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源：胡同、里弄中的《新青年》往事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1916年9月出版的第二卷起，该刊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为启迪民智、唤醒民众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因此有“中国新文化元典”之誉。

一颗石库门里萌发的种子

嵩山路向南到底，曾经有一片石库门房子，叫做吉谊里。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来上海，便住在吉谊里21号。在这里，陈独秀依托上海群益书社创办了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办刊宗旨的《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以《敬告青年》为题的发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并首先在中国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后世将《敬告青年》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位于太仓路、顺昌路、黄陂南路之间的吉谊里如今已难觅踪迹，区域内唯有一排石库门房子，立于太仓路旁，是当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宿舍旧址，其他都被高层的住宅与高档写字楼取代。《新青年》曾经就在这片区域内为后来的发展蓄势。自第2卷起，杂志更名《新青年》，其作者力量也大为扩充。除原有的陈独秀、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外，更出现了日后对新文化运动颇多贡献的李大钊、胡适、吴稚晖、杨昌济、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吴虞等，杂志面貌日渐清晰起来（陈平原《“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此时的《新青年》已开始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就是代表。

在此办刊期间，陈独秀以文字结识了《新青年》后来的主力之一——胡适。经《新青年》作者同时又是同乡的汪孟邹介绍，陈独秀与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的胡适通信交往，二人在对待新文学的态度上有不少相通之处，这令陈独秀大喜，并于《新青年》2卷1号上刊发了胡适的白话文译作《决斗》。1916年底，从北京回上海后，陈独秀收到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于1917年1月将其刊于《新青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改良文学的八条建议，鼓吹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这也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接着，陈独秀在次月以文章《文学革命论》作为回应，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口号，并且在通信栏中收录了他与程演生、陈丹崖、钱玄同等人关于“文学革命”的来往通信，将话题引向深入。

刚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邀约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这改变了《新青年》的命途。蔡元培之前就与陈独秀有过接触，任校长后又有诸多学界人士向他推荐，但最终聘用陈独秀作文科学长，是他在翻看汤尔和所赠的几期《新青年》后做下的决定。对于蔡元培的邀约，陈独秀因为心系办于上海的《新青年》并未一口应下，而是推荐了此时正借《新青年》为文学革命发声的胡适，这为胡适之后成为《新青年》轮值主编埋下伏笔。

箭杆胡同里的呐喊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将正式出版的9卷54期《新青年》约略分为三个时期，而其界标就是陈独秀1917年春的北上与1920年春的南下。“在上海编辑的最初两卷，主要从事社会批评，已锋芒毕露，声名远扬。最后两卷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颇有关联。中间五卷在北京编辑，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人的趣味与追求。”

踏上北京的土地，《新青年》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时期。

任北大文科学长后，陈独秀从上海的石库门搬进了北京的胡同，他的住址东安门内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现箭杆胡同20号）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编辑部曾推出“易卜生号”，广为征集关于易卜生的著作，留下的投稿地址正是此处。

箭杆胡同20号曾为《新青年》北京编辑时期的编辑部

箭杆胡同20号在今年9月中旬刚刚完成腾退修缮。端详眼前这不大的门楼，一扫老照片上的破旧之感，古朴之色却是丝毫未减。红漆的门楼，有两只小石狮墩子蹲在门口把守，门前立着块石碑，标明此处就是陈独秀的旧居。根据《北京地情资料网》的登载，箭杆胡同始称于清光绪年间，“胡同今已无存，只因保留‘陈独秀旧居’还剩下西口凹进去的一小截，但已经不是胡同了”。1917年，陈独秀来京后租住东院。曾有人访问过常住此间的老人，据称东院北房3间是陈独秀的住房，南房3间是《新青年》编辑部，靠街门的小房是传达室，挂着《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

“箭杆胡同原先有6户居民，住了几十年。2001年箭杆胡同20号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对外开放。2013年，东城区将陈独秀旧居腾退修缮工程纳入名城保护重点项目，将其间的居民迁出，准备恢复旧居原貌，筹备一座陈独秀与《新青年》的纪念馆，预计明年五四期间开放，具体的展览筹备工作则委托我们来做。”据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主任陈翔介绍，《钱玄同日记》《鲁迅全集》中都有提到箭杆胡同，在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中，箭杆胡同是一个重要地标。

周氏兄弟加盟《新青年》就始于这一时期——1917年夏夜，钱玄同第一次赴绍兴会馆为《新青年》邀约同为章太炎门下弟子的周氏兄弟作稿，商谈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1918年1月，周作人抄录翻译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刊于《新青年》上。周氏兄弟的回报则是每期免费获赠8到10本杂志。

此间，《新青年》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1917年10月，刘半农致信钱玄同，将自己、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四人比作“台柱”，希望“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以期“压得住座”，在这一动议之下，《新青年》于1918年1月4卷1号开始转型为由六名北大教授轮值编辑的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杂志“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同时开始尝试白话文和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做古文，专用白话文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接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西潮》中曾对此做过评价：“《新青年》正在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以求中国新生……哲学教授胡适之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作表情达意的工具。白话比较接近中国的口语，因此比较易学，易懂。它是表达思想的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识。白话运动推行的结果，全国各地产生了无数的青年作家。”

北大学生罗家伦是《新青年》同人，又是学生刊物《新潮》月刊主要编辑。他曾著文《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其中有对四五卷轮值编辑的刻画，譬如说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胡适“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沈尹默“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他常做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陶孟和“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新青年》杂志诸同人，从左上至右下依次为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高一涵、陶孟和

北大红楼的旧梦新颜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为《新青年》与大学的结合创造了机会。《新青年》同人的身影除了活跃在箭杆胡同，还有距箭杆胡同不远的北大红楼。“北大红楼就是当时北大文科所在。”陈翔介绍，《新青年》的诸多同人在此工作，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曾到此做过讲师。

沿着五四大街一路寻去，越过一段灰色砖墙便能看到红砖红瓦的“北大红楼”。落成于1918年的北大红楼是有着西洋风格的长方形建筑，在它的身上，历史感与朝气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它的前世是汉花园北京大学第一院，当时的校长办公室、文科学长办公室、各系教授会、教务会、总务处设在红楼二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在这里办公。蔡元培倡导的学生团体如“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北大哲学研究会”、“北大新闻研究会”等设在一层，地下室为印刷厂，许多进步报刊在红楼印刷、出版。近百年前，红楼是倡导“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而今世的它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记录着近百年前这里发生的、关系中国命运的系列事件。

北大红楼外景，现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馆

步入红楼，五四时代的风穿越而来——楼内还保持着当年的格局。右手第一间便是陈独秀专题展，展区内立着陈独秀的全身雕像，他的各类手稿、老照片、物件都陈列在此；李大钊长期工作的图书馆主任室也保持原样，陈列着老式的书架、写字台以及带有五四时代特征的电话、台灯；新闻纸阅览室里放了四张长桌，桌上的木报架挂着当年的老报纸。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由长沙来到北京，后在李大钊手下做助理员工作，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漆红地面，四列带着小桌板的课桌椅，学生大教室亦按原貌陈列，鲁迅曾在这样的教室里讲过“中国小说史”，教室里常常爆满。《新青年》的同人们以此幢大楼为阵地聚谈观点，激荡思想。从罗家伦的著述中能看出当年的场景——傅斯年、罗家伦所在的“新潮社”与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就隔着两个房间，两人几乎天天都会在图书馆主任室里出现：“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所以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就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后来，李大钊还将红楼一层的图书馆办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赵世炎、张闻天、罗章龙、张国焘以及天津觉悟社成员经常在这里活动。

红楼外的矮房内正在展出《新时代的先声——新文化运动陈列》，借着各期《新青年》、同人交往的书信手稿等176件实物和67张图片，《新青年》的数项“创新”清晰而立体：“1918年1月起，《新青年》开始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新青年》设‘通信’专栏，供读者与编者‘质析疑难，发抒意见之用’”；“随感录专栏发表的新式散文——杂文，是针对旧文化宣传新文化的有力武器”。

大楼北边的广场，是傅斯年、罗家伦带领北京大学学生举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起始点。“学生们从沙滩广场出发，奔向天安门广场，其准备活动都是在红楼内进行的。沙滩广场在1947年改名为民主广场，现在是《求是》杂志社所在地。”陈翔介绍，今年恰逢《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纪念馆从4月到8月推出了“旧邦新命——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展”，200多件文物，从伦理革命、文学革命、教育科学等多方面展示新文化运动重要成果，其中，《青年杂志》创刊号，《新青年》早期版本，钱玄同日记，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名人来往信札，《北京大学日刊》创刊号，《孔德学校初中国文选读》等五四时期重要书刊，陈独秀誊写的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残稿，新闻学研究会合影等珍稀旧照多为首次亮相，吸引了很多观众。展览即将在陈独秀、胡适的家乡安徽展出。

北大红楼里的“学生大教室”，鲁迅曾在这样的教室中讲授“中国小说史”。（于颖摄）

北大红楼里按原貌陈列的新闻纸阅览室（于颖摄）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展出的《新青年》原本

渔阳里内的“朋友圈”

赵先生家住南昌路100弄2号。90多年前，陈独秀曾居住于此，与他一起搬进此处的还有《新青年》的编辑部。

1919年，陈独秀被北大免职，后来又因散发传单被捕。1920年，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做了一番伪装，乘驴车至天津，又从天津坐火车到上海。陈独秀在上海的同乡柏文蔚正好要赴任离沪，便把租住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并同里面的家具一起留给了陈独秀。老渔阳里2号就是今天的南昌路100弄2号。

寻找这座老房子并不吃力，刚提到“陈独秀”，南昌路100弄门口的修车小哥就“业务熟练”地给予提示：“2号”。这一带的石库门是水泥墙面，不比其他处的石库门有着清水砖与红砖的修饰，看起来实在普通，墙上毫无章法地挂着的空调外机、横在路间的晾衣杆提醒着人们这里还有人居住；房前小路逼仄，走到路中便看到了“2号”，两扇约3米高的乌漆色大门紧闭，还保留着当年的门环。墙上一个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铭牌提示着这栋房子的身份不同——上写“《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为《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一楼厢房曾为《新青年》编辑部办公地点

当时，陈独秀与李大钊积极投身社会革命，仍在北京的鲁迅注重文化批判、胡适强调学术建设。因为思想不投契，《新青年》的同人之间开始出现分裂，1919年12月的7卷1号开始，《新青年》又恢复到陈独秀一人主编的状态。从北京迁回上海后，《新青年》编辑部就设在老渔阳里2号的一楼厢房，其撰稿和编辑的基本力量也逐渐被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李达、李汉俊等取代。

“陈独秀就住在楼上。”赵先生指着二层的厢房，热情地介绍起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地方：“这里是标准的石库门房子，中间有天井，两上两下，一厢房一厅堂，构成一个折角。如今住了四户人家，房屋结构略有调整，但基本保持了当年样子。”听着赵先生的介绍，打量着眼前1912年建成的老房子：挑高3.6米的房间，配着瘦长的红漆门，看起来倒也通透。赵先生介绍，故居去年修缮了一番，破旧的门面都重新上了漆。从外观来看，老房子虽旧却不破，早年破损的墙面也重新补齐，只是老照片上的雕花门头没了。赵先生说，当年老渔阳里2号也曾有机会作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二馆，但现在编辑部旧址成了文化系统的员工宿舍，再以后就变成了居民住宅。

“老渔阳里2号统楼为书房，楼下客堂会客，室内挂有小黑板，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市志处副研究员刘雪芹介绍，陈独秀和《新青年》编辑部搬到此处后，常有许多青年慕名上门求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陈独秀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就是在这栋房子里。与此同时，陈独秀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优秀青年，开始推进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先后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老渔阳里2号的亭子间就是当时《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室，编辑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也一并在此办公或居住，筹组成立机器工会的主要成员李中也曾在这座房子内住过。

当时的新老渔阳里住了许多知识分子、进步人士，除了陈独秀，还有住在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的戴季陶等人。刘雪芹解释了其中缘由：“法租界政治环境宽松，对知识分子活动的态度是开放的，很多人躲在此处避免被中国政府拘捕；从生活环境上来讲，早期的知识分子喜欢这里，因为他们经济上无法负担长宁、徐汇的高档住宅，但是这里的租金在承受范围内，而且周围有很多高雅的咖啡馆、书店，有他们需要聚谈的共同空间；再者，弄堂、石库门是居民区，活动比较隐蔽，而且弄堂四通八达，方便撤退，更重要的是新老渔阳里所在的位置有“隙缝效应”，这块区域处于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交界地带，当时处于管理盲区，因此许多进步人士办活动都选在了这一带。”

1920年，共产国际远东代表魏金斯基来沪，与陈独秀会面商讨建党事宜，地方就在陈独秀家。经陈独秀介绍，魏金斯基又认识了戴季陶等人。戴季陶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魏金斯基参加的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

在这座房子里，《新青年》又完成了一次转变：内容不再是思想评论而是政治宣传。1920年5月，《新青年》便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登载了李大钊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及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发起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任书记，也是在老渔阳里2号办公。同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新渔阳里6号成立。为了掩护团的活动，对外挂起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上海地方志网站上有载：“这一时期每天傍晚，老渔阳的居民可以看到一位五短身材，身着条子西服的中年男子，手里夹着一沓讲义，行色匆匆地由老渔阳里到环龙路对面的新渔阳里6号外国语社上课。此时听课的有肖劲光、柯庆施、罗亦农、任弼时等。”

位于新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陈独秀常到此讲课。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沪，经商议决定于7月下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前期筹备工作皆在老渔阳里2号进行。中共一大会议期间，老渔阳里2号成为代表们酝酿、交流和讨论问题，起草和修改文件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特别是7月30日，一大会议因密探闯入而中断。当晚，李达、毛泽东、周佛海等部分代表在老渔阳里2号商讨继续开会的办法。1921年9月，老渔阳里2号成为党中央的办事机关所在地，同月新青年社成立，决定《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脱离群益书社，独立出版，这时的《新青年》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

1921年10月，法租界巡捕房包围并搜查老渔阳里2号，将积存的《新青年》及印刷机器一并搜去，同时将陈独秀夫妇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3人一起拘捕。1922年7月，《新青年》休刊。次月，因陈独秀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引起法租界当局的更大恐惧，法租界巡捕房又闯入老渔阳里2号，再次将陈独秀逮捕。至此，发生在这栋老宅里的历史往事便告一段落。

《新青年》在经历了上海的波澜起伏后迁至广州，于1923年起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身份发行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直至1926年停刊。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但在我们的精神家园，总有一些东西“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100多年前，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之初，《新青年》同人就充分展示出来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姿态与勇气，直到今日仍富有时代价值和积极意义，值得我们点赞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