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析外交政策中的“七个中国”

编者按

中国不断变化的国际角色经常被进行二元论式的解读，要么和平崛起为一个建设性的利益相关者，要么挑战国际现状，包括现有国际规则及美国的霸主地位。现实情况更加复杂，不仅有上述两种行为的可能，塑造中国行为的基础是多方面的。

与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以现实或自由主义等理论研究中国不同，大卫·凯利（David Kelly）关注中国外交政策中体现的“共享叙事”。2018年2月凯利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发布《Seven China》报告，阐述了中国向内外展示的七种“共享叙事”，并解释了不同领域中国行为转变的原因。凯利认为，其中一些共享叙事将促进合作，而大多数共享叙事则指向东西方间根深蒂固的冲突。

作者大卫·凯利 （David Kelly）为齐纳百思（China Policy）咨询公司研究主管，主要追踪、介绍、分析中国国内关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讨论。凯利是悉尼大学中国研究的博士，并在芝加哥大学获富布赖特奖学金，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工作。

介 绍

国际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往往过于二元论：中国会采取扩张主义？还是会维持现状？中国是否已放弃了“和平崛起”的旗号？本文提供了另一种路径来理解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

传统上，外交政策是中国国内最具共识的领域，它由一小部分精英阶层制定。政府、民间机构、学者、媒体和公众舆论等可以提出建议，但很少能影响决策。近年来，随着中国贸易和投资“走向世界”，公共外交的作用日渐显现，国家利益在新路线和新战略下逐渐被重塑。

从大国民族主义到经济资源安全，再到社会政治稳定，宏观层面的影响众所周知。即便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关切，也受到“共享叙事”（Shared Narratives）的影响。本文将中国特有的七种共享叙事称为“七个中国”。作为相关政策制定及辩护的依据，“七个中国”有时相互配合，有时又相互矛盾；有些共享叙事支持扩张，有些则主张维持现状，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就像白光透过棱镜显出五颜六色的光谱，“七个中国”就是一个分散的光谱。按时间顺序排列，光谱最初一端的中国是“自给自足的文明”，发展至今到另一端中国成为“高边疆的先驱者”，捍卫着世界新秩序。如今，中国的七种共享叙事正相互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参与者的行为取决于特定舞台、场合、思维中“七个中国”的混合。

与其对“七个中国”进行明确定义，不如将“七个中国”粗略理解为七种中国的自我认同，回答“中国是谁、中国来自哪里、中国将去向何方”这类问题。“七个中国”也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为提供清晰的对比基础，分析结构故意滤掉了某些细节。那些受到“七个中国”共享叙事影响的人们或许不会承认这些叙事是相互分离、自相矛盾的，甚至都不曾仔细思考。这也无伤大雅，空言不如行动，让我们一起来理解“七个中国”吧。

中国一、“自给自足的文明”（创造中国自己的价值观，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中步履不停）

中国的七种共享叙事中，最根深蒂固且最具影响力的是“自给自足的文明”。古语的“天下”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包含已知世界、没有边界的国度。中国不只是众多人类文明中的一个，而是超越那些野蛮国度的唯一文明。其实，类似的心态在所有人类文明中都存在，但广阔的疆域尤其增强了中国自给自足、至高无上的自我认知。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与其他文明进行互动或学习的迹象几乎为零。

“自给自足的文明”这一共享叙事体现在诸多方面。现代中国是一个蕴藏着无与伦比的文化、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方舟，并且不断对其价值观进行着自我确认。

人民日报对十九大的报道中体现了这一共享叙事：“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道路’，以其独特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极大促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自己道路’的信心。”

在当今中国，这一共享叙事是被精心构建、设计的。官媒抓住每个机会强调中国的文化与制度自信及独特的“国情”。“国情”通过其长期的、自我验证的潜台词，为中国诸多政策提供了正当性。

在中国，许多时政评论员都意识到，自给自足，即便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标准：为什么它会优于文化多元或制度共享呢？更何况，正如国内外观察家指出的那样，中国并未达到真正的自给自足，马克思主义、佛教及阿拉伯数字几乎都是舶来品。

但是，这种“只有基于中国文化价值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目前已进一步发展为“如果其他国家想像中国一样实现现代化，必须借助中国话语体系”。这暗示着，就算是马克思主义，也必须按照中文的语境来理解。

“国情”二字，为否定西方制度（民主、法治、人权、公民社会），并将其背后所支撑的价值观视为有害、不具普遍性的做法提供了正当性。这一共享叙事下，人们认为哪怕没有上述“西方的谎言”，中国依靠自己也能实现现代化。西方带给世界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中国现代化真正需要的。就连亨利·基辛格、马丁·雅克等西方权威人士都都有受“国情”叙述影响的倾向。中国对南海仲裁结果的官方答复中可以看到这种观点的存在：中国坚持认为，海牙国际法庭缺乏对中国独特历史的了解，因此无法做出判决。

这一共享叙事背后的逻辑是，中国有责任通过适当的方式指导自己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发展。这种设想已在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有所体现，例如中东和谈、气候变化等领域。

中国二、“最屈辱的民族”（一个被侵略、藐视的古老文明）

中国的近代史充满了伤痕。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到日本全面侵略（1931—1945），几乎无人幸免于外强的蹂躏。“百年屈辱”的共享叙事应运而生。

想要结束这种屈辱的强烈意愿无需解释。但并非所有的国际观察者都明白这种意愿的强烈程度：它在政治宣传、媒体和艺术中被不断重申。这种意愿不仅是消灭敌人，更是颠覆敌人的价值体系。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宜将剩勇追穷寇”才是明智之举。为了将所有的好处尽收囊中，获胜者往往将自己描述为圣人，将失败者描述为一个恶棍和伪君子。

当提出中国是最屈辱的民族的这种说法时，人们的同情心是有限的。看看非洲国家、印度、态度、苏格兰和爱尔兰吧，再看看遭受彻底殖民的中国近邻菲律宾和越南。衡量各国沦陷的程度后，中国给出了一个含蓄的答复：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样高等的文明程度，没有中国历史赋予的独特身份，也不像中国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东西等等。

中国三、“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在后崛起的国家中，我们是领导者）

冷战期间，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大国霸凌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毛和邓领导下的政党确定了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中国政府声称，将与受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伍。

发展中国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压迫的共享叙事，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帝国主义扩张带来的伤害”是马克思无产阶级一个全新、全球化的版本。对于毛和邓来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容易受到超级大国的支配。作为邓口中超级大国霸权的受害者之一，中国理应领导第三世界进行反抗。1955年4月举行的亚非万隆会议上，中国庄严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这一共享叙事在南南合作、一带一路、世贸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其他地缘经济合作中均有体现。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当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

虽然中国官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仅排83名，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比美国还多，且中国跨国并购的数量排在世界第二。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已无法再与发展中国家放在一起进行衡量了，然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这样的自我叙事，却自动忽略了这一点。

中国四、“多极世界体系的拥护者”（我们终结了西方/美国的霸权）

政策术语“多边”与战略术语“多极”的含义毫不相同，却常常在“多元主义”中被混为一谈。在中文中，这两个词的作用都是在道德上谴责一个假想的单极、单边大国——美国。

像“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一样，中国作为“多极体系的拥护者”这一共享叙事呼吁大家共同反对美国霸权。找到了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点，这种共享叙事下的中国就不用再考虑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了。

在理想的国际体系中，对国际事务中拥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国家是不应该存在的。与权力均衡相比，多极体系虽然简单却过于理想化。但是多极体系需要创造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是大国的共同目标，而非西方术语“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中的权宜之计。这常常与中国声称已经消除了的“冷战思维”形成对比。

随着中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巴西等新兴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西方对其他国家的统治已经结束。曾经的霸权美国必须接受多极的世界体系，这不仅是因为多极体系有利于国际公共利益，而且基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多极化趋势不可避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这一共享叙事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官方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国五、“主权的幸存者”（我们是一个幸存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的开放与改革、阿富汗战争等其诸多因素导致苏共逐渐失去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最终失去了统治的意愿与能力。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共产党要么自行解散，要么重新定位以求在多党制民主国家中生存下来。

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的考验后，中国共产党努力避免苏共的命运发生在自己身上。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中郑重宣布将改革定为最高政策，取代了革命。但戈尔巴乔夫的例子证明了改革容易带来政治灭亡。邓小平及其继任者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以避免苏共的命运。首先，坚定列宁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是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实现的，严重依赖于“自给自足的文明”和“最屈辱的国家”这两种共享叙事，同时捏紧列宁主义威权国家的铁拳。

在中国全球电视网络（CGTN）的现场直播和同声传译下，十九大提出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之前只针对国内民众的民族自信，传递给了全世界。这一共享叙事还有一个次要作用，即打消外界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作为“社会主义的幸存者”，中国执政党以国家主权为由化解了外界的批评。在国际论坛上，当美国、欧盟和联合国的代表们仍试图持有居高临下的态度时，遇到的将是一个强烈维护自身道德标准的中国。

中国六、“最后的坚持者”（西方正在衰落，而我们实力雄厚）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主权幸存者”这一共享叙事带来了新的转折。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被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意外危机所取代。

当初勉强存活的“中国模式”，如今似乎具备了超越甚至拯救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能力。这种观点不仅在中国被普遍接受，在那些教条地研究“衰落论”的智库中，也逐渐成为研究假设。

新集权主义者普京被看作是习的“翻版”，为弥补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国家产生的分歧，普京转向中国寻求帮助。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走出去”政策共同推动了全球资源的繁荣。一种认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超越负债累累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已超越美国的感觉支持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鹰派们。为了吸引中国投资，曾经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由于害怕冒犯北京，很少质疑中国的外交政策。

事实上，这一共享叙事很好地支持了中国的国内舆论，即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在新时代应该被重新审视、重新定义。“中国时代”已经来临，十九大及党章修改后各种官方文件都对此作出了大量阐述。

中国七、“高边疆的先驱者”（我们分享并维护全球公共利益）

中国应该在目前的国际秩序中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领导层最初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选择逐渐得到领导层的认同。最初国内的反对意见主要出于对潜在政治与经济成本的考虑。上文提到的“自给自足的文明”共享叙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不禁让人想起美国的孤立主义：我们只需做好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外界的打扰。

然而，为实现“崛起”，国内理论家认识到了维护国际公共利益、超越区域冲突为全球安全作贡献的必要性。这种观点也支持了中国南海政策的正当性：中国在捍卫主权的同时，也保护了航行自由。极地地区不涉及主权问题，中国在那里自视为全球利益的保护者。中国对相关研究的贡献，使其有资格获得部分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

在太空、公海、极地甚至网络等“高边疆”领域，发挥积极促进作用的代价很高，中国国内的批评者迎合了民众要求拿外援资金支持本国发展的舆论呼声。但是2017年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出要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为“维护全球公共利益”这一共享叙事提供了正当性。

“七个中国”的混合：

超越“崛起的中国”

中国的七种共享叙事以不同方式相互混合。有些混合的效果很糟糕，形成了诸如“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或“中国特色多边大国外交”等含糊不清的说法。第二种共享叙事（“最屈辱的民族”）与第一种共享叙事（“自给自足的文明”）混合在一起，将中国的崛起解读为一种天命，具有道德上的必然性。其他的混合方式则呈现出“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不同的叙述间融合得很好，让人感觉是一个完整而统一的故事。

相比于人们所熟悉的扩张主义——保持现状的二元论，相互混合的“七个中国”下，中国政策方向更为多元。这一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中国一些重要的外交政策。

一、 中俄问题

“最后的站立者”（第六个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第三个中国）两种共享叙事之间似乎是相关的，但都存在致命缺陷。即使俄罗斯同意中国“苏联是被戈尔巴乔夫的愚蠢所葬送的，且斯大林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这一说法，但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这两个俄罗斯前“领地”签署战略伙伴条约的行为，也让俄罗斯感到不快。

中俄两个国家很难被简单地划分为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中国经常将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列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使用“南南合作”的话语体系，但就像上面提到的，中国的金融实力远超其他金砖国家。中国这一金融优势在与俄罗斯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包括天然气交易）得到了明显体现。

因此，“多级体系的拥护者”（第四个中国）和“高边疆的先驱者”（第七个中国）这两种共享叙事最能诠释中俄关系。中俄伙伴关系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彼此提供最便利的反美盟友，而且中俄在全球公共利益方面也有许多共同的战略目标，尤其是在极地和网络空间领域。

二、 中国南海

分析人士常指出，“最屈辱的国家”（第二个中国）这一共享叙事是次于“自给自足的文明”（第一个中国）。因为在南海争端中，中国的竞争对手具有比中国更屈辱的历史。但是中国以独特的历史渊源反驳了其他国家的主张。这暗示着，无论是外部权威还是区域力量都无法推翻中国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明古国的地位。

三、中国与朝鲜半岛

“主权的幸存者”（第五个中国）推动着中朝关系的发展，却无法解释中韩关系。随着中国崛起为经济大国，中韩关系逐渐紧密，这种关系更多取决于“最后的坚持者”（第六个中国）：一个能在高端创新领域主导经济规则、促进利益共享的中国。

随着近年来中国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为使朝鲜半岛重回“新朝贡体系”建立一个新型“华夏共同体”，“自给自足的文明”（第一个中国）这一共享叙事正在中韩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多边组织中的中国

中国以“多极世界体系的拥护者”（第四个中国）的身份出现于多边组织中是合乎情理的。因此，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中，中国并没有将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独一无二、备受羞辱的领导者，也未把自己描绘成富有的“最后的坚持者”。相反，中国使用了“高边疆的先驱者”这一共享叙事，认为基于中国对国际研究作出的贡献，中国有权从国际资源中分一杯羹。

五、“一带一路”与“金砖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中国独特的文明思想，即将最初的丝绸之路视为中国的创造，并将中国文明的价值视为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合适基础。这也依赖于“最后的坚持者”这一共享叙事：只有中国有资源发起这场倡议。如前所述，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之一也体现了“多极世界体系的拥护者”（第四个中国）这一共享叙事。

当七种共享叙事相辅相成

作为一个整体，中国这七种共享叙事并没能很好融合在一起，彼此之间存在许多矛盾与对立。这种情况造成了认知失调，且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这可能会造成战略扩张的危险状态。

即使没能在国际上呈现出统一的自我定位，相互重复的共享叙事却有意忽视了国内由此产生的政策不一致。例如在南海问题上，“最后的站立者”和“最屈辱的民族”两种共享叙事一同发挥作用，相互支持，强化了中国对领土的主张，反映出典型的“能力决定意图”的现实主义观点：作为“最后的坚守者”的共享叙事则为中国单方面的领土主张提供了正当性；而作为“最受屈辱的民族”，则意味着中国的举动不过是在弥补之前所受的屈辱。

同样地，“自给自足的文明”和“主权幸存者”两种共享叙事往往共同起作用。“自给自足的文明”及其固有优势赋予“中国模式”以道德优势，即中国所称的中国模式下政治和经济体系更加稳固。且中国共产党的寿命已超过其苏联盟友，而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百年屈辱”的历史为中国宣称要领导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国家提供了支持。同时，领导并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也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便利，以发泄曾经遭受列强压迫的历史积怨。

重新解读中国的对外政策

2018年初，许多人认为中国即将成为新世界的领导者。世界将如何回应？本文提供的路径与朝鲜问题中的现实政治不同，中国不需要使用核武器来实现其利益。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只能通过“交易”来达成相关目标。

而“七个中国”则是塑造复杂利益、达成协议的潜在因素。每一种“共享叙事”都有真实与虚假的一面。至于虚假与真实的界限在哪里，观察者们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分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那些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都应该积极沟通，以扩大每一共享叙事中事实方面的共识、减少虚假方面的影响。而当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时候，需要阐述清楚其在全球的利益，而不仅只针对中国人。

在这一方面，“自给自足的文明”、“最屈辱的民族”还有“主权的幸存者”这三种共享叙事是最棘手的。以国家为主体，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支持，感人肺腑，让人畏惧。在这些共享叙事的作用下，坚持共产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动摇的，而共产党至高无上的领导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有些路线已有所改变。气候变化属于全球利益范畴，因此受“高边疆的先驱”这一共享叙事的影响。尽管曾经一度被视为西方国家的谎言，但在哥本哈根和巴黎气候峰会期间，中国官方却在短时间内承认了全球变暖的存在。《巴黎协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奥巴马与习达成的共识。

“高边疆的先驱者”不仅是充满可能性的方向，也是“七个中国”中最指向合作的共享叙事；紧随其后的是“多极体系的捍卫者”，潜台词是为抗击美国霸权而团结起来。然而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中，是不可能将美国排除在外的。这不仅体现在2017年年中掀起的“回击中国方案”潮流，也体现在郑永年最近的观点中：“人们很容易批评西方及美国的霸权，但是人们往往忘了，秩序的建立实际并不容易……如今，人们对多极世界的渴望，更多源于对美国及西方的不满和仇恨……最终的结果可能类似于与前帝国共存的时代。”

另外一条路径是考虑前面提到的混合方案。“高边疆的先驱者”与“多极体系的维护者”如何互动？这对沟通与合作有什么影响？又将如何影响国家利益？

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国要么扩张要么维持现状的二元论已不再适用。这一思维预先设定了中国的利益有哪些，而不是建立在中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理解之上。

本文提出的“七个中国”主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种理解工具。毋庸置疑每一种共享叙事都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随着相关共享叙事的影响越来越大，忽视这些共享叙事很可能会造成误解。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不同共享叙事间的一致性：他们有时候相互支持，有时候又相互矛盾。在不产生重大认知失调的情况下，同时满足这七种共享叙事是不现实的。其中几个共享叙事与当下的关键问题相关。政策制定者最好能够深入研究中国七种共享叙事之间的相互作用。

西方国家会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被视为伙伴，反映出他们国内社会与价值观的多元。从本文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七种共享叙事中，没有一种将中国视为上述国际秩序的一员。这并不利于未来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维持合作关系（或至少实现和平共处）。因此，未来可能需要寻找一条途径，促使中国重视“高边疆的先驱者”（第七个中国）的共享叙事，同时限制反美相关共享叙事的作用。毫无疑问的是，在中国使用哪些共享叙事来看待问题这一方面，外国伙伴们能起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

原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翻译｜谷惠

摘自｜中美印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