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与袁世凯是宣统朝最为重要的两个人物。载沣在宣统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以监国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朝政；袁世凯虽在载沣之初就被开缺，但他对政局的影响始终没有停止过。二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宣统朝的政局以及大清王朝的命运有着重要影响，而有关二人之间关系的专门论文尚付诸阙如，笔者不揣浅陋，就二人之间的关系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从政治敌手到试图合作

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慈禧令载沣参与，意在让其与瞿鸿禨等牵制奕劻、袁世凯，达到政治力量的平衡。在官制改革的过程中，年轻气盛的载沣与袁世凯发生了一场激烈冲突。

袁世凯致其兄袁世勋的书信中描述了冲突的情况，他说：“本月初六奉诏入京，在政务处共议立宪，弟主张立宪必先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则君主端拱于上，可不劳而治。不料醇王大起反对，不辨是非，出口谩骂。弟云：‘此乃君主立宪国之法制，非余信心妄议也。’振贝子亦云，他曾出洋考察立宪国，政治井然，皆由内阁负责任所致。醇王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射放，幸其邸中长史深恐肇祸，紧随其后，见其袖出手枪，即夺去云。就此罢议而散，弟即匆匆返津。”

冲突的根源是袁世凯意在通过设立责任内阁进一步扩充权势；设立责任内阁势必削弱皇权，载沣从维护皇权出发，自然视袁世凯为仇雠。这场冲突严重恶化了载沣、袁世凯之间的关系，二人从此都心怀芥蒂，最终也没有化解这段仇怨。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生日这天，北京达官显贵纷纷登门祝贺，唯独载沣、载涛兄弟没有到场，可见载沣对袁世凯的厌恶和敌意之深。

慈禧死后，袁世凯接受载沣执政的现实，想释去前嫌，与载沣合作。他在致其弟袁世彤的信中说：

“皇上已于二十一日酉刻龙驭上宾，余奉懿旨于半夜入宫。太后本在病中，受些惊恸，愈形沉重，召余至榻前，亲受懿旨，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大统，深恐宗室懿戚中有异议，命余在宫中弹压，哪知延至次日辰刻，余在醇王府中商承大统事，忽见内监奔来，报称：‘太后驾崩，有遗命请王爷与袁中堂入宫，共襄大事。’余与醇王虽有夙嫌，当时事到临头，只得尽释前嫌，同行入宫。由醇王福晋亲送新皇帝入宫，举哀即位，年才四岁，遵太后遗命以皇父醇王为摄政王，抱新皇帝登基，受百官朝贺。”

袁世凯想要释去前嫌，与载沣合作，那么载沣又作何打算呢？载沣执政后，虽对袁世凯有所冷遇，但还是施以优容。十一月二十六日，载沣以宣统名义，连发三谕，大加封赏，被赏的王公大臣达三十一人，其中袁世凯赏加太子太保衔。赏用紫缰。此次封赏是载沣执政后为稳固统治安定人心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从中可以看出，到这个时候载沣并没有处置袁世凯的打算。载沣的意图是既限制袁世凯，又使用袁世凯，与袁世凯进行合作。

奕劻、袁世凯的政敌本来希望载沣执政后能够对奕劻、袁世凯大加裁抑，甚至杀掉袁世凯，没料想载沣非但没有对奕劻、袁世凯加以处分，反而施以优容，不免大失所望，纷纷进言上书，要求处置袁世凯。载泽、善耆等对载沣说：“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大意是说袁心存叛逆）” 在载泽、善耆的撺掇下，载沣决定处置袁世凯。载沣初拟杀掉袁世凯，遭到奕劻、张之洞的反对。奕劻的话特别令载沣泄气，他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 就在载沣犹豫不决之际，御史赵炳麟、给事中陈田闻风奏劾袁世凯。赵炳麟奏称，袁世凯“机械变诈，善构骨肉”，“包藏祸心，罔知大义”，并云“昔人云：破山中贼易，破朝中朋党难，自古已然，于今尤甚。善为治者，整纲饬纪，防患未然。今日袁世凯党羽虽多，幸皆富贵利达之人，世凯一出军机，必皆解散，若待其党根底固结，谋定后动，他日监国摄政王虽欲去之，亦无可如何。至是时，惟有敢怒不敢言，俯首听其所为而已。” 陈田则奏称袁世凯“枭桀之才，机诈之谋，揽权独工，冒进无等”，“势倾中外，疆臣多其党羽，此后无人敢与龃龉，势将指鹿为马，变黑为白”，又称袁世凯“久握军符，恃兵而骄”，“入议官制，气凌朝贵，动摇枢臣，颇有唐室藩镇朱温入朝之风”，“尾大不掉，可为寒心”。奏上，载沣决定严惩袁世凯。上谕已经拟好，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八字，准备将袁世凯褫职编管。后架不住世续力为袁世凯开解，载沣又改变主意，将袁世凯开缺，令其回籍养疴。

短暂的合作

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失守。 “其时空气弥漫，若大祸旦夕即来”。如何应对武昌变乱？良弼主张迅速调禁卫军南下，载涛请求率兵平叛。载沣考虑到载涛年纪太轻，又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京畿重地也需要禁卫军来防卫，没有接受良弼的意见和载涛的请求。

二十一日，载沣谕令：“著军咨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著瑞澂会同妥速筹办，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 载沣又恐缓不济急，令河南巡抚宝棻就近调第五十二标张锡元部赴援，与张彪残部汇合。次日，载沣谕令两江总督张人骏等沿江沿海督抚加强防范。是日，载沣还谕令京汉铁路所经各省督抚加强对京汉铁路的保护。二十二日，载沣又谕令将近畿北洋陆军和禁卫军重新进行编配：荫昌督率赴鄂的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第十一协编委第一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迅速筹备，听候调遣；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派载涛督率，驻守近畿，专司巡护。

这样安排之后，载沣仍然心里没底。袁世凯被赶回去“养足疾”已有近三年，但北洋军“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没有打仗经验的荫昌未必能指挥得动。

自袁世凯开缺后，不断有人发出起用袁世凯的声音，载沣始终坚持定见，坚决不用袁世凯。这次武昌失守，大局岌岌可危，载沣已顾不了许多，二十三日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三年前，袁世凯奉旨开缺。出京之时，袁世凯就放出话说：“看他去办就是了，彼时再叫我办，我亦不能出矣！” 足见袁世凯对载沣怨毒之深。载沣也知道袁世凯对自己怀恨在心，命内阁派人“赍诏前往，促之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 内阁遂派阮经枢和杨度持诏书赴彰德劝驾。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与袁之幕僚王锡彤均极力反对袁世凯出山，甚至奉命前来劝驾的杨度也主张不应清廷之命，因为“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王锡彤则认为“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面对袁克定等人的再三劝阻，袁怫然曰：“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 从袁世凯的话里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同意出山，并不是因为对清廷有什么感情，完全是因为二害相权，他更不愿意政权落入革命党手中。

二十五日，袁世凯谢恩折上，并另具《应行筹备各事清折》，开出了出山的价码：一，调集一只归他指挥的军队；二，拨军饷；三，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四，饬令王世珍襄办军务；五，饬令冯国璋迅速赴彰，并与他一同南下，协商布置；六，调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陆锦、张仕钰、袁乃宽、吴凤岭等亲信赴前敌供自己差委；七，赈灾；八，容被裹胁者。

二十七日，载沣在袁谢恩折上硃批：“知道了。现在武昌、汉口事机紧迫，该督素秉公忠，勇于任事，著迅速调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优加信任之至意。” 对于袁世凯所提出山条件，载沣表示均可照办。 二十九日，载沣将内帑二十万两发交袁世凯用于湖北赈灾外，兑现了赈灾一条。 三十日，载沣连发三谕：准袁世凯调委人员、筹募新军、刊用木质关防；准袁世凯在直隶山东等省招募壮丁一万二千五百人，照武卫左军现行营制编集二十五营，作为巡防军，并饬度支部速拨款四百万两，以备拨支；谕派王世珍襄办湖北军务，又派冯国璋迅赴彰德筹商一切，并谕如必须第二军往助，再令迅回带往；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陆锦、张仕钰赴前敌供袁世凯差遣委用，令第四镇统制官吴凤岭驰赴前敌。 九月初一日，准袁世凯电奏，谕令段祺瑞酌带得力将弁，毋庸多带队伍，克日由海道北上，径赴鄂境。九月初三日，准袁世凯请，从各地调集枪、炮、子弹、马匹，供袁世凯调配使用。九月初五日，载沣谕令拨出宫中内银一百万两，由内务府发交度支部，专作军中兵饷之用。九月初六日，载沣谕.：“湖广总督袁世凯授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其应会同该省督抚者，随时会同筹办。凡关于该省剿抚事宜由袁世凯相机因应，妥速办理。军情瞬息万变，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而期迅奏成功。” 至此，载沣把湖北所有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袁世凯。局势的严峻性迫使载沣放手任用袁世凯，把王朝命运押在袁世凯身上，可谓孤注一掷。

袁世凯逼载沣退位

冯国璋率北洋军攻克汉阳后，袁世凯命令停止向革命军进攻，又派刘承恩、蔡廷干持书至武昌，商议和平。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态度尚温和，军政府语刘、蔡，万无与朱温同类之袁世凯相妥协之理，并痛责其谋杀吴禄贞之罪。同时有民众团体，在督府门前示威运动，刘、蔡失意而去。袁世凯乃与驻京英国公使朱尔典密议，由其介绍提议三条款（一）即日停战（二）清帝退位（三）袁世凯为大总统。朱尔典密电驻武昌英总领事与到汉各省代表协议。各代表征求黎元洪、黄兴、程德全等意见，黎等均认为可行。经双方同意后，于是公开成南北议和之局。至此，民军、北洋派、以英国为首的列强联合对付清廷的局面已成。

已心怀异志的袁世凯，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一步步压缩载沣的政治生存空间。

十月初二日，袁世凯面奏暂行停止奏事入对。袁世凯提出：一、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俟定有章制，再行照章办理。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二、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其关于皇室事务，如宗人府、内务府、銮舆卫、钦天监等衙门，暂仍照向章具奏，统由内务府大臣承旨署名。具奏后，仍即时知照内阁，但所奏以不涉及国务为限。三、各部例行及属于大臣专行事件，毋须上奏。其值日办法，应暂停止。四、向由奏事处传旨事件，均暂停止。内外摺照题本旧例，均递至内阁，由内阁拟旨进呈，再请钤章。其谢恩请安摺件，及进呈贡物，仍暂由奏事处照旧呈递。 载沣既已颁布《重大宪法信条十九条》，已命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就无法拒绝，只得“从之”。这样载沣与国务大臣之外的官员被隔离开来，载沣不能召见国务大臣之外官员，国务大臣之外官员也不能向载沣具奏，载沣更无从直接掌控、指挥国务大臣之外的官员。载沣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

袁世凯下一步就是要夺取对第三军的控制权。袁世凯略施小计，讽令载涛出征以难之。载涛恇怯，先请内阁代奏：“第三军内之第一镇营队，除步队四营、马队一营驻扎城外，未便抽调外，其余各营请改由袁世凯任便调遣，并请将第三军名目撤销。” 后又奏请添派徐世昌为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沣兄弟失去了对苦心经营的禁卫军的控制。

载沣虽被架空，但毕竟是监国摄政王，名义上代理海陆军大元帅，拥有管辖调遣禁卫军之权，仍然是对袁世凯最大的威胁。为了彻底搬掉载沣这个障碍，袁世凯一面伙同奕劻，告诉隆裕、载沣，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隆裕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奕劻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看。两天后，奕劻回复隆裕：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

一面又买通小德张，让他在隆裕跟前吹风。金梁在《光宣小记》中载：“袁既入京，主内阁，摄政王监国如故，遇事必承朝命。小德张窥其意，乃引之觐太后，为备膳。袁脱手万金，小德张大喜过望，私计一饭万金，如事成，富贵何可限量。乃力怂太后纳袁请，撤监国而复训政。遂下监国摄政王推归藩邸之命。”

此时各省纷纷独立，载沣一筹莫展，又被袁世凯架空，恋栈意义已经不大，他决心引咎辞职，以挽回人心，换取列强的支持。十月十六日，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退归藩邸。

结语

总的说来，载沣与袁世凯二人在政治上合作少而对抗多。二人矛盾和冲突有性格方面的原因。他们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一个内敛，一个张扬，一个贪婪，一个清廉。性格的不合使得载沣对袁世凯怀有深深的厌恶，袁世凯对载沣也鲜有好感。二人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利益上的冲突。袁世凯为了保持、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势不择手段，载沣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皇权，把权势熏天的袁世凯当作最大的敌人。

载沣执政之初，从大局出发，不去触动袁世凯，对袁世凯既使用又限制，是完全正确的，对于稳固政治局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后来，由于误听载泽、善耆的意见，载沣不顾大局，将袁世凯开缺。将袁世凯开缺，不仅彻底得罪了袁世凯，而且引起了汉人的不满，严重损害了满汉关系。孙宝瑄闻讯，“不胜骇然”。他在日记中写道：“庚子以前，李合肥之世界也；庚子以后，袁项城之世界也。合肥既死，项城又去位，不审更推何人支此残局？” 王锡彤更是称“清廷之颠倒混乱至此极矣” 。

武昌起义爆发之初，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革命派，载沣和袁世凯开始合作，取得了军事上的初步胜利。二人这种合作完全是建立在共同政治利益基础之上的，毫无感情可言，随时有破裂的可能。当登上总统宝座成为可能，袁世凯立马抛弃了载沣，中止了与载沣的合作，转而步步紧逼，迫使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

载沣在处理与袁世凯关系上有诸多失误，主要是因为他不明大局，缺乏主见。光绪三十二年，他在荣庆等人的唆使下，向袁世凯发难，严重恶化了二人之间的关系。光绪三十四年，他在载泽、善耆的撺掇下，放弃了使用并限制袁世凯的做法，准备杀掉袁世凯；后由于奕劻、张之洞、世续等人的干扰，对袁世凯的处置一再降温，最终仅以养疴名义将袁世凯开缺。还是因为不明大局，缺乏政治主见，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轻率听从奕劻、徐世昌、那桐的意见，起用袁世凯，想与袁世凯合作，挽救清王朝的统治，最终导致大权旁落，王朝灭亡。正是因为缺乏政治见识，载沣在该使用袁世凯稳固局面的时候却处置得罪了袁世凯，而在不该使用袁世凯的时候请出了这个送命郎中，造成了王朝灭亡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