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1861年11月2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合发动宫廷政变，史称“辛酉政变”。关于慈禧等人发动政变成功的原因，史学界大多归结为：肃顺等人的大意麻痹；慈禧、奕的联合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全力支持；取得了兵部侍郎胜保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武力支持；利用朝野上下对肃顺集团的强烈不满，控制了京师内外的舆论等。以上各种说法，或言之无据，或仅为历史过程中的表象或直接原因，似仍有进一步商榷探讨的必要。

史学家大多认为，咸丰帝对肃顺等人“信任久而益专”“行在事一以委之”，几至言听计从，以致肃顺竟敢向咸丰帝进言，实行除去那拉氏的“钩弋故事”。事实上，临终之际的咸丰帝对肃顺等人并不十分信任放心，他在如何防范权臣专擅，确保皇权、皇统不致旁落等方面的防范措施，办法虽然不高明，但其头脑并不糊涂。

1861年8月中旬，咸丰帝病危。8月22日子初三刻，咸丰帝神智较前清醒，实为回光返照。当时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请以朱笔亲书遗诏。咸丰帝“谕以不能执笔，著写来述旨”。随后，咸丰帝崩逝。

当日颁布两道遗诏，其一，为立载淳为皇太子。其二，为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尽心辅弼载淳，赞襄一切政务。同时规定，由于新帝载淳年幼，不能亲政，“御赏”和“同道堂”两颗印章，为日后清廷颁布诏谕的凭信。“两印均大行（咸丰）所赐，母后（即慈安太后）用‘御赏’印，印起。上（嗣皇帝）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赞襄政务王大臣给内阁及各地方官员的咨文通告称：嗣后，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缮递后，由“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

咸丰帝的这一“后事”安排，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恭亲王奕是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才具优长，对此，咸丰帝是心知肚明的。同时，兄弟二人曾因奕的生母康慈皇贵太妃的封号及丧仪等问题发生过龃龉不快，咸丰帝对恭亲王并不十分放心，“若托以后事，又恐‘将不利于孺子（小皇帝）’”。故此，宗支最近，血缘最亲的奕被排除于赞襄政务王大臣之外。这在当时虽在情理之中，却又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使人们对咸丰帝遗诏的真实可信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其二，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虽名为顾命大臣，但他们毕竟多是远支宗亲，终为人臣奴才，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者，其职责亦仅是辅弼赞襄小皇帝执政，必须时刻遵守“君臣大义”的道德规范。

其三，只有小皇帝及慈安皇太后才是皇权、皇统的真正代表与体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是皇帝权力的象征。慈安太后和皇帝钤印的规定，是咸丰帝对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有可能专擅弄权行为的防范措施。

其四，咸丰帝临终时有关清廷诏谕中必须由皇太后与皇帝共同钤印的规定，是为当时的权变之策，就其制度而言，是不完善的。按此规定，小皇帝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原本无权过问两颗印章的管理与使用，更无干预朝政的权力，这可能是咸丰帝对权力欲极强的那拉氏干政揽权的防范措施。但是，载淳继位时，只是年仅六岁的孩童，处理国政、朝政之时，由其钤印“同道堂”印章，无任何集权揽政的实际意义。这就使慈禧太后很自然地取得了以小皇帝生母的身份代子保存、钤印“同道堂”印章的权力。

综上所述，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清廷内部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和保证，使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处于虽无垂帘之名，而有临政之实的地位。故此，当时的军机章京在《热河密札》中即已非常明确地指出，咸丰帝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

慈禧取得代子钤印权力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因而干预朝政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慈禧与肃顺等顾命大臣几个回合较量后的胜利，在相当大程度上皆是依恃其皇权代表的有利地位。

肃顺等人在热河时与慈禧太后的多次较量，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赖于其在热河的强大影响，及部分清廷官员暂时认可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或权宜办法，但是，一旦清廷回銮北京，广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维护正统皇权的常态秩序了。肃顺等人的失败不但即将临头，而且是必然的。

清廷决定回銮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身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轻估了正统皇权思想对人们，特别是对朝臣们的巨大影响力量。慈禧太后工于权术,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末年的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末年的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

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以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与支持,与肃顺等人进行着殊死较量。

1861年11月2日，恭亲王奕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宫。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等人立于宫门之外待命。未久，内廷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呵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此时，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太后、奕等人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

恭亲王奕紧紧抓住了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者”。这一呵斥，果然具有极大的震慑力，遂有“侍卫数人来前，褫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另据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的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奕问他们是否遵旨，载垣等人只得向皇权彻底低头称“焉有不遵”，遂乖乖束手被擒。

“辛酉政变”已经成功。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面对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的慈禧太后，即便是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也无可奈皇权者何，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充分显示出来，事情正如学者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