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凶杀案件，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已经破获的和尚未破获的，但是中国古代另有一种“诡案”，则与这两类有所不同。

所谓“诡案”，是指那些受害者为普通的人类，但是在犯罪现场的勘查、犯罪工具的提取、凶杀时间的分析和杀人手段的鉴定中，发现了大量诡异莫测的“非人为因素”，并在其后的人证、物证和尸检中，证实了案件极有可能是鬼怪或其他神秘力量所为——这一类“诡案”的记录，在各类史料笔记和志怪小说中屡见不鲜，过程往往离奇吊诡、惊悚可怖。当然，其中不少是创作者的杜撰和虚构，但也有相当多的内容真实可信，不可以一概以“荒谬”二字视之。

怎样正确看待“诡案”？“诡案”是否真的是鬼怪或其他非自然力量所为？了解和破解“诡案”对现代人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正是本文试图阐释和解答的。

让我们从一桩很有代表性的“长乐奇案”谈起，初睹“诡案”的面貌吧。

一、是谁把猪头换成了人头？

乾隆二十八年，福建长乐县。

这一天的傍晚时分，一位捕役在县署门口，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提着布囊经过，随口问：“小哥袋内盛何物？”少年说是猪头，捕役看那物什透过布袋露出的形状，不大像是猪头，多问了两句，少年火了：“非猪头，岂人头耶？！”一边说一边把布囊扔在了地上，谁知滚出的竟真是一颗鲜血淋漓的人头！

少年“大恐，啼泣”，捕役办了一辈子差，头一次见到这么诡异恐怖的事情，立刻将他锁拿，带进县署。县令也十分惊诧，把少年细细审讯了一番，听到的事情更加匪夷所思。

少年的母亲名唤李氏，是本地的民妇，25岁那年生下儿子，过了半年丈夫去世，家里只剩一个婢女和一个男仆。李氏全力抚养儿子，她的贞节让乡里乡亲都竖起大拇指。这天早晨，李氏起床，忽然见到一个白色男子站在床前，她大喊大叫，男子钻到床下。婢女和男仆冲进屋，床下却空无一人。到了中午，在外面上学的儿子回家吃午饭，突然看到那白衣男子又站在床前，“骇而呼，男子复趋床下没”。

李氏对儿子说：“听说财神就是穿白衣服的，咱们这屋子祖居至今已经百余年了，难道是先人显灵，指点我们埋藏金银财宝的地方？”于是启开床下地板，只见一张青石大如方桌，“上置红缎银包一个，内有白银五铤”，李氏大喜，跟儿子说：凡是挖掘宝藏应该先祭祀财神，你去集市上买个猪头当牲礼，祭祀之后再打开青石板。

儿子于是来到集市上，买了个猪头，这时想起没有带钱，就把那个红缎银包给了卖肉的屠户说：“这里面包有五铤白银，先当做抵押，我到家拿钱再换回来。”然后把猪头装在布囊里回家，路上遇到了那个喜欢盘根问底的捕役。

县令马上下令，将卖肉的屠夫抓来，屠夫说确实有红缎银包换猪头这件事，红缎银包他还没打开，现在“以银袱呈上”。等打开那银包一看，里面却是一块血染的白布，哪里有五铤银子，“中包人手指五枚”！

县令大骇，亲自带着一班捕役来到李氏家，启开青石板，只见里面躺着一具无头男尸，“衣履尽白，右五指缺焉，以头与指合之相符”。

案件发展到此，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鬼怪作祟，只能把屠夫和李氏的儿子暂时拘押在监狱，过一阵子再释放，而“长乐奇案”也成为一起无法结案的悬案。

二、没有垫脚物是怎样悬梁的？

相信读者看到这里，已经明白何谓“诡案”了：凶案是真实的，受害者是真实的，此外的一切一切，都诡异莫名。

“长乐奇案”记载在清朝文学家袁枚所著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子不语》当中，过去人们常常将这本书视为鬼故事集锦，却忽略了书中所写的许多案件，都有真实的事迹可循，如《田烈妇》写的是雍正年间广有影响的“田烈妇冤魂显灵案”，《王弼》写的是以恐怖血腥而闻名的“中书鬼案”，等等，而从时间、地点和叙述的详细程度来看，长乐奇案应该也是以真实的刑事案件为素材的。

像此类的“诡案”，在史料笔记中数不胜数。

例如清代史料笔记《履园丛话》（钱泳撰）卷十七写“沈西园命案”：光州一个老贡生，儿子远游，家里只有儿媳妇和五岁的小孙女相伴。邻居见其儿媳貌美，就说老贡生之子出游前曾向他借钱，“书一伪券，以妻作抵”，然后拿着假造的借据去告官，时任光州刺史幕僚的沈西园与另一吏目收受贿赂，判决“以媳归邻某”，老贡生认为借据有伪，又无计可施，愤而上吊自杀。

儿媳妇先将五岁的女儿勒毙，也自缢身亡……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七，沈西园“夜见一戴顶者，携一少妇幼女登其床，教一咳嗽，旋吐粉红痰。自此三鬼昼夜缠扰，遍身拧捏，作青紫色，或独坐喃喃，自为问答”。这样迁延到正月十五日，沈西园在卧房里突然一声惨叫，家人冲进卧室，他已经死了，“其尸横扑椅上，口张鼻掀，须皆矗立，双目如铃”。

清代笔记小说《客窗闲话》（吴炽昌撰）中的一则“童子自缢案”，更堪称具有代表性的“诡案”：有个十二岁的小孩子，“父母以疫相继亡”。伯父母将他收养为继子，让他单独住在一间屋子里。一天，过了中午，小孩子还没有起床，呼之不应，打开窗户一看，孩子已经悬梁自尽了。“夫妇惊泣，呼邻里掇门入室”，发现“室中仅有土炕，无椅桌之类。自炕至所悬之梁，相距九尺余。童子何能跃而上？奇矣”！

拿了梯子将尸体解下，发现小孩子是用四尺余裤带自缢的，而裤带绕在悬梁的梁木上有三尺，“项上仅有尺余”，脖子勒得紧紧的，那么是怎么“先给扣而后入颈”的？在发现“脑后八字不交”（自缢者的缢绳经耳后越过乳突，升入发际，在头枕部上方形成提空，所以索沟不闭锁，这是鉴定死者是否自杀的参考要素之一）之后，官府确认孩子是自缢身亡，至于他是蹬着什么器物到房梁下面的，又是怎样将脑袋伸进比脖子的直径大不了多少的缢索中的，答案只能付诸鬼神了。

三、冤魂右耳为何挂一条白练？

还有一类“诡案”，虽然最终成功破获，但侦破过程却比案情本身更加不可思议。

清代笔记小说《池上草堂笔记》（梁恭辰撰）中有一则“鬼魂诉冤奇案”，即是此类典型。衡水县有个男人死了，死者的侄子向官府控告，说死者是谋杀的，但是仵作验尸之后，没有发现凶杀的迹象。侄子不服，上诉到巡按那里，巡按派另一个县的县令邓公去衡水县复审。邓公到了衡水县，反复验尸，也找不到他杀的证据。

这天深夜，邓公在馆舍里批阅案子的卷宗，不觉已到三更时分，桌上的烛光突然变得黯淡，一阵阴风吹来，墙角出现一个人影，乍隐乍现，然后就跪在桌案下，发出低微的啜泣声，好像在倾诉什么。邓公惊惧之时，觉得那人的身形酷似白天所验的尸体，而且右边耳朵垂下一条像白练似的东西，忽然有所领悟道：“你可以走了，我一定会替你雪冤！”那冤魂磕头拜谢之后，消失无踪了。

桌上刚刚黯淡的烛光，重新摇曳起了光焰。

第二天一早，邓公找来衡水县令和仵作。到了停尸房，邓公命手下检查尸体的右耳孔，仵作一听，大惊失色。结果从尸体的右耳里掏出了足有半斤重的沾了水的棉絮。原来，凶手是趁着死者熟睡时，用长钉从右耳凿入，刺入其脑髓，使其一命呜呼，在控干了耳中流出的血水之后，用沾了水的棉絮塞进耳洞，掩盖伤口。那仵作因为收受了凶手的贿赂，在验尸过程中自然也就“卖个人情”了。

而公案小说和古代戏剧中，这一类的“诡案”就更多了。《包公案》的《木印》写包公来到一个叫横坑的地方，发现“忽有蝇蚋逐风而来，将马头团团了三匝”，包公觉得“莫非此有不明之事”，派人跟着蝇蚋而去，结果在一棵枫树下发现一具死尸，原来是死者化为蝇蚋向包公申冤。

还有以“中国第一鬼戏”而闻名的《乌盆记》，富商刘世昌路遇大雨，投奔到开窑厂的赵大家，被赵大夫妇杀害，肢解焚尸后，骨灰掺入乌盆，三年后赵大把乌盆送给张别古抵债，刘世昌的冤魂一路跟来，请求张别古替他申冤，最终包公审理此案，将赵大夫妇绳之以法。

当然，小说和戏剧作品，内容以虚构居多，但是其中依然有不少取材于现实的因素，比如“蝇蚋尝恋死人之尸”，本来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至于乌盆记中的故事，参照包拯的个人履历，更可以考据出：案件的发生时间应该是在公元1026年，地点在安徽省定远县。

四、“狐妖作祟”其实是睡瘫症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诡案”呢？

此前，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一概斥之为“迷信糟粕”，另一种认为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灵异事件，并将之作为现实世界中真有鬼怪出没的证据。这两种态度，在我看来都有失偏颇：前者是以某种“唯物主义者”的姿态，拒绝了解那些可能超越自身知识范围的东西，或者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稗官野史中所包含的真实因素，有时不见得比正史少；后者则是对传统文化采取盲从，把《三国演义》当《三国志》看，忽略了因撰写者的局限和撰写年代的科学不昌，可能出现错误，而小说更含有大量的虚构成分——宛如对着一枚核桃，前者是嫌其壳硬而断定其毫无营养价值，后者是连壳一起大嚼特嚼，两者都是不正确的。

作为一位推理小说的写作者，我在创作中有这样一个理念：中国的推理小说要想发扬光大，必须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内核必须是现代科学+逻辑推理；而其表现手法应该是中国化的——包括从博大丰厚的传统文化中取材。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就拿包含着“诡案”的大量史料笔记和志怪小说来说吧，不妨再以核桃举例，首先要敲掉厚厚的硬皮，那就是具有文言文阅读的基础，其次要看清其内容物哪些是核桃仁，即分辨糟粕和精华，比如搞冥府一日游的、跳大神治百病的，都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最后再用牙签把核桃仁从束裹中挑出来，就是用现代科学和逻辑推理的方法，找出“诡案”中的合理因素和事实真相。

其实很好玩，相当于扮演一个福尔摩斯，穿越回古代侦破奇案，你就会发现，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诡案”，变成了二八少女的脸蛋，吹弹可破。

举个例子。明代著名学者顾起元在他的笔记《客座赘语》中，曾经写过这样两件事：刑部侍郎刘麟初“夜方昧，有物如木棉团压于被，遂不能醒，强振起，去若飘风。少寐，又复压被上”。另外一件是刑部官员王少治晚上睡觉，“夜忽觉有物压其胸，而身遂如在磨盘上，旋转如风，眩晕甚，强力簸顿之，其物堕床下。”顾起元认为这两件事的罪魁祸首“皆狐妖也”。

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对这两桩事一眼即明：这跟狐妖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纯粹是睡瘫症的表现，是大脑神经中枢和运动神经中枢苏醒不同步造成的：大脑有一种保卫机制，负责监测周围环境中的危险因素，当意识到有危险发生时，就会提示机体做出反应，而在睡眠状态中，这种机制可能会被不适当地激活，在根本没有实质性威胁的情况下，大脑仍会提示有某种可怕的东西潜伏在附近，然后与梦境相关的大脑区域会及时给这种感觉补充一些额外的信息，从而出现奇特的幻觉——也就是俗称的“鬼压床”。

五、对“长乐冤案”的推理

让我们循着这样的思路，对前面提到的几个案子试做破解。

首先是“长乐奇案”。

刑事侦查学的相关研究告诉我们：物证比人证可靠，而在人证中，远离事件中心的人提供的证词，比接近事件中心的人提供的证词更可靠，这是因为越是远离时间中心，其由于利益或恩怨做伪证的可能性越小。

在“长乐奇案”中，最有价值的物证是人头、尸体和断指，它们说明了案件的本质：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被埋在李氏屋子的地板下面，人头和右手的五根手指被割下。再来看人证，不难发现，导致案件变得诡奇叵测、云雾缭绕的，统统是李氏及其儿子的供词——婢女和男仆并没有见到活着的白衣男子，他们对于白衣男子的印象都源于李氏及其儿子的口述。在诸多人证中，卖猪肉的屠户距离事件中心最远，他的话可信度最高。

屠户告诉我们什么？一、他收到红缎银包一个；二、他给了李氏儿子一个猪头。

那么谁能把猪头换成人头呢？只有李氏儿子一个人。再考虑到如下条件：李氏作为一家之主，其卧室他人不能擅入；床下的青石板绝非一个人所能搬动，买猪头是李氏让儿子去的，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是李氏和她的儿子杀了人，并策划了这起“诡案”。

案件的真相推理如下：李氏和儿子前一天晚上杀死白衣男子之后，因为事情突发，只能把尸体藏在地洞里，由于婢女和男仆都住同一个宅院，不可能大张旗鼓地从外面捣腾泥土进屋掩埋，尸体很快就会发出异味，导致罪行败露。于是母子俩横下一条心，将案子变成“诡案”——在我国古代，相当一部分官员十分迷信，只要凶案与鬼怪挂上钩，或者笼罩着一股诡异气氛，他们就不会深究。

于是，李氏和儿子割下受害者的首级和右手五指，分别放在布囊和红缎银包里，把红缎银包放在青石板上，重新压好地板。第二天早晨，儿子去上学，李氏开始表演“看见白衣男人”的独幕剧，让婢女和男仆以为真有神灵出没。到中午，儿子回来吃饭，再次声称看到白衣男人，加固诡异气氛，然后李氏假意说是“财神到”，打开地板，“发现”红缎银包，再差遣儿子去买猪头。

儿子把受害者的人头先藏好，进集市买了猪头，并用红缎银包作质，屠户忙着做生意，没有打开红缎银包——如果当时打开，提前案发，李氏儿子把白衣男子之事一讲，除了发现“无头尸”，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李氏儿子出了集市，把人头装进布袋，猪头扔掉，再去县署附近溜达，故意引起捕役的注意，接下来的一切，就按照他们的策划来发展了。

至于犯罪动机，我非常不厚道地认为是长期守寡的李氏与白衣男子有了奸情，受到他的敲诈勒索，才跟儿子一起下了毒手。

“沈西园命案”和“童子自缢案”也都可以做出合理的解答。

沈西园咳嗽并吐粉红痰，比较像是肺结核发作，而肺结核患者由于体质虚弱，精神状态不稳定，加之老贡生一家的惨死想必也令他一直心中有愧，所以出现了病理性幻视，以为“三鬼”来向他索命，最终他也正是死于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双重压迫下。

而“童子自缢案”是一起明显的凶杀案，凶手和李氏母子一样，也是想制造“诡案”来逃避惩罚，他们勒死小孩子之后，用梯子将之悬挂在房梁下面，造成自杀的假象——那个只有尺余的勒颈裤带，更加证明：这是一个人托举尸体，另一个人用裤带直接缠绕颈部的结果，而绝非受害者自己系好绳套再钻进去。凶手很可能就是小孩子的伯父母，而动机则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被小孩子撞见了他们的阴私，或者不想让这个继子继承遗产等等。

这里必须说明一句：“八字不交”也是可以伪造的。南宋杰出的法医学家宋慈在《洗冤录》中就指出“惟有生勒，未死间即时吊起，诈作自缢，此稍难辨”，意思是说，当人被勒昏的同时马上悬吊起来，“八字不交”的颈部特征是很难辨别的——换言之，出现“八字不交”可以考虑死者为自杀，却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

六、你也能成为破解“诡案”的名侦探

至于另外一种“诡案”，即案件虽然破获了，但破案方法是通过某种非自然力量的，则更有“内涵”。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对鬼神的基本态度是“存而不论”。前面提到，有些官员只要遇到案件里“有鬼”，就草草结案，避免惹鬼上身。还有一部分正直的官员，则掌握着一条“底线”：那就是鬼神之流，给人世间驱个病除个灾带个雨托个梦什么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但是不能害人性命，只要发生人命案了，就算玉皇大帝做的也必须一查到底，“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不过，古代刑侦科学不发达，破案率很低，有些官员就别出心裁，通过一些疑难案件的审理，给自己戴上“断案如神”的帽子，故意制造出一种“明星效应”，对违法犯罪行为起到震慑作用。一般来说，假如一个地方存在着这么一个“名侦探”，犯罪率肯定会有所下降。

比如前面提到的“鬼魂诉冤奇案”，我认为，邓公在尸检时就已经发现了死者耳洞里塞了大量的棉絮，只等第二天衡水县令和仵作都来了，先讲了段昨晚“冤魂现身”，再指出凶杀真相，势必让人觉得他能“日审阳，夜断阴”。

《子不语》中的“田烈妇”一文，对这类“诡案”有起底的作用：有一貌似鬼魂的黑衣女子找安庆太守徐士林鸣冤——其人已死。徐士林命令将罪犯缉拿，一开始罪犯拒不认罪，等一见到冤魂现身，立刻招供。其实“冤魂”是徐士林在了解案情，得知罪犯奸狡之后，找了个与受害者相仿的女子假扮的。但安庆百姓却对徐士林“哗以为神”。

无论是罪犯“造诡以脱身”，还是官员“造神以断案”，这种故弄玄虚、装神弄鬼，终究只是民智不开、迷信泛滥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欧洲，类似案例也很多，比如1681年发生在英国达拉谟郡的“安妮·沃克案”，也是鬼魂诉冤，法官雪冤。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科学大发现，尤其是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的突飞猛进，令一切鬼蜮都现出原形。福尔摩斯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一位掌握现代刑侦科学知识和逻辑推理能力的大侦探，在面对各种奇诡的案件时，再也不会因为“鬼”而逃避，也绝对不把自己塑造成“神”，而是信心满满地告诉华生：“推理者早晚会把逻辑推理发展成一门科学！”

对中国历史上的“诡案”，本文只是浅浅而谈，举的几则案例，给出的“解答”也不尽正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的国人应该重新审视并重视这些“诡案”，无论是作为文学欣赏、史料研究抑或创作素材，它们都是价值极高的“核桃”：观之则赏心悦目、把玩则舒筋活血，雕琢则别有意趣，啜食则营养美味。

至于我自己，非常喜欢将它们当成“智力游戏”，从只言片语中探究其真相，我会想象着自己穿越回到了古代，当睁开眼的一刻，师爷会凑到我的耳边低声说：“大人，此案殊不可解，恐非人力所能为也……” (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