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在各省举人来京会试之时，被目为“变法先锋”的工部主事康有为先后在粤东会馆、贵州会馆等处发表演说。

在听众当中，浙江才子、刑部主事张元济即在其列。事后，张元济对康有为的看法有所保留，其对同乡汪大燮说：

“（康）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

此外，“康在桂馆刻俚言书多册分送，其中说话亦无甚奇，惟每说及则称‘康子’，而‘康’字必大于余字数倍。”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同治六年（1867年）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

张元济的父亲张森玉系秀才出身，后因科场拥堵而往广东捐官，其先后在肇庆、乐昌做过巡检之类的佐贰官。积累了一定资历后，其又曾前往海南署理过会同、陵水两县知县。

也正因为如此，张元济虽然原籍浙江，但他实际生于广州，在14岁回乡应童子试之前，他也一直在广州生活。

但很不幸的是，就在张元济返乡第二年，其父因病卒于海南任所。

尔后，张元济的母亲以一人之力拉扯儿子努力向学，而张元济兄弟也很争气，其于光绪十年（1884年）双双得中秀才。

5年后，张元济再接再厉，其于当年乡试中列全省第10名，同科中榜者还包括汪康年、汪大燮、蔡元培等后世名人。

又3年后，26岁的张元济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中进士并拨入翰林院深造，后经散馆考试分发为刑部主事。次年，张又以头名成绩考取总理衙门章京。

从履历上看，张元济无论在科考还是仕途上都堪称春风得意，这等智慧与机运，在万千读书人中可谓凤毛麟角。

尤为难得的是，张元济身为浸润传统文化多年的饱学之士，他却并不排斥西学。

在京官任上，张元济曾自学英语，并与志趣相投的陈昭常等八人发起成立健社，“约为有用之学”，之后又与诸人共同发起成立通艺学堂，以讲授英语、数学等西方新知识。

戊戌年变法开始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于当年四月二十五日（6 月13日）向光绪皇帝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与梁启超等人。

其中，徐致靖对张元济的保荐理由是：

“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

张元济是如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搭上关系的，目前还不是太清楚。不过，鉴于彼此都属于倾向于改革的维新阵营，立场上相互接近也属正常。

此外，张元济早年在广东长大，并帮助办理《时务报》在京的发行等事宜而与康、梁等人多有往来，尤其当梁启超与汪康年发生矛盾时，他还充当过调停人。

以上背景，大概就是张元济被徐致靖同折举荐的原因了。之后，大学士孙家鼐提名张元济为京师大学堂总办。

当然，这一提议也并不奇怪，因为后者在翰林院学习时，孙家鼐为教习，两人有师生之谊；更何况，张元济因办通艺学堂而声名鹊起，于新式教育颇具经验与见地。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张元济最终婉言辞却了孙家鼐的邀请。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张元济做了如下解释：

“大学堂事，寿州（即孙家鼐）派弟充总办，业已奏准。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此事亦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

张元济提到的“官书局”及对孙家鼐的看法，其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做了更详细的阐述：

“寿州（即孙家鼐）闻尚有心，弟曾有书上之，后屡谒而不得一见，观其行事，亦终难扫除朝贵气习。……其人如此，概可知矣。”

由此可见，张元济之所以辞任京师大学堂总办，一是不愿与志趣不同的人共事，二是对孙家鼐的办事作风印象不好，由此而不愿担任此职。

最终，京师大学堂总办一职改由李盛铎充任。以此而论，张元济错失了一个青史留名的好机会，要知道，如果他就任的话，他可就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