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帝王》是《庄子》内篇中的最后一篇，它表达了庄子的为政思想。庄子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基于“道”，他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是浑一的，因此也就无所谓分别和不同，世间的一切变化也都出于自然，人为的因素都是外在的、附加的。

《应帝王》之“应” 两个读音三种解释

“应帝王”的“应”字，有两种读音，并大致有三种解释与之对应。

一解：何人应为帝王？

“应”字读作平声，解为“应当”、“应该”。

如崔譔曰：“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以为牛马，应为帝王者也。”郭象曰：“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沈一贯曰：“无心而任化者，不求为帝王而默应帝王之道也。”

刘辰翁曰：“应世则为帝王也。” 方潜曰：“妙无用之用，则能应帝王矣。”王雱曰：“夫出得而入道，入道而尽妙，此物之所以同归而宗师也。物之所同归则应可以为帝王，此庄子作《应帝王》之篇，而次于《大宗师》也。”

二解：帝王应当如何？

如林希逸曰：“言帝王之道，合应如此也。”陆长庚曰：“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应如此。”

程以宁曰：“帝王，治人者也，亦得人矣，而必出于非人，如壶子之无寿者相，然后可保其混沌而为帝王合应之道也。”罗勉道曰：“此篇所以应为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内篇止此。”

三解：应世之术

“应”字作去声读，解为“应接”、“应和”。如吕思勉曰：“此篇言应世之术，贵乎无所容心。其言曰：‘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乃全篇之宗旨也。盖言无我则能因物付物，是为应世之术。”锺泰曰：“《应帝王》，明外王也。‘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亦应之而已矣，故曰‘应帝王’也。”

《齐物论》有“以应无穷”，《逍遥游》有“以游无穷”。锺泰发挥说：“惟能游者能应，亦惟能应者能游。游与应，名异而理则一。盖游就心言，应就事言。游者理无碍，应者事无碍。合而言之，则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也。”

锺泰将“应”与“游”对应起来阐释，较之“应当”如何的强硬语气，高雅幽逸，可谓妙解。

《逍遥游》与《应帝王》终始相对 含内圣外王蕴奥

早先，钱澄之曾经说道：“《逍遥游》，始；《应帝王》，终。谓之‘应’者，时至则然也。应而不藏，此其所以游、所以逍遥与！”锺泰的见解系由钱氏化来。不过，锺泰还更加强调了一个庄子的主旨，即“内外与真余”问题，确是抓住了道家的精髓。

《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黯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此可称为“内外”问题。

《庄子•让王》：“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此可称为“真余”问题。

除了上面所引“《应帝王》，明外王也”一句判断，锺泰还说：“七篇以‘游’字始，以‘应’字终，前后照摄，理至玄微。不观其通，何由穷‘内圣外王’之蕴奥哉！”

《应帝王》开篇就讲啮缺、王倪、蒲衣子的故事，这三人加上许由曾被称作“四子”，都是帝尧的老师，《天地篇》：“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即蒲衣子）。”

《逍遥游》收到帝尧往见四子：“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马彪、李颐旧注：“四子，王倪、啮缺、被衣、许由。”

宋代新儒家（理学家）兴起，曾经整理出一个儒统，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和庄子所说帝尧、许由、啮缺、王倪、被衣的系统很像，都是上半段政治家，下半段学者。

也许政治家、思想家的称谓纯出于后人的界定，二者之间本不如此截然对立，如荀子早已有言，“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荀子•儒效》）。

那么《应帝王》开篇所讲的三个贤人、隐士，其实仍然是讨论政治，这样说应当是有理由的。

后面又说肩吾、接舆、中始的故事，性质也是如此。然后又说无名人和浑沌，直接间接都是讨论“为天下”。老子、杨朱（阳子居）、列子是和庄子齐名的道家学者，篇中也都引出，各有一番言说，核心观点就是“内外”、“真余”。

王雱早已指出《应帝王》的篇旨：“内篇者，皆性与天道，圣人之事，而非浅见得以知之也。然终之于帝王篇者，以帝者圣之余而王者外而已矣，是以终之焉。”

周金然亦曰：“内圣外王，化还无始也。不凿浑沌，自能游于无有。若藏仁要义，则浑沌死而天下脊脊多故矣。”可谓有见。

道、儒、法三家之中道家的政治理想最高

晚周诸子百家，其中最重要的三家道、儒、法各自提出过自己的政治蓝图，其最高理想都是援引历史作为说明，但所依据的历史时期各不相同。

道家最早，老子援引黄帝，庄子援引“古十二君”；儒家其次，孔子法文武周公，孟子法先王尧舜，荀子法后王五伯（五霸）；法家最晚，法“今王”、“新圣”，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今王、新圣不是没有历史观，而是历史与现实重合。

所以道、儒、法三家的历史观是呈阶梯状排列的，所引据的历史越早，其理想境界也越高。三家之中道家的政治理想是最高的，所以司马谈说它可以“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论六家要指》）。

《庄子•胠箧》中说：“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这里所引据的“至治十二君”，年代还在老子所效法的黄帝前面。《庄子》一书向以“寓言”著名，所述古史，近代以来学者多认为是无稽之谈。

如胡适曾经提出，“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胡适《自述古史观书》），故学者论述古史，十二君、黄帝多不作信史看待，甚至虞舜一代，古人所认为的真正的“黄金时代”，也不作信史看待。

但是在2002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新出土战国楚竹书《容成氏》篇，记载了自容成氏以下历代上古君王的名号，从考古学和文献学上印证了庄子的记述。

《庄子》一书不是专讲历史的，但却同样是追求真理和真实的，楚竹书《容成氏》的出土至少提示我们，《庄子》书中的记载别有来历，绝非出于臆造。

真相：老庄思想涵括着政治主张

和对诸子历史观的误解相似，今人还有一重误解，就是认为老庄比较，庄子是出世的，没有政治主张。甚者认为“内圣外王”不是庄子本人的思想，而称之为“庄子后学”的“羼入”。

更进一步，今人又提出老子也没有政治思想，认为老子的主体是纯哲学的本体论，如果讨论政治主张，则认为是晚出学者所为，称之为“黄老”。

其实讲纯哲学的是老子、庄子，讲“内圣外王”和“黄老”的也是老子、庄子。今人用“纯哲学本体论”一条标准衡量，老子、庄子的思想就被抬得很高，而战国晚期和两汉的思想则被压得很低。

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之一，就是截断了老庄的源头。老庄的源头是黄帝，黄帝否定之后，老庄被视为源头，所以有一个极高的以纯哲学为开端的假象。

如果恢复黄帝等上古三代的文化，那就很容易看到古代学术从其真正的源头开始，就是富于政治性的，那么到了老庄这里，仍然涵括政治，就毫不奇怪了。

司马谈说过，诸子百家“皆务为治者”。古代的学术和学者，无不以政治为核心，无不期望通过政治而改进社会完善人群，这是一个常道。

当然，一般来说，帝王是以血缘作为参政的资格，以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而学者则是以学术作为参政的资格，以社会人群的公共利益作为核心目标，仅此不同而已。真正一流的学术必定会上达政治，换言之，没有上达政治的学者，总不是一流学者。

庄子应当就是这样，他谈论政治，不是以权力论政治，所以看起来不像政治家。他是以道术涵括政治，以道术引导政治。道术是内质，政治是外形；道术是本真，政治是余绪。总之，“帝王”、“至治”在庄子思想中，确实占据着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