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读者讥讽我用日本NHK拍摄的“大河剧”来谈历史，认为以文艺作品证史是很荒唐的事。

其实这个问题，前人早就论述过。钱钟书先生曾言：

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写历史的文艺作品，因为要增强戏剧性，在故事情节设计中有虚构，但于社会背景、主要人物、重大事件等方面必须忠于历史真实，否则就是戏说。比如刘和平编剧的《大明王朝1566》，就是一部很严谨的历史剧，剧中之事皆在史料上可以找到。而《还珠格格》就是一部与历史无关、只把清代宫廷作为其表的青春剧和言情剧。

“大河剧”中的历史剧大多属于言必有据的正剧，而非戏说，更非神剧。日本人做事很认真，在历史剧细节设计上非常用心，很难出现硬伤。比如在《坂上之云》中，1902年秋山好古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与清国直隶总督袁世凯交情不错，两人都嗜酒。一次袁世凯去秋山好古的司令部拜会，两人畅饮一番后，秋山好古拿出珍藏的“汾酒”，袁世凯大喜，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酒？

这是有历史所本的，清朝末年，汾酒已经行销各地（应该有晋商之功），其生产已经是标准化和规模化。袁世凯喜欢汾酒是官场熟知之事，其做大总统后，“山西王”阎锡山每年要向其上贡几百坛汾酒。而茅台是贵州一个偏僻的小镇，一家一户酿造的烧锅质量参差不齐，难以规模化，也没有统一的品牌和营销渠道，不为黔省以外特别是北方诸省的人所知，天津、北京等大城市在当时是很难见到茅台的踪影。当然这和当时落后的商品运输能力有关。如果一位不认真的编剧来写这段戏，秋山好古可能会拿出“茅台”招待袁世凯，那就是穿帮了。

闲话少说，话题转到“大河剧”另一部历史戏《西乡殿》，这部连续剧展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另两位是大久保利通和长州藩的木户孝允）的一生。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生长在萨摩藩鹿儿岛城下下加治屋町的下层武士家庭，连续剧中将他俩设置为邻居、发小，两人的父亲亦是好友，这也没有超过历史剧合理想象的范围。

两人成人后，都担任藩的低级官吏。当时的老藩主岛津齐兴守旧，与深得西乡、大久保等青年武士拥戴的嫡子岛津齐彬矛盾很深。大久保利通的父亲因为站在少主这一边被老藩主流放孤岛，大久保利通本人则被幽闭在家。

一日，西乡隆盛（当时叫西乡吉之助）去探望、安慰软禁在家的大久保利通（当时叫大久保正助），带去一摞书。

西乡说：“对了，我新借到的书。还有正助一直想读的《海国图志》。”大久保拿起一册《海国图志》，非常感激。尔后大久保在家中组织町中的年轻人学习这套来自大清的《海国图志》。

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过西乡隆盛为大久保利通借来《海国图志》这件事，但编剧这个细节的设置是很符合历史的。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成书于1842年，却对“鸦片战争”失败的清朝影响甚微。吊诡的是，这套书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东瀛日本，对一代倒幕、维新志士影响甚大。

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在日本港口被查，日本官差从商人的行李中搜出来了三本《海国图志》，这是《海国图志》最早传入日本的记录。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的，用坚船巨炮威逼幕府打开国门，双方于次年（1854年）签定《日美和亲条约》。是为“黑船事件”。日本面临着和中国“鸦片战争”后一样的情势，但两国受到西方列强凌辱后的反应和结果却迥异。“黑船事件”刺激了日本以中小层武士为主的有识之士，了解世界，变法图强是他们迫切的愿望。《海国图志》是中国及时送来的精神武器。——因为不像西方著作，需要翻译，幕末时期日本还没有多少翻译人才，早期进入日本的英美商人，竟然要聘请中国人当日语翻译。而用汉字书写的《海国图志》，当时受过一定教育的武士阅读起来几乎没有障碍。

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被日本知识阶层争相购读。《西乡殿》中两位维新元勋读《海国图志》即是这一大背景下的真实反映。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文献所学到的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亦曰:“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

这可惜这套中国思想家编撰的巨著，墙内开花墙外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