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亲政后，同治帝对西礼觐见并未多发议论，但奕䜣等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心里都十分清楚，其意存不甘，更何况谏台对此攻击甚猛，同治帝每次都将此类折片发给总理衙门。帝意明朗，言路镝射，更加上内心中礼教的焦灼，奕䜣等不遗余力地与各国使节进行交涉。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外交涉中，从没有一次谈判像此次这般，如此的勇敢，如此的执著，如此的斤斤计较，如此的细密周到，一向儒雅的文祥，在谈判时激动得竟把杯子摔在地上。照奕䜣自言，“彼此往复辩论数十次，历时逾三月，其间面折口争，不下数千百言”，“凡有可以设难设解刚柔互用之处，为意计所到者，靡不详尽言之”。他们将各国使节对觐见仪式的言论集为《简明节略》4条，他们将清方要求6条与各国公使的答词集为《问答节略》一本，于5月15日让各国公使到总理衙门验明画押。根据总理衙门的请求，各国公使于5月20日发出照会，声明“本大臣等细查前次画押《节略》，实与中外各大臣先后面晤叙词，其意无异，专为可靠”。一直忙到6月14日，奕䜣等认为实在想不出任何疑问之处，才向同治帝上奏1折4片，并附上《简明节略》《画押问答节略》《各国照会》《给各国照会》等文件，哀言苦诉种种不得已之情节，直言说明实在无法说服各国公使在觐见时行拜跪礼，并相告：各国公使也有所变更仪制，他们觐见本国君主之礼为三鞠躬，此次觐见中国皇帝改为五鞠躬。

图：奕䜣

图：同治皇帝画像

按当时“礼教治国”的观念，改变礼制是朝廷大政。奕䜣等人也自知，若一旦实现西礼觐见，即刻谤论大作，且将史留“恶名”。他们要求同治帝将其上呈的全部文件及李鸿章的奏折，“饬下在廷王、大臣，统筹全局，详细妥议，确实奏复，候旨遵行”。然同治帝及两宫皇太后皆知，若再进行讨论，非能有一稳妥结论，反将波涛四起。就在收到奕䜣奏折的当日，同治帝以内阁明发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住京各国使臣吁请觐见呈递国书一折。现在赍有国书之住京各国使臣，著准其觐见。”

图：李鸿章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

（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苏子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