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是不是个暴君，有没有弑父杀兄，这个咱们今天都不讨论，因为那是一笔糊涂账。就连清朝比较好的皇帝雍正，也曾被诬陷“弑父改诏”“改十为于”，但是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传位诏书”最少是要有满汉两种文字的，重要的文件，还要同时用四种文字书写，即使诏书上仅有汉字，雍正年羹尧隆科多也没办法把“十”改成“於”——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五十年前汉字没简化的时候，“于”是要写做“於”的。清朝过去时间不长，已经有很多事情弄不清楚了，比如孝庄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顺治有没有出家，这都是谜案。现在讨论隋炀帝是不是暴君也很难有个标准答案，因为隋朝毕竟立国时间短，史书基本都是他的仇人修的，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所以咱们今天只讨论隋炀帝和他修的大运河，来看看隋朝是不是因为修大运河劳民伤财激起民变而致亡国。

说隋炀帝和大运河，还真离不开魏征主编的《隋书》。从这本史书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隋朝之亡，跟修大运河没有一个铜板的关系，甚至跟他游历江都也没关系——隋炀帝修大运河只是后来的说法，当时是疏浚扩充延长原有水运体系，而且一直是往北修的。

咱们先来看看《隋书炀帝》是怎么记载的吧：“大业元年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大业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这里的“河”，指的是黄河，在古代，黄河不叫黄河而叫“河水”，长江也不叫长江，而叫“江水”，这样看来，所谓的隋炀帝修大运河，实际是在旧有自然河道之间挖了些沟，把他们连了起来而已，这样在黄河上航行的船只，就可以驶入淮河了，而黄河和涿郡之间也有了水路交通。这个涿郡是哪里呢？这个涿郡可是大有来头：它是轩辕黄帝建都之所，也是蜀汉昭烈帝刘备的老家（轩辕旧都，汉昭烈帝故里）。那么涿郡相当于现在什么地方呢？清朝《涿州志》记载：“涿州（涿郡后改为涿州）距京师百里，而近为门户，汉为涿郡，唐拆郡为州，其涿河亦称涿水，以境内涿水而得名”。

看了《隋书》与《涿州志》，我们就不必要争论隋炀帝修的大运河到底通向哪里了，因为从明朝永乐大帝朱棣开始，我们的京师几乎就没挪过地方，京杭大运河的终点自然就是京城了。

至于修建京杭大运河到底是不是劳民伤财，咱们还是来看隋炀帝的仇人、唐朝魏征主持编修的《隋书》。我们看《隋书》知道，修建或者说疏浚大运河，主要发生在隋炀帝大业三年和大业四年，那么这两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业三年夏四月，大赦天下，关内给复三年。”所谓“给复”，就是免除全部赋税徭役，也就是说从那一年起，关中百姓种地不用交税，也不用服劳役。那么隋炀帝要想修大运河怎么办呢？很好办：雇工，也就是谁干活给谁钱，因为那三年老百姓是不需要给朝廷白干活的。

也就是大业三年，突厥启民可汗来朝并请求内附（也就是不想当什么可汗了，想把地盘献给朝廷，自己做朝廷任命的地方官），于是隋炀帝北巡，并且颁布诏令：“敕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既然补偿比秋收还多，当地老百姓可能都恨不得隋炀帝大队人马从自家田地走过了——想想吧，谁不想通过拆迁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呢？

大业四年，隋炀帝征发河北诸郡百万人搞水利工程，“赐城内居民米各十石”，“车驾所经郡县，免一年租调”，“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又是送米又是免租，看来隋炀帝不差钱，隋朝百姓也没有因为修大运河而挨饿。

在宋朝人编纂的《隋炀帝海山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大业六年的某一天，隋炀帝正在北海海山殿休息，忽然有人通报：“南陈后主陈叔宝前来拜见。”当时隋炀帝正在迷迷糊糊之间（事实上这个故事讲的就是隋炀帝做梦），也忘了陈叔宝早就死了，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跟陈叔宝有点交情（帝幼年于后主甚善），就请陈叔宝进殿闲聊。陈叔宝先是拍隋炀帝杨广的马屁：“陛下富有四海，令人钦服……陛下已开隋渠，引洪河之水，东游维扬，因作诗来奏。”但是陈叔宝的颂扬诗在赞扬中似乎还夹杂着讽刺的骨头，其中有这样的几句：“隋室开兹水，初心谋太奢。一千里力役，百万民吁嗟……莫言无后利，千古壮京华。”隋炀帝也没细想那句“莫言无后利，千古壮京华”的预言含义（这个故事即使是宋朝人瞎编的，但也不能说他们预言不准确），一听“百万民吁嗟”就火了：“生死有命兴亡在天（死生，命也。兴亡，数也），你咋知道我修建大运河不是为后世谋福利？”站起身来就要揍陈叔宝，结果把自己气醒了。

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隋炀帝杨广之所以在梦中怒斥南陈后主陈叔宝，未尝不是一种心理负担沉重的表现。但是不管怎么说，隋朝是亡在隋炀帝手里了，如果他真是一代明君英主，似乎也不会闹得八方烽火遍地狼烟。但如果就此否认他兴修大运河的功绩，似乎也有点不太公平，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修建京杭大运河，实际是一件“泽被后世千古壮京华”的举措，起码比陈叔宝修建大佛寺却又被人（现在也没查出来是谁干的）悄悄放了一把大火烧掉，要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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