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文集：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开启未来的诗人

随着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和各种研究的出现，荷尔德林对海德格尔的重要性已然众所周知。在海德格尔思想的位阶中，荷尔德林占据着一个绝无仅有的独一位置。无论怎样描述这种绝无仅有都不过分。在海德格尔那里，一方面，荷尔德林是开启未来的诗人；另一方面，荷尔德林以诗歌的形式思考着诗人和诗歌的本质而被海德格尔称为“诗人之诗人”。

▲荷尔德林肖像

但是，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有关荷尔德林的专著只有一本(《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全集第4卷)。如要深入对海德格尔思想而言显得如此重要的荷尔德林解释，必须探究他所开设的有关荷尔德林的讲课。

海德格尔在其教学生涯中一共开设过三次有关荷尔德林的专题课程。分别是1934/35年冬季学期的《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全集第39卷)；1941/42年冬季学期的《荷尔德林的颂歌〈追忆〉》(全集第52卷)；1942年夏季学期的《荷尔德林的颂歌〈伊斯特河〉》(全集第53卷)。

海德格尔朗读《伊斯特河》来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00:00 04:05

眼下被辑为全集第39卷的这次课程是海德格尔的第一次荷尔德林解释。第一次解释当然意义非凡。这个课程意味着海德格尔在校长退职后开始转向艺术，拉开架势阐释诗歌作品。这个课程因而昭示了海德格尔在政治失败后取道艺术的决心，记录了激荡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哲学的身位及其取向。

但是转向艺术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简单地将政治拱手相让。这个课程的政治性特别强。课程中反复出现“民族”，“国家”，“行动”，“祖国”等词汇。海德格尔甚至把祖国的存在，民族的历史性存在称为“真正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德文本第121页)。在纳粹政权的气氛中，这门课程的政治性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海德格尔在和纳粹进行争辩，将政治从单纯的政党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深入到政治的更深内涵。

不唯如此。在海德格尔看来，荷尔德林取得了与希腊诸神、基督教上帝以及未来的隐匿之神的特殊联系。在这方面荷尔德林确实非同一般。他总是直面神的威力，仿佛在和神直接说话。荷尔德林的诗因此显出一种罕见的神圣超拔的特征。在这个课程解释中，海德格尔径直将诗人称为传递神的消息的“半神”。半神使民族中的民众与超越性的神之领域相勾连，在“存在”之意义境域中，令一个“民族共同体”得以产生和维系。在艺术和政治之外，神学维度由此得到突显。这个讲课因此呈现出神学、艺术、哲学和政治的四维交织。这种交织在“民族共同体”的表达中得到最终凝聚，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要将《日耳曼尼亚》一诗置于解释的首位。

▲“日耳曼尼亚”(1848年)

在四维交织的视野中，这个讲课从内容上呈现为四个大的方面：1.诗歌和语言的本质；2.情绪的本质；3.半神的位置；4.存在所包含的对立斗争。这四个方面的讨论都将加深我们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并将读者带入一种强而有力的世界经验中。

这个讲课不仅在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解释历程中有其纵向的时间价值，横向来看，它和同时期的其他文本也保持着紧密的地理联系。熟悉海德格尔思想的读者会发现，30年代中期的重要文本，如“艺术作品的本源”(1935年)，《哲学论稿》(1932—1936年)，《形而上学导论》(1935年)等都同这个讲课具有密切关联。这种关联集中展现在对暴力开启和斗争性的强调上。一种超出常规的世界整体的强力运动形诸海德格尔的文字。这种对暴力、强力、威力、斗争的强调同以“任让”(Gelassenheit)为代表的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姿态形成鲜明反差。此外，1936年4月的罗马演讲“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收于《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一书)更是直接脱胎于这个讲课的第4节和第7节。对本讲课的阅读将丰富这一思想时期的文本织网。而且，它将为《哲学论稿》的晦涩表达敞开一道理解之光。

▲海德格尔

【有关本书翻译的说明】

首先，关于荷尔德林诗歌。荷尔德林是一个只能默想而难以言明的诗人。他是金色的、神圣的，无限纯洁又无限哀伤。对诗歌的翻译本就难之又难，对荷尔德林诗歌的翻译更属不可能。没有好，只有尽可能不更加坏。虽然译者花了不少时间推敲诗句(特别是包括《在明媚的蓝色中……》在内的三首完整长诗)，这里提供的译文仍然只是极为有限的参考。为了稍稍弥补这种缺陷，书后附上了两首德语长诗的原文，供识者查询。海德格尔在讲课中所援引的其他诗歌，由于排版原因，并未附出原文。

为了保持阅读和理解的流畅，本译文对荷尔德林诗的翻译受到海德格尔解释的反向规定，在某些字词的翻译上更是直接依从海德格尔的理解。这是无法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的理解是唯一的，因而其他不同的理解并不会得到固执地排斥。考虑到这是一个哲学文本，译文在整体上尽量贴近字面，企图达到一种“基本面”的翻译，也就是说，并没有在文采辞藻上有太多追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参考过孙周兴、林克和顾正祥诸先生的相关译文，对理解提供了较大帮助。

其次，关于海德格尔用词的译法。为了读者的阅读方便，本书译名从诗歌作品到海德格尔的基本用语在总体上保持与《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译本(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相一致，个别调整处以及值得略作说明的地方如下：

1.Gundstimmung，一般译为“基本情调”，为保持与Grund(基础)的一致，调整为“基础情调”。

2.dichterisch，一般译为“诗意的”，很容易导向浪漫化和流俗化，尤其是海德格尔所引的是否归于荷尔德林名下尚存争议的那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海德格尔的思想理路中，诗并非主体体验的浪漫表达。这是海德格尔首先力图澄清的误解。因此，对海德格尔和荷尔德林的浪漫化误读最需提防。本译文因此采取了“诗性的”译法。与此同时，“诗意的”这个译名留给poetisch一词。这更符合海德格尔的意思。海德格尔对poetisch的使用往往是在流俗的“诗意的”涵义上。

3.ausgesetztsein/ die Ausgesetztheit，这个词曾考虑过“向外出离而被设置入”的译法，更加贴近字面。尤其是像die Ausgesetztheit in das Seiende之类的表达，翻译为“向外出离而被设置入存在者之中”，要来得更加稳贴。但是这个译法在中文语境里十分拗口，译者最后选择了“绽出性地直临”，更为折中一些。

4.anwesen，“在场”已经是一个非常通行的译法。但是在海德格尔的行文中往往强调其中的动态性，而不是静态在场。权衡之下，译者在多数情况下沿用了“在场”的译名，个别地方为了突出动态性使用了“现身在场”的译法。同样，abwesen，多数情况下沿用“不在场”的译名，个别地方译为“离场”。

5.Seyn，这是Sein的一个较早期的写法，比如在德国古典哲学和荷尔德林那里。这个词在德语原文中与Sein的发音相同，只是书写形式有所区别。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听到语音而不是阅读文字，是区分不出这两个词的。Seyn和Sein只通过视觉阅读才能有所区别。英译较为便利，使用了与Being发音相同的Beyng，保持了与德语原文的一致。海德格尔选择这样一个旧体写法是为了区分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存在理解(为此他也尝试过给Sein打叉)。但在具体实践中，海德格尔很快放弃了这种生硬的做法，仍然随俗沿用Sein。据本书编者在编者后记中所说， Sein和Seyn在本书中实际上可以互换而不影响其涵义。确实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在德文本第120页上，海德格尔有这样两句：

诗人指的是“父亲之国”，指的是我们，这片大地上作为历史性民族的民族，处于其历史性存在(Sein)中的民族。而这种存有(Seyn)在诗歌中得到创建，在思想中被构造起来、置入到认识之中，并且植根于大地上的国家奠基者的行动和历史性空间。

前一句的Sein和后一句的Seyn在这里显然是等同的。又如，在德文本第174页上，海德格尔说：

凭借“命运”一词得到思考的乃是半神的存有(Seyn)——一种超出人类同时又亚于诸神的存有(Seyn)。而且，人之存在(Menschsein)与神之存在(Gottsein)恰恰各自以其方式应合着这种作为命运的存在(Sein)，也就是说，各自拥有一种同存在(Sein)的特有关系。

这里前半部分的Seyn和后半部分的Sein也是等同的。可见，海德格尔对这两个词的区分和使用的确并不一致和严格。日译本对这两个词甚至都未加区分，全部翻译为“有”。然而，如果说海德格尔完全同等地使用这两个词也显得偏颇。若然，海德格尔就没有必要特意使用另外一种写法了。为了区分于Sein，本译稿遵循了我的导师孙周兴先生的解决方案，将Seyn这个词处理为“存有”。需要注意的是，文稿中所引用的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的文字，其中的系动词同样拼写为Seyn，这是当时的德语拼写习惯，中译并未特别标示。

6.tiften，这个词在本书中沿用通译“创建”。“创建”这个译名看上去平淡无奇，但这个词本身值得特别注意。海德格尔用这个词来命名诗歌之于存在生成的作用，是对诗歌意义的核心揭示。需要补充的是，“创建”的译法突出的是诗歌的创造性一面。这植根于诗歌一词的希腊词源ποίησις。但是stiften还有捐助之义，包含辅助、帮助的意思。因而这种创造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对存在自身的发生与运作的一种援助。译者甚至尝试过“促成”的译法来丰富这个词的涵义，但在翻译过程中颇感不便，最终决定沿用既有译名。

【《海德格尔文集：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