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李希凡，不只是毛泽东时代的“小人物” [

李希凡

李希凡（左）和冯其庸

左起：蓝翎、李希凡、冯其庸、周汝昌、俞平伯、吴世昌、吴恩裕

◎刘红庆

10月29日早晨6点，66岁的红学家张庆善还在迷迷糊糊睡觉的时候，恍惚听得枕边电话响了，睁眼一看，是老一辈红学家李希凡二女儿的名字，顿时觉得“大事不好”。这下，真的惊醒了，完全明白过来，拿起电话，那边讲：“张叔叔，我爸走了。”

不管今天人们对李希凡的具体红学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也不管今天对1954年那场论争或者批判胡适运动的态度，不能抹杀的一个事实是：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开创了一个红学新时代，影响了一个时代。

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两个年轻人的文章被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看到了，并给予表扬。但前提是，他们当时是认真做学问的呀！

有些人不理解，说是不是有人安排他们写的这篇文章？我和李老多次聊天，他都说：“不是的呀！”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在校的年轻人有一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并形成热潮，他们都是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读书看问题，而且觉得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才是正确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 张庆善

毛泽东眼中的“小人物” 开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

“啊呀，我的眼泪哗哗流啊……”10月30日，张庆善在寓所告诉笔者，“我最近一直想写写自己尊敬的李老前辈，但是点点滴滴往事还没有串起来，就索性把先生所有的书都找出来，想翻翻先生作品再动笔。”李希凡走了，张庆善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说：“老爷子前两天还和我们在一起活动，而且，经常要约我们出来坐一坐，总是说：‘我有钱，我是离休干部，工资比你们高。’还说：‘修订《红楼梦大辞典》没有钱，我的工资拿出来给你们用！’”

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小人物，在《红楼梦》的世界里携“宝黛钗”一众游走了一生，他走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还是他的故事“倩谁记去作奇传”呢？

张庆善认识李希凡40年了。1978年，26岁的张庆善在文化部办公厅工作，刚解禁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放映，校勘《红楼梦》的老师弄到了票，他就一起去看，他第一次见到了51岁的李希凡。张庆善回忆说：“我们那代人对李希凡极为敬仰和崇拜，对搞《红楼梦》的来讲就是如雷贯耳的大名字啊。一见他，大高个，人极为憨厚、热情。虽然不是山东人，却长着一副山东大汉的形象。其实他祖籍绍兴，算北京通州人。他老讲祖上是绍兴师爷。而他的好友蓝翎先生才是山东人，因个子矮，看上去倒不像山东大汉。那次见到李老，觉得特别兴奋，看越剧电影《红楼梦》很兴奋，看到李希凡很兴奋，太兴奋了，啊呀，见到李希凡了！”

李希凡的“名气”，是因为他是毛泽东点名肯定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另一个是蓝翎。1954年，27岁的李希凡和23岁的蓝翎联合完成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与《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对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他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挑战权威，引起毛泽东关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

在李希凡主持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工作多年的田青说：“希凡老当年的勇气，对我们这代人是很有影响的。毛泽东对他们的肯定，对我们这些年轻学者从事学术与批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影响之大，现在人恐怕都不知道。后来反右运动中有一个很年轻的‘右派’叫林希翎，是几个大右派中唯一的女性，才女。她的名字就来自这两个小人物的名字，每人取了一个字。由此可见，希凡老的影响力曾经有多大。”

见到李希凡的第二年，张庆善就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工作，从此追随李希凡。他经常被人们问起：“你怎么评价李希凡？”

张庆善说：“不管今天人们对李希凡的具体红学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也不管今天对1954年那场论争或者批判胡适运动的态度，不能抹杀的一个事实是：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开创了一个红学新时代，影响了一个时代。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两个年轻人的文章被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看到了，并给予表扬。但前提是，他们当时是认真做学问的呀！有些人不理解，说是不是有人安排他们写的这篇文章？我和李老多次聊天，他都说：‘不是的！’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在校的年轻人有一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并形成热潮，他们都是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读书看问题，而且觉得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才是正确的。”

在受到领袖肯定之前，李希凡、蓝翎已经发表了三四篇文章。李希凡曾对张庆善说过：那时候年轻人身上的朝气是时代造成的。今天看来这些文章虽然是小儿科，但是他们真正想要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来研究文学。从学术上来讲，这些文章可以挑出好多毛病，但是开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

红学大家，他的新校本《红楼梦》卖了700万套

在张庆善眼里，李希凡不仅仅是毛泽东时代的“小人物”，而且是新时期红学的领军人物！张庆善告诉笔者：“拨乱反正之后，昭示着‘红学’新时期的到来，其标志性的成果有：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1980年中国红学会成立。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校勘组集中了一批全国红楼梦研究专家，由冯其庸和李希凡带领，共同开创了‘红学’的春天。我幸运地一直跟着前辈们学习。”李希凡参与校勘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销售了700万套，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张庆善说：“希凡老一辈子都是坚持马克思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文学典型观来研究《红楼梦》，来研究其他小说。”有人说李希凡是“毛泽东红学派”，李希凡也不否认。张庆善认为，李希凡是开创了一个时代的红学家，为新红学的发展做出了无法抹杀的贡献。

李希凡最得意的著作《传神笔墨足春秋——〈红楼梦〉人物论》是晚年完成的。有人说李希凡是社会批评派。张庆善说：“这是对李老了解不够。希凡老也在变，他更注重人物的复杂性、丰富性。”李希凡晚年意识到，自己年轻时对薛宝钗的评价太简单了。尽管自己不喜欢薛宝钗，但她一样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形象。钗黛比较，都美，都有才华，可大多数人为什么喜欢林黛玉呢？李希凡说：“真！”通过与《红楼梦》人物数十年朝夕相处，李希凡对他们的把握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李希凡认为：写小说，曹雪芹天下第一；刻画人物，曹雪芹天下第一啊！

喜欢黛玉“真”的李希凡，也是一个“真”人。他不为政治风向和功利目的所左右，他笔下的文字，是他落笔一刻的真实想法。

当年“红极一时”的江青借助《海瑞罢官》说事，找到李希凡，希望他写批判文章。李希凡没有写。很多年后李希凡回忆说：“我也不是有多高觉悟，我觉得《海瑞罢官》就是一个戏，没有多大问题啊！”张庆善说：“文学评论，不能因为是毛主席夫人就拼命钻营。这一点，看出希凡老人格的端正。”据说，江青对主席讲，李希凡拒绝批判《海瑞罢官》，毛主席笑着说：“啊，小人物也会变成大人物的！”

等到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负责人说：“我们不行嘛，中央让我们的人写，我们的人不写嘛！”这样，不会见风使舵的李希凡就被弄到干校去了。他反而因祸得福，在“文化大革命”中未受太大冲击。直到1974年袁水拍找到他回京和冯其庸一起搞《红楼梦》校勘。

“真”人李希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有勇气承认。作家王蒙《组织来的年轻人》发表后，李希凡写了批评文章。当他意识到不对时，就找王蒙诚恳检讨。后来，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李希凡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算上下级关系，相处和谐。得到李希凡去世的消息，王蒙发唁电说：“为人为友为文永志不忘。”

晚年的李希凡，写东西、看东西困难，不会电脑，字写很大，稿纸的需求量就很大。一次，给张庆善写信：“送上野葡萄酒一瓶，换一点稿纸如何？”等张庆善把稿纸送到后，李希凡笑曰：“我的葡萄酒可不是腐败酒，我给人家书写序，不要钱，人家送了我一瓶葡萄酒，我不喝酒，送了你吧！”

“个人威望”和“好人缘”成就了最后一套集体著述

20世纪中期，中国内地“反对个人主义”，所以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内的不少研究单位通行的是集体写作。另外，很多规模大的项目也必须靠所谓集体攻关来完成。可是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重归个体写作，再把大家组织起来完成一件“文化攻关项目”就很少有了。田青说：“因为每个人都想种自己的自留地，再给生产队劳动那就觉得不上算了。”

正是这个时候，1995年李希凡牵头主编《中华艺术通史》，他的目的是给“艺术史的第一次整合”。他希望依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力量，完成一次整合。《中华艺术通史》启动的时候，李希凡68岁。“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有兴趣，也多少下过点功夫”的47岁田青进入李希凡的视野，他邀请田青担任《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的分卷主编。

田青回忆说：

整个《中华艺术通史》从上个世纪末一直跨世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为什么拖了这么久？除了工作量大的原因外，还因为学者们开始各自忙自己的著作。担任各分卷主编的这些学者那个时候都算中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目标，也都忙着写作以自己署名的、能够奠定自己学术地位的一些著作。所以，对于这个集体项目的热情就越来越少，所以希凡老每隔一段时间就亲自写信和开会，后来开会都不大容易了，总是这个到了那个不到的。后来他就用写信的办法，给编委们写公开信传到每个编委的邮箱里，督促大家完成任务。

《中华艺术通史》到后期很困难。当然，前期也有困难。大家谈论写作必须要有的统一规范还比较容易。问题是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或者学术偏好，作为主编，希凡老就要在里边平衡，同时要让整个集体著作有个大致统一的风格。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的斗争，有很多不愉快。那么，最终完成《中华艺术通史》，一个是靠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一个凭借他的威望和好人缘，这点很重要。假如没有他的威望和好人缘，这些学者就可能甩牌子不干了：“你另找旁人吧！”

世纪之交的时候，集体写作从经济上没什么收益；完成了还是集体创作，对自己没有什么名声上的提高。每一个分卷主编把自己这部分写出来要交给编委会看，编委会开会讨论其实就是审查。这对于越来越多元的学术观点而言，已经让部分学者难以接受。田青记得当时的情况是：每卷概论都是大篇幅的大块文章，要求分卷主编用极简练的话，全面地把整个时代各个艺术门类的情况都介绍出来，其中最重要还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包括文艺思想和整个思想潮流。这个概论，都要经过编委会详细讨论。

田青说：

我研究佛教艺术，用功较勤，用时较长，写魏晋南北朝这段就对宗教艺术格外钟爱，我就会有一些旁人不一定谈得出来、不一定同意的观点。当时我特别强调了这段时期是佛教传入并对中国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我的一些观点写入分卷《概论》，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李希凡老是不能同意的。

但是，他不是命令式地说你这个要改，而是很平等地和我交换意见。同时，开编委会。在编委会上，绝大部分编委觉得我对这段的概括，个人感情色彩过于浓重，或者简单地讲，就认为我夸大了宗教和宗教艺术对那个时代的作用。这个给我很深印象。

那么我就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和他们辩论。当然也有辩论，但是辩论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另一个是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你们不同意，干脆我就不写了，这一段历史让谁写都可以，你们去写，我退出。当时，我不是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已经算是中年了，尤其对自己的研究有自己的一种坚持。同时，我认为其他的这些个编委也好，包括希凡老也好，主要的研究范围不是宗教，他们对宗教，包括宗教对那时候起的作用我认为他们是缺乏了解的，所以有段时间我就接受不了大家的意见。

不久，希凡老专门跟我谈过一次话，语重心长，他说：“你的观点呢，我非常尊重，你对宗教和宗教艺术的研究也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更深，这个没有问题。我希望你把这些观点都写到个人的著作里，因为《中华艺术通史》是一个集体创作，那么绝大部分人和你观点不一致，你还是要服从绝大部分人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田青“勉强”接受了李希凡先生的建议，把《概论》中宗教艺术部分做了比较大的修改，删掉了一些段落，同时也改掉了一些语气。最后，通过了编委会审读。

14卷本《中华艺术通史》200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外获了多个大奖。这套书的美术总监李强在书出版过程中多次聆听李希凡教诲，当他得到李希凡去世消息时“呀”了一声，接着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在冯友兰、任继愈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学者中，李希凡先生年纪最小，他们共同影响了一个时代。今天，他们渐行渐远，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很多人会得到很多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