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屈原、陶渊是伟大的诗人，苏轼是偶尔称得上伟大的诗人？

戴建业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他说：“在中国古代，能称得上伟大诗人的只有四个——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偶尔也把苏轼算进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是人们对于苏轼的文学成就了解的不够深入，以至于评判出现了偏颇吗？钟爱苏轼的人自然会列举出苏学士的种种文学成就，以及他那无可挑剔的人品，连同他那颇具"魏晋风度"的性情，来与屈、陶、李、杜进行比较，论证他完全可以与其相提并论，同列古代伟大诗人的名单中。然而，细细究来，不得不说，苏轼作为诗人，的确离"伟大"差那么一点点。

而这一点点，苏轼可能永远都达不到。

一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有一段著名的话：

尼采謂：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文字有"大小"之分，伟大的作品必然是担负人类内心深处无法承受之情感的。伟大的诗人总是以贯通古今的眼光和格局去看待自己的生命和世界。他们下笔所写，往往超出了个体生命的性质，而具有人类全体的性质。他们最优秀的作品，往往不是个体的、偶然的一事一物，而是普遍的、必然的人间的悲苦酸辛。

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之所以称得上伟大的诗人，就在于他们的作品写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他们不仅仅是抒写者，更是亲身体验者。他们用以体验的，不是生命中的某一阶段，而是整个人生。

完全可以这样说，他们是以生命抒写诗篇的诗人。

屈原曾"行吟泽畔"、"形容枯槁"，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感叹是在精神极端痛苦而找寻不到出路的时候发自内心深处的愤慨，而这一愤慨在面对现实、面对当下的时候却又是那样的无力。这其中似乎有某种古今中外人类共通的宿命感、生命的困惑感包含其中，不难让人对于生命的本质、生命的价值、乃至人的存在感发出一系列追问。屈子在《天问》里一连向天地万物发出一百七十多个疑问，堪称灵魂反抗绝望的呐喊。

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诗的前言写道："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这是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索，是对人间哀乐的深深的探究。同样，李白的诗作虽绝大多数是表达个体情怀的，但他的天才和个性却能使其作品曲尽个体生命纵横驰骋之态，从而超越个体自我，而上升到人类之大我。至于，杜甫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苏轼，他的人生虽然也是坎坷浮沉，生死别离也都经历过。然而，他是出了名的"旷达"，于生活中的诸多事情，诸多烦恼不肯较真，正是这一点，让他失去了体验生命中深悲巨痛的机会。他太会排遣，太会自我心理安慰，以至于生命中的许多次打击，都未能真正挫伤、真正刺激他的灵魂深处，也就未能激发出生命本质的精神力量。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面对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他思考的不是关乎生命本质的哲学，而且怎样在风浪中安放此身，怎样在沉浮中保持内心的平稳。他的着眼点是世俗的，而非超越世俗、超越历史而代全人类探索的。

这是学识、性情、阅历在日复一日的积淀中生发出来的智慧。这智慧的成果确令人深思、让人回味，可它是可以达成的，可以培养的，可以被复制的。至于屈陶李杜，他们诗篇所焕发出的诗情和诗性，则是鬼斧神工之作，只可窥探，却不可模仿。

二

历史上旷达的人很多，但真正做到像苏轼这样行云流水般自然的，恐怕除了他，再也没有第二个。

西晋的阮籍也是出了名的旷达，可谁都知道，他的旷达是装出来给司马氏看的。"狂啸饮酒，穷途痛哭"的记载让他的旷达故事明显蒙上了一层沉重的悲剧色彩。明代的唐伯虎也是出了名的旷达，但他的旷达也是用来演戏给别人看的。"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做田"，固然听起来很达观，很洒脱，可一旦联想到托名李白的那首《忆秦娥》中"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一句，便可窥见个体生命乃至整个人类群体在历史时空的洪流中那孤零零、凄惨惨的彻骨孤独感。他们只是以"旷达"做面具，让自己活下来罢了。

苏轼是真的旷达。当初被贬黄州做团练，他写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来被贬惠州，他又写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晚年更是被贬到海南，可他食芋饮水，似乎安之若素："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颇有《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意味。痛苦被他一通组合拳下常常被消解掉了，尽管内心仍旧痛苦，但那刺激人的心灵，让人癫狂的内核已经被抽离掉了。

李泽厚先生曾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可以说，苏轼开辟了一种新的归隐境界——心隐。表面上这看起来比陶渊明的归隐更高级些，而实际上，正是因为这种非事实性的归隐，让他的文学作品缺少了一份极为重要的象征性力量。从而后代的文人读者以陶渊明为归隐的标杆，而非苏轼。至于人生的空漠感，其实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便已深刻、透彻的表达了出来，苏轼绝非开创者。

三

除此之外，时代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战国时代、晋宋之交、盛唐中唐之际思想都相对比较自由，因而诗人的精神视野仍然是开阔的，他们的目光仍聚焦于外在世界和自身的关系。屈原满眼宗族国家；李白满眼建功封侯；杜甫满眼天下苍生。就连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其后半生其实也是以一己之力构建精神世界以与现实相抗相争的。

而到了宋代，一方面文章和文人的命运密切挂钩。科举制度此时真正成熟和完善，文章意味着功名利禄，意味着看得见、摸得着的今生今世的实实在在的幸福，于是文人的视野便不得不拘束于书本、拘束于历史。另一方面，宋代对文人的思想控制很严。虽然据说宋太祖曾立下不杀言官、文人的祖训。可终宋一朝，皇帝未必真正看得起文人，未必不提防文人。这一点，从宋代废除宰相面见国君时赐茶赐座的古制中便可见一斑（赐茶赐座，是对待帝王之师的礼节）。

这是整个时代的风气，加之此时中国经济空前繁荣，国家太平无事，宋代文人的精神相比于前代，不可避免地更加内敛、更加局促了。这固然造就了宋代人思想的深刻精微（如宋代理学大师辈出），但这点有利之处却并未表现在苏轼身上，反而是那种注重自我精神的内在调节，注重营造平和心境的时代风尚在苏轼身上集中地表现了出来。这种心态于个体人生是很有益的，但对于文学创作，却要另相看待。

苏轼的确是一个天才，一个多才多艺的全能型作家。诗、词、文自不必说，就连书法、绘画他都可以称得上宗师级别的人物。可他的才华独缺外界的刺激，缺少个体生命和世界的激烈冲突。他的文学造诣炉火纯青，可还是差些火候，这火候非个人所能把握，而是命运、时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