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法的“熟”与“生”

“熟”与“生”是关乎书法艺术创作与欣赏的两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所谓“熟”，是指书者技法精湛，点画、结体均符合书法美学规则，毫不含糊；所谓“生”，是指入古出新，书者在临摹前人的经典作品或书法创作过程中求新求变，以期创作出具有个人面目的书法作品。书者在求新求变过程中，点画有时会“出格”，这也许会有出奇的效果。其中的妙处非经历者不能体会到。

“ 熟”是“生”的基础，如果想在书法上取得成绩，必需在技法上长期严格训练，临摹经典书法作品，在技法上达到娴熟的程度。“熟”的最高境界是熟能生巧。书者技法上达到娴熟后，就能自由地书写，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实际上，“巧”也就意味着“生”，其中含有求新求变的过程。书法发展至东晋，以王羲之父子为标志，出现书法史上第一座高峰。唐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推动，书法艺术又向前发展，在技法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至此，书法技法已经成熟，给后人习练书法带来了困惑。是亦步亦趋重复晋唐，还是求新求变，寻找出路。以宋四家为代表的宋代书家，选择了后者。他们在“生”上下工夫，取得了突破。宋代以来，历代书家寻求突破，无不在“生”上努力，致力于求新求变。

从书法发展史来看，“生”是笔墨当随时代，推动了书法发展。对书者个人来讲，处理好“熟”与“生”的关系至关重要。只“熟”不“生”，必然会成为重复别人的书匠；只“生”不“熟”，写出的字是野狐禅。关于这一点，孙伯翔说的很经典：

俗语所谓“熟能生巧”，这句话对一般技术性的操作是可行的，但作为提升艺术创作的格调性的滋养，熟很可能造成一种弊病，因为熟固然生巧，熟还能生俗，还能生死。“画到生时是熟时”，是先人对艺术规律的最好总结。

二、书法的“情”与“理”

书法的情是指书法作品应彰显书者的思想感情、审美指向，除了反应时代艺术特色外，还具有独有的个人风格。如王羲之书法不仅彰显东晋风流，而且彰显了其典雅流美的个人风格；张旭、怀素的狂草，不仅反映了盛唐气象，而且反映了他们率真奔放的个人风格。这都是书法“情”的表现。书法的理是指，书法作品从点画、结体到章法都要严谨规范，符合艺术规律，不可随意为之。否则，就是狂野。经典书法在技法上都会到位的。

写字如做人。由书法我想起了孔子关于文与质的观点。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所说的文，是指个人外表上的范畴，如文雅、礼貌、注重外表等；相对于个人外表的“文”，质是指个人真实方面的范畴，如朴实、率真、不拘礼节等。如果我行我素，不在意他人和礼节甚至纪律，就是“质胜文则野”了。在书法上，就是重情轻理，也即不讲技法，随意书写，属狂野一路。如果因讲究礼节和所谓的规矩纪律而牺牲个人的率真自由，那就是“文胜质则史”了，免不了虚伪，呆板。在书法上，就是重理轻情，注重技法，但轻视个人风格和思想感情，如历史上的馆阁体。当代书法重理轻情的一面比较突出。观看书展，多数书法作品在六尺以上，大幅作品，一气呵成，技法上没的说；但总感觉似乎书者在炫技，个人感情和风格上的东西太少。你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整体上给人以呆板、千人一面的观感。

书法究竟怎样发展，孔子的话不能忘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三、书法的“雅”与“俗”

少则雅，多则俗。比如服装，时装是雅，成衣则俗。书法也不例外。王羲之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雅；古今之人学王羲之，天下尽王字，则就俗了。雅有大雅小雅之分。雅俗共赏，实为大雅。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古今之人都喜欢，是当之无愧的大雅；今人大都喜欢毛泽东的书法，毛泽东的书法自然是大雅。还有一种特殊的大雅，是远离人间烟火的大雅，如八大山人的画，弘一法师的书法。前一类的大雅，注重技法，后人可学（当然，毛泽东的书法不好学，只气势一项就学不来）；后一类的大雅不关心技法和功利，可谓无法乃至法，只能欣赏，没办法学习。

小雅是指少部分人欣赏，一般是内行人欣赏，如宋四家的书法，徐渭、扬州八怪的书法也属少数人能欣赏的雅的书法。

之所以少谓之雅，是因为这些书家有独到的审美、独到的技法，别人学不来，一学便俗。启功的书法个人风格明显，似乎容易模仿，作假者甚至能以假乱真。所以，今人学启功的很多，写出的字一多就俗。当代书坛出现的流行书风，实际上也是俗，因为面目差不多。

存在就是合理的。俗也有俗的道理。人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俗也属正常。很多人在书法上孜孜以求，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让别人赞赏和肯定，有的还依赖书法养家糊口，不俗不行。所以，书家都想入圈内，也就是加入书协，最高目标当然是加入全国书协，成为国家级会员。这样就能达到大家认可的国家级水平了，也算是功成名就了。

如果习练书法，不求闻达于社会，恐怕很少人能做到。但如果这样，如果有独特的审美感悟和独到而精湛的技法，那离雅也就不远了。因为无意为佳乃佳，雅的书法都是这么产生的。

文征明的行书《途次遇达官长者》

王铎书法立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