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莎士比亚能够来21世纪，他一定会对剧场里的一切都感到惊讶。特别是观众。如今的观剧礼仪虽然不是人人都能够遵守，但大家心里都毕竟有个意识，比如不能拍照，不能高声谈话，甚至不能在演出的过程中走动和喝水。而在莎士比亚那个年代，剧场很小，观众随时都能发出热烈的欢呼或不满的嘘声，别说随地吐口水、高声谈笑了，朝舞台上丢鸡蛋臭肉也都时有发生。

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观众和演员零距离（from《莎翁情史》）

那么，问题来了，剧场是什么时候开始文明化的呢？

无论是话剧还是音乐会，在欧洲中世纪都与教化民众的宗教脱不开关系。中世纪的受难戏在的宗教节日演出，要求观众肃穆安静。而音乐家的表演，大多是在教堂中进行，是引导信徒体验神性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就是安静、沉默、感动、流眼泪。

不过，随着中世纪的消退，宗教因素慢慢从人们的生活中隐去，音乐演出开始世俗化，作曲家本身开始依赖贵族作为赞助人，为他们量身定做音乐。比如，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相传就是为某位伯爵治疗失眠而写的（不过很多人认为这个故事是捏造的）。莫扎特小时候也是被父亲带着到欧洲王室贵族中去演出，希望能获得关注和赏赐。

宫廷中的幼年莫扎特

但在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培养了市民阶级，壮大了中产阶级队伍。当人有了财富之后，当然也就开始效仿社会上层的品味和生活方式。一大批公众音乐厅发展起来。随着而来的，就是一大批音乐家逐渐开始迎合大众的品味，创造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

1637年，世界上第一家公共歌剧院在威尼斯开张，十年之内，威尼斯就开了六家歌剧院。在市场中，上帝最有发言权。作曲家们要迎合受众的需要，对作品进行适当的改编。比如，瓦格纳曾经回忆罗西尼在巡回表演中十分重视不同城镇间的差别，如果前一个地区喜欢的是歌手的颤音，后一个城镇喜欢平稳的叙事，那么在第一个地区就一定用让观众激赏的歌喉来开场，而到了后一个地区则采用宣叙调。如果一个地区喜欢听打击乐，那他在开场部分肯定要选田园歌剧的击鼓来满足听众的需求。

这一时期，作曲家是无法要求上帝必须静坐聆听、知礼守节的。难道嫌观众太吵而把他们赶走吗？柏辽兹曾经这样描述一场演出：“人们用日常的声量说话，背对着舞台。而表演者，已经无所畏惧，他们用手势比划着，嘶吼着，想要压过观众的声音。……但是观众的声音是那么大，除了低音鼓外，没有任何声音能穿透。人们在赌博，在包厢里吃晚饭……我觉得根本没办法听到原本想要观摩的新乐谱，于是就离开了。”

19世纪早期的混乱剧场

正如我们在各种复古剧集和图片上见到的那样，当时的重要人物看戏都是坐在包厢里的，这样的包厢以马蹄形排列，有的剧院包厢竟高达六层之多。很多家族可以拥有自己的包厢，可以出售、出租、出借或抵押。包厢里面的人在打牌的时候，背对舞台，但这样也不必担心错过精彩表演，因为包厢的墙上设有镜子，抬头就能看见舞台。人们在包厢里装满了自己的家具和挂饰，仆人们在过道的更衣间里准备饮料和饭食。冬季，通常是歌剧演出季节，豪华包厢比家里暖和多了。所以，来剧场里度过漫漫长夜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金碧辉煌的包厢

而没有包厢的人，就坐在中间，不过他们也并非都是来看演出的。当时，游戏室是剧院的重要收入来源，而米兰剧院是该市唯一允许赌博的地方。所以，当时的歌剧院并不依赖完全依赖票房，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赚钱途径。

因此，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这将近300年间，剧院一直都是喧嚣的。

那么，是什么让后来的公众演出变得安静了呢？

首先，在大环境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到来，大量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口流入大城市，他们也一拥而入剧场。这对剧场经理和整个行业来说可能是好事，可是那些老钱们就看不惯了。还记得伊迪丝·华顿在《纯真年代》的开篇是怎么说的吗：

尽管早有传闻说”第四十街之外“的远郊将新建一座歌剧院，其奢华壮丽堪与欧洲大都会的歌剧院媲美，但上流社会仍然喜欢每年冬天回到这社交圈中心的老剧院，回到他们金红两色的旧包厢。守旧者爱惜它的狭小不便，可借以排拒那些令纽约既惧怕又向往的“新贵”……

同样是有钱人都要分出个彼此，更别说有钱人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彼此看不过眼。为了阻止新的观众进入这块文化领地，原来的观众群体就开始自发订立各种各样的“观剧礼仪”（Etiquette）。

从本质上说，礼仪无非是一种门槛，苛刻的礼仪可以尽可能抬高观众的准入条件，也就将不符合阶层特征的人排除了出去。

阿尔伯特·纪尧姆的作品反映了糟糕的观众

举个例子，这时候要求在剧场里不能吃东西。当然，这对于那些原本有一生时间可以浪费的有闲阶级来说，大可以喝完下午茶再慢悠悠地坐车来看演出，或者等结束了再找个地方补充一点，或者饿一顿反而还有助于消食。可是对于上班族怎么办呢？他们下完班就往剧场赶，饭也顾不上吃，几个小时过去，再好看的戏也撑不住。

在19世纪初，欧美各国几乎都订立了各自的“观剧礼仪”，各国的步调几乎都是一致的。在报章杂志上经常出现各种形式的礼仪文本，还有漫画。

美国，在欧洲人看来是文化落后的地区，因此欧洲人到美国旅行，经常对美国人不文明的剧场行为指指点点冷嘲热讽，当然这也是彰显欧洲贵族气质的一种自我标榜。

有的剧场指南还用了讽刺的笔法，比如有一篇观剧指南是这么说的：

第一，千万要带一位女伴去看戏，然后在过程中取悦她，她一定会非常满意；第二，在观剧过程中千万别忘了大声交谈，这可能会打扰到你的邻座，但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他们为什么不好好看戏，要来关心你说了什么呢？第三，如果你穿着大衣来，请别寄放在外面，就横放在你的座位旁边吧。雨伞？当然也要放在身边，刮到别人名贵的衣物？哈哈，谁叫他穿这么古怪的衣服来呢？第四，如果你一个晚上不把观剧眼镜掉在地上几十次，那还叫来看戏吗？记得，千万要在情节最恰到好处的时候再掉眼镜，那音响效果，谁试谁知道。第五，记得在演出的中间离开剧场……

这些礼仪经过广泛传播，在观众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自发地开始排挤那些不遵守规矩的观众，呵斥他们，给他们冷脸，叫他们滚蛋。阶层和阶层之间就这样打上了文化标签。

但仅仅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单只有这个因素的话，那些不守礼的观众赖着不走，难不成要天天在剧场里打架吗？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发生了——电气时代来临，电灯进入了剧场。这意味着剧场的灯光控制有了可能。

1876年8月，莱茵戈尔德剧院一场演出时，设备出现了技术故障，煤气灯完全熄灭。在随后的表演中，灯光被调整到了恰到好处的昏暗程度，大家发现观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舞台上来了。

这一偶然的发现让那些饱受演出环境之苦的作曲家们有了灵感。而真正将剧场的物理实验全面实施的，是伟大的瓦格纳。

1871年，理查德·瓦格纳为了上演《尼伯龙根的指环》，开始在德国南部小城拜罗伊特筹建专为该剧设计的歌剧院——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资助下，剧院于1876年建成。

与马蹄形的传统歌剧院设计不同，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座椅排列成楔形，仅在后墙上设有包厢，这使得每个座位都能够平等地看到舞台。而且，这座剧场将管弦乐队的演出台设置在舞台和观众之间的坑道里，这样强化了观众和舞台的距离感。还能让观众专注于舞台上的戏剧，而不是被指挥和音乐家的动作分散注意力。

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内场

剖面

瓦格纳所创造的新剧场，原本是为了他的神话而特设的，他非常在意自己的作品，认为这应该是一部被朝拜的剧。1882年，就在这个舞台上，在《帕西法尔》的第二幕间，他愤怒地谴责了观众的吵嚷声，而神奇的是，仅过了两周之后，同一间剧场，他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bravo”，却被观众喝止。

在这样一个剧场的帮助下，瓦格纳开创了作曲家“神的时代”，他所发明的剧场模式也被之后的剧院所仿效。

在大的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小的剧场环境的变革中，我们熟悉的“观剧礼仪”就这么被制定和延续了下来。不能遵守这种礼仪的人，就慢慢离开了这个空间，转而去舞厅、酒吧、小剧场和其他地方寻找文化生活。

大剧院的舞台上的音乐和表演不再是一种背景音，而变成了必须专注“鉴赏”的作品；剧院也不再是合家欢度夜晚的选择，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朝拜的殿堂。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在表演的过程中，观众是静默的，消失的。如今，除了个别强调互动的剧种剧目外，大多数走进剧场和音乐厅的观众，都会注意自己的举止是否合乎礼仪，而无法做到的，大概只有野蛮人和儿童——他们都被看做社会驯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