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懂女人的侯麦算得上大师吗？

“侯麦真是太懂女人了”，研究电影的Q教授和我分享对于《女朋友的男朋友》的观感，“那个傲娇的漂亮女孩的小心思拿捏得太准了，故意把自己感兴趣的男人，推荐给相貌平平的闺蜜……”

《女朋友的男朋友》

尽管之前就看过这部影片，听了她的话还是感觉又打开了一扇新的窗，难怪侯麦的铁杆粉丝中，女性占了大半江山，能在第一时间就击中女性观众的直觉，在这个级别的电影大师中并不多见。

但是，或许也包括这些原因，有观点认为侯麦没有那么的“大师”，认为他的电影无论主题还是空间都偏“小”，总是围绕着男女亲密关系做文章，总是发生在咖啡馆、面包店、舞会这些“小资”场所，男女主人公总在谈论文学、音乐、绘画等“文青”的话题，甚至他们的身份也总是大学生、设计师、画家、教师，再加上侯麦那独有的、令人视觉极度舒适的“Ins风”、“马卡龙”配色，似乎一个沉溺于个人主义的、孤芳自赏小圈子的罪证已经被坐实。

《春天的故事》剧照

可是，会有人因为简·奥斯丁只写客厅、庄园与“每个体面的绅士都需要一个太太”而否认她是世界级文学大师么？假如说她特别受到女性读者的偏爱，那是因为她的小说提供了宏大叙事不能提供的、日常生活中的艺术真实。读者可以各取所需，可以找到维多利亚时期如何安排下午茶的方法，也可以在奥斯丁富于启迪性的故事里获得成长。

侯麦的电影有与此类似的功能，观众既可以惊讶于他的影片配色奇妙的和谐——其中几乎所有主人公的穿衣打扮都是具有很强的可借鉴性的，可看作永不过时的上世纪80年代的法式优雅；也可以在那些看似琐碎、日常八卦的故事中获得惊喜与利益。

剧照有着浓浓的“Ins风”

观众在“被纵容”中接受了导演的训诫

最奇特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我们通过声称的最不具道德评判色彩的故事得到了真正的道德教诲。假如说侯麦电影深受女性观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它们真的具有实际的借鉴意义——侯麦几乎将不同年龄段女性各种亲密关系中会产生的矛盾、纠结、任性与困惑都拍了出来。的确，他并没有在影片中做什么道德评判，这也让观众感到自己“被纵容”，从而放纵自己的情绪，却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导演的训诫：再往前一步，你就要……

或掉进沟里，或烈火焚身。

《秋天的故事》剧照

然而，侯麦只是点到为止。他并不把那惨烈展示给我们看，反而效果更好——他是一个狡猾的伦理学教师，要比同类故事里，主人公死得很难看的特吕弗高明（想想《柔肤》《朱尔斯与吉姆》《隔墙花》……）。高明在哪呢？在于他告诉我们，欲望的节制会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免于因为盲目而落入愚蠢、羞辱的境地。

这样的训诫首先适用于男性。《六个道德故事》主要是拍给男人看的：《慕德家的一夜》中，男主人公偶然与富有魅力的离婚女性慕德同床一夜，最终抵制了性的诱惑，后来他遇到真爱并结婚生子，最后又偶然邂逅慕德，才发现妻子正是当年慕德丈夫的情人；《克莱尔的膝盖》中，惦记着小萝莉的情场老手最终以长辈的方式触碰了少女的膝盖——以这个方式结束了假想的不伦之恋；《午后之爱》里，面对出轨诱惑的中产阶级中年男子选择了刹车，最后给冷落已久的妻子打去电话，并且对自己说：“过路的这些美女，只是我妻子的美的延伸。她们丰富了她的美，也各有她的一些美。当我拥抱了妻子的时候，我就拥抱了所有女人。”

这并不能算做自欺欺人。

《午后之爱》剧照

需要提醒的是，侯麦本人的天主教哲学背景是无法忽视的。虽然表面上它呈现为某种开放或无所不包容，但其内核是虔诚的。它更像是大公教面对性解放时代的一种策略。《慕德家的一夜》创作思想是建立在帕斯卡尔的宗教哲学上的。人是会思考的芦苇——影片中讨论的这个著名的帕斯卡尔命题意味着人是芦苇，是脆弱的，都有缺陷，但同时又是会思考的——因而要善用理性检视自己的行为。这种芦苇的双重特性在侯麦电影中的女主人公身上尤其明显，而是否“会思考”总是决定着剧情（也包括人物命运）的走向；实际上帕斯卡尔的这句名言来自于《马太福音》：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熄灭。这句话核心的意思是，那些即便是微小的、无力悔改的信心，神也不会抛弃他们。所以，有什么必要轻易地绝望呢？信心与希望——也是侯麦电影时常带给我们的真正的礼物。

在春天里，期待那道绿光

打破法国文艺片票房纪录的《绿光》，名字出自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绿光是一种天文现象，太阳在海平面下落的最后一刻，偶尔会有一道绿光出现，小说中认为看到绿光的人将获得洞察一切情感的能力，而始终对亲密关系有不确定感的女主人公在即将看到绿光的那一刻，收获了爱情。

《绿光》

侯麦电影的主人公达芙妮是个有宿命论倾向的“女文青”，因为感情的受挫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否定，认为自己“不正常”、难以合群、自相矛盾，从而抑郁沮丧，但其实她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能在精神层面上沟通的、合得来的男朋友。但她对此抱有焦虑和怀疑，因为身边的人似乎都是那么随遇而安，可她就是做不到——做不到像在海滩邂逅的那个瑞典女孩那样豪放随便——从而更加泄气。但偶然听到的几个中老年游客谈论的“绿光”点燃了她的希望：绿色据说是她这年的幸运色。宿命论和带有某种暗示的传说产生了化学反应，她开始积极地去寻找——不仅等到了绿光，似乎还收获了爱情：他们的搭讪，从达芙妮等火车时阅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

我们当然不能将此视为迷信，或女文青的异想天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其实也是一种提示，在作家中他是最具有神性的。绿光，或许更接近一种无法言喻的圣灵的感动，保有这种感动，保有相信、期待——对于现代社会中的男男女女来说委实非常“有用”。

《绿光》里的“绿光”

《冬天的故事》是对这种神性色彩的信念的加强。天主教家庭出身的美丽女孩菲丽西亚有一个和她天造地设的男朋友。然而某种她自己造成的阴差阳错使他们失去了联系。几年间她独自带着孩子，过着艰辛的生活。她遇到过各种结婚对象，但她始终认为自己还会遇到最初的男友。然后某一天，他们果然在公交车上相遇——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

这个故事显然与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有着深度的互文，不仅是历经波折终于大团圆的亲情故事有重合之处，影片中，菲丽西亚在剧院观看了莎剧《冬天的故事》。当戏剧最后，埃尔妙娜从雕像里复活了过来，菲丽西亚被深深感动（她不是女文青），说，是信仰让她复活了。“信”与“复活”的联系，让这部影片别有一种深度。

《冬天的故事》剧照

“是否会思考”决定了“芦苇”的命运

作为“会思考的芦苇”，自省能力、思想能力在侯麦电影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好姻缘》。萨宾娜自恃年轻貌美，对男人有相当的吸引力（扮演萨宾娜的女演员贝阿特丽丝·罗曼德在欧美人看来是很有个性的一种美貌，中国观众将其看作缺乏自知之明的“丑”显然是一种视差），她习惯了被男人追，以至于她认为自己掌控自己的婚姻易如反掌，她只要稍微暗示，心仪的结婚对象就会乖乖上钩。但是当她发觉这种欲擒故纵的冰激凌作风全然无效时，竟然情绪失控，甚至跑到对方单位大吵大闹。她全然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毛病：过分的自我中心主义，自私任性，并且这种自私让她一再的盲目，只追随自己的情绪，最终弄得无法收场。

《好姻缘》剧照

又如《圆月映花都》里的设计师路易丝，认为男友对她的爱有点“过度”，便在和男友同居的家之外又安置了一个家。但正如导演在片头中的题记：“有两个家的人，会丧失分辨能力”，这多出来的空间或许给她与其他崇拜者约会的机会，但并没有给她自由，反而制造了她与男友之间的无端猜疑、隔阂，最后她既没有得到自由又失去了爱情。她的徘徊、猜疑、游移不定、缺乏安全感——其实都不足以支撑她认为的“自由”。

《圆月映花都》剧照

但侯麦电影中更多的是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有明确人生目标以及审视自我能力的女性形象。她们可以是小女孩（《市长、大树和文化馆》中的小女孩、《沙滩上的宝莲》中的宝莲）、少女（《双姝奇缘》），也可以是女大学生（《夏天的故事》）、中年葡萄园主（《秋天的故事》）以及各种职业的女性。

《春天的故事》可以看作这方面突出的范本。中学哲学女教师让娜和学钢琴的女孩娜塔莎偶然邂逅，随即被卷入了娜塔莎与父亲、父亲的女朋友之间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虽然这部影片容易被看作“小清新”，但它绝对不是一部轻松的电影。作为康德的信徒，让娜用冷静的处事方式处理这一切，同时她也感到自己被娜塔莎父亲的风度所吸引。但她始终表现出一种能力：能在一切事情上都先通过对自己的省察，然后给别人一个留有余地的“或许”。在意识到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时，她又会非常真诚地道歉。

《春天的故事》剧照

娜塔莎猜忌父亲的女朋友故意拿走母亲留给她的古董项链，她通过讲述柏拉图的关于“古格斯”戒指的故事，暗暗地点拨了娜塔莎：假如你有一只可以隐身的戒指，你会怎样？柏拉图的答案是，无论它落到好人手里还是坏人手里，都会被用来干坏事。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告诫我们不要站在任何制高点上，因为我们都有可能在行不善，但我们总是对他人的不善做过多的想象。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保持对他人的善意——更是保护我们自己，这是大智慧。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让娜对他人的想法时，总有如沐春风的温暖。即便猜疑娜塔莎可能利用自己气走父亲的女友，怀疑项链丢失事件是少女的小心思，但她认为，即便如此，也有她可爱的一面。在谈及前男友的时候，虽然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仍然富有诗意”。同样，娜塔莎的父亲让她看到的，不是谢顶或年纪，而是“他有一种少年的情怀”。表妹和男友长住她的公寓，一再拖延，反而让她无处可去，而她每次都给以善意的体谅。观众以为最后肯定会发生什么赖着不走、撕破脸的情节，但我们看到的是表妹搬走前的真诚致谢，以及留给她的花束。

聪敏的娜塔莎最后豁然开朗：生活真美丽。

《春天的故事》剧照

这个巴黎的春天，这个故事，都像舒曼的音乐一样美丽。

对了，侯麦就出生在春天，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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