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战争，还有美酒和女护士，详扒国际纵队中的那些风流韵事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此时法西斯主义的乌云已经开始笼罩欧洲，为了保卫民选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国际纵队成立了。参加国际纵队的人并非都是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反法西斯的宣传，因为当时国际纵队的招募口号是“将西班牙变成欧洲法西斯的坟墓”，因此各种反法西斯的力量都加入了国际纵队。

正如英国人约翰•沙栖菲利普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和二十名英国人一起动身去西班牙，我们还报名志愿参加了国际旅……我们之中有来自法福赛尔的三名矿工，一名爱丁堡的五金工人，两名剑桥大学生，一名铁路职员，几名退伍士兵、演员，两名农业工人，还有诗人……都是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最平凡的人们”。人们唱着《国际歌》，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马德里。

国际纵队战士

在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中，除了许多普通人物外，也有很多至今仍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如西班牙画家毕加索（Pablo Picasso）、法国思想家加缪（Albert Camus）、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Neruda）、匈牙利战争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英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加拿大医生白求恩（Norman Bethune）等等。这次，我们不谈他们在西班牙与法西斯战斗的故事，只是简单聊一聊这些大人物们在国际纵队期间的风流韵事。

西班牙内战爆发前不久，55岁的毕加索认识了29岁的朵拉·玛尔。他们认识的过程很具有戏剧性，当时朵拉正在一间咖啡馆里，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小刀，在手指间扎来扎去，不慎割破了手，鲜血直流。这一举动令毕加索倾倒，前去搭讪，朵拉也是久慕毕加索大名，由此两人开始了一段恋情。毕加索还以朵拉的面孔特征为素材，采用其典型的double take portrait手法，用不同色彩和不同方向的线条来制造透视和空间，创作了《朵拉·玛尔像》。

朵拉·玛尔

毕加索创作的《朵拉·玛尔像》

海明威是在1937年初，应北美报业联盟经理约翰·惠勒的邀请前往西班牙报道战事的。海明威前往西班牙当然含有对共和政府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他的工作报酬也很可观，根据合同，海明威的每篇电讯稿的稿酬是500美元，邮寄稿字数在1200以上的每篇1000美元。海明威在马德里期间受到了共和政府的优待，政府为他提供了专车，配备了专职司机。海明威也以自己的方式帮助政府，他写给美国的稿件多是报喜不报忧，还帮助拍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创作剧本《第五纵队》。

海明威

在西班牙期间，有妇之夫海明威遇到了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荷恩，再次品尝了战地春梦的美好。当时海明威担心妻子保琳知道此事，还只敢与玛莎偷偷来往。直到有一天早晨，他们居住的旅馆遭到炮弹袭击，海明威与玛莎一起从卧室里面出来，他们的事情才曝光。不久之后，海明威抛弃了保琳，正式与玛莎结为秦晋之好。

玛莎·盖尔荷恩

乔治·奥威尔在西班牙期间倒没有什么绯闻，因为他是带着新婚妻子艾琳·奥修兰西一起去的西班牙。但是奥威尔所在的巴塞罗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国际认定是托派组织，因而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迫害。这一经历使得奥威尔坚定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念，并坚决反对极权主义，对他后来创作《动物庄园》和《1984》有很大影响。

乔治·奥威尔

被毛泽东评价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白求恩，实际上并未脱离低级趣味，至少在男女关系上没有脱离低级趣味。长期以来，白求恩喜欢女色，酗酒，脾气也有些暴躁。

1935年，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次年被党派往西班牙。白求恩在西班牙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血站，挽救了大量生命，但是他仍然沉溺女色、酗酒，“其身心状况一向都不适于领导像输血那样细致的工作”，而且，白求恩被指控曾拿走一些首饰，借口是为加拿大输血队筹资，但资金的真实用途一直是笔糊涂账。

白求恩

当时白求恩正与瑞典女记者卡莎交往，曾一起在一间卧室内共度两日，期间被撞见两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白求恩的解释是该记者正在对他进行深入采访。但卡莎曾数次未经批准前往前线，并收集了类似军用地图的详细资料，因此西班牙政府怀疑她是间谍，白求恩也由此受到怀疑，因此西班牙共产党以派遣的名义让白求恩体面地离开了西班牙。

白求恩

英国诗人朱利安（Julian Heward Bell）也于1937年参加了国际纵队，并最终牺牲在马德里。不过，他在前往马德里之前，在中国经历了一场姐弟恋。1935年，朱利安应邀前往武汉大学任教，接待他的是武大文学院院长陈西滢及其夫人凌叔华。陈西滢是继闻一多之后的武大文学院第二任院长，是五四之后的五大散文家之一，与鲁迅先生之间曾多次发生论战。

朱利安

凌叔华同样不是等闲妇女，她是新月派的女才子，京派作家中惟一的真正北京人，是徐志摩最为信任的人。凌叔华当时也在武大文学院任教，与苏雪林、袁昌英过从甚密，人称“珞珈三女杰”。在认识一个月之后，朱利安就爱上了大他8岁的凌叔华，正好陈西滢长时间不在家，于是朱利安乘虚而入，与凌叔华展开了一场跨国姐弟恋。朱利安还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得意地描写了与凌叔华相处的情形。

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在陈西滢知道妻子出轨后，凌叔华经过考虑决定回归家庭，断绝了与朱利安的关系。朱利安自然是在珞珈山呆不下去了，只好黯然回到英国，不久就去了西班牙。据说，朱利安临死的时候喃喃自语：“我一生想两件事——有个美丽的情妇；上战场。现在我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