”

　　听到这，我忍不住插一句：“你当这是放高利贷啊！”

　　阿华反问：“一年13%的收益也能叫高利贷？余额宝的收益都有7个点呢。社会上‘放水’的，月息5分1毛的，多的是，那些才叫高利贷！”

　　我懒得跟他争辩：“可这收益还是虚高啊，你就没有一点疑虑？”

　　阿华想了想，降低了声调回答：“确实怀疑过，我毕竟也做过生意，知道没几个行当能有这么高的利润——但不是说金融创新嘛，我以为它是啥新式武器呢。只怪‘泛亚’伪装得太好，它告诉你，平台上有些买家想买货，但钱临时周转不开，于是委托你用投在‘日金宝’里的钱购买平台上的货，这些买家只是暂时付不了全款，为了表明实力和诚意，会先付20%的押金做为他们一定会从你手里提货的保证，等他们付全款后，你再把货给他们——货在你手上，平台有20%的押金，完事后你可以得13%的利息，你不动心？‘泛亚’还说这利息主要来源于平台交易的手续费和部分商家的违约金，听起来一切都是合情合理啊。”

　　“60万不是个小数目，真金白银的，你怎么舍得往外送呢？”

　　阿华叹了口气，缓缓说道：“我也不记得是在哪看到的广告，反正那时候很多宣传泛金所的，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就试着投了两万，发现操作不难，收益也不错。后来认识了不少投‘泛亚’的人，大家聚在一起，都在吹捧‘泛亚’，看着‘日金宝’里每天都在涨钱，我也像是被洗脑了一样，对它没有半点怀疑了。小打小闹投资了一年多，发现平台运转挺好，也没听到任何负面消息，再加上那会儿很多明星和电视台都帮它打广告，我就更加坚信不疑了，于是像打了鸡血一样不断追加投资，想着捞一把就出来。”

　　阿华顿了顿，见我不搭话，又说道：“你可别说我是什么‘赌徒心理’，上次你们信访局那个姓蒋的说我是赌徒，我立马就发飙了。我这是投资，不是买大买小，是经过观察和思考的，是慎重的。退一万步讲，如果说我是在赌，那这个赌博平台开这么久，你们政府怎么不去管管？还允许它四处宣传，招摇撞骗！”

　　5

　　阿华告诉我，他清楚地记得：2015年初，“日金宝”的提现第一次出现了延迟，紧接着开始限额；4月时，他在“日金宝”里面的资金已经无法提取；到了7月，连放在泛金所个人账户的资金都被“冻结”了。

　　一时间，泛金所出问题的消息开始传出，随即扩散，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闻讯要求取回资金，进而导致“泛亚”的资金链彻底断裂。

　　泛金所官方分析称，“泛亚”之所以会出现资金无法流转的情况，一是有投资机构趁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大举做空有色金属，从中套利，比如他们通过期货交易让电子盘期货“铟”的价格在半年内从550元下跌到了最低180元，断崖式的跌幅，无形间加剧了诸多稀有金属上下游产业链的恐慌情绪，令不少购货企业不敢接货，导致泛交所资金流动性变差；二是2014年底开启的股票牛市行情，令大量投资者陆续将资金转出“日金宝”去投入股市，泛金所资金池规模骤降。

　　但有人告诉阿华，泛金所一开始就是个庞氏骗局：“平台上真实的交易量少得可怜，委托你买货的买家是假的。你投资买货的资金，供货商能拿走80%（因为平台价格高于市场价，供货商拿80%不亏），剩下的20%‘泛亚’就留下来了，你赎回的本金、提取的利息以及‘泛亚’的开支和收入，都从这20%里面出，不够的地方就拿新投资者的钱垫付。”

　　阿华终于清醒了：抛开投资稀有金属的幌子和交易形式的噱头，“泛亚”本身并没有创造什么价值去给他带来收入，只能是后投资者的钱还先投资者的钱，注定会有停摆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接什么话，只能在他讲述时适时宽慰他一句，让他消消气。

　　他说，就在“泛亚”东窗事发前那阵子，多年未见的女儿和他联系上了，告诉了他要嫁人的消息。阿华仿佛看到了希望，想着多投一点，好靠分红给女儿置办些风光的嫁妆。没想到到头来落得一场空，“现在都不好意思接女儿电话”。

　　后来又在跟阿华的谈话中陆续得知，其实在尝到“泛亚”给出的甜头后，重情重义的阿华想带着身边的一帮穷亲戚一起发财，还把好多人拉了进来。不曾想，“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居然是个骗局。

　　虽然阿华的亲戚朋友投进去的钱不多，损失了之后也没听说有什么怨言，但阿华始终觉得是自己坑害了那些信任他的人，也怕亲朋误会自己从中拿了提成，所以发誓要帮他们讨个说法，证明自己一个清白。

　　我想，这或许能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卖力地四处上访了。

　　6

　　我和阿华断断续续接触了一年多，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我不再接待上访人员，也就和他断了联系。在工作调动前，我特地找阿华见了一面，非常诚恳地建议他不要再去上访了。

　　没想到，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我，还说准备出去打工。我觉得他这样说，或许只是给我个“面子”。

　　阿华抢劫被捕的消息传来，我始终不太相信精明如斯的他会去做这样的蠢事。后来我从一个办案的民警那边了解到，这几年阿华一直在外地打工，间或参加了一些投资群体召集的上访活动。阿华在审讯时透露，自己这几年早就厌倦了这种东奔西走的上访生活，主动“息访”，又觉得对不住那些信任他的人。他跟民警承认，就是想抢钱，因为已经没钱维系生活了，“零工的工作不容易找，工资一时半会也拿不到”。

　　他最后和办案民警说：“不想这么人不人鬼不鬼的，抢点钱，也许能东山再起，成败都算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揣测，他也许更多是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一个交代吧。

　　今年看到理财平台“爆雷”的新闻频繁出现，望着街头挂着“某某财富”“某某金融”“某某投资”招牌的大小店面，我又总会想起因为抢劫被判了7年的阿华，想起我们聊天时他那句朴素而又充满哲理的话：

　　“投资太简单，开个户就行；投资太难，要搭上我这一生。”

　　编辑：许智博

　　题图：《夺命金》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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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二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