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云：“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历来有骚人墨客解读为楚灵王喜爱细腰女子，如李商隐诗句“虚减宫厨为细腰”，杜牧诗句“楚腰纤细掌中轻”。其实，楚灵王喜爱的细腰，既为女子，亦为男子。

乐舞是巫术的表现形式，而乐舞者乃觋巫也。楚国大巫观射父说：“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郎，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有大小之分，小巫在民间，多为女性；大巫在朝廷，多为男性。而那时巫与伶合二为一。觋巫既要负责神事，又有取悦国王的职责。在国王身边的巫师，无论娱神娱王，都通过乐舞的形式而表现的。

楚灵王好细腰，是因为楚人好乐舞。乐舞是英雄时代的文化内涵。楚国受中原文化影响不深，周初乐舞已成为礼乐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被赋予了重大的人文主义使命，与礼相融合，发挥礼乐“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功能，乐舞不再是人们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失去了娱神的虔诚与神秘，失去了狂歌劲舞的野性；而楚人依然保持着原始的风俗，用乐舞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冲动，不饰不伪，更无文治教化之功能，他们对自然之美、艺术之美有着率真而直透的欣喜和体悟，由衷地热爱艺术，酷爱歌舞。擅长歌舞者必为细腰，歌舞之美亦必由细腰为之。故《墨子。兼爱中》云：“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肱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其年，朝有黧黑之色。”

郑州市黄淮艺术博物馆有古代长袖折腰舞群舞陶俑，其颀长和细腰的体型特征十分明显。长袖折腰舞源于战国时期的楚国，曾风靡两汉，直至魏晋。汉虽承秦制，但在文化上却带有浓重的楚风。

楚人能歌善舞，有着发达的歌舞艺术。春秋至战国的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楚国乐器，有钟、磬、鼓、瑟、竽、筝、筑、箫等。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楚国令尹子冯墓中出土的一套二十六件的编钟，已具备七声音阶，可以旋宫转调。杨匡民、李幼平在《荆楚歌乐舞》说：“这种音乐结构的变化，使青铜钟从中原传统演奏于郊庙之中、祭祀之时以渲染气氛的宗教性乐器，发展为独立演奏乐器，成为先秦钟类乐器发展史中的重要里程碑。”

从史书记载来看，楚王室乐队规模很大：“晋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郤至将登，金奏于下，惊而走出。”(《左传·成公十二年》)郤至率领使节从晋国到楚国参加盟会，楚共王款待他，当楚国地下室中的乐队鼓乐齐鸣时，他竟然被巨大的声响吓得逃到门外。

刘勰认为“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文心雕龙·时序》)，是指楚国战国后期诞生了精彩绝艳、百世无匹的楚辞，而楚辞正是在楚国悠久的歌舞艺术传统基础上诞生的。

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著名的音乐大师，均出自楚国，如钟子期和伯牙。

楚人乐舞之盛，与巫风之盛密切相关。西周建立后，由于从自然宗教发展到伦理宗教，巫术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人们的主观作用被重视。虽然巫术与祭祀还有所联系，但巫术已与许多礼乐相分离，如飨礼、射礼、乡饮、燕居等等，都同巫术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楚国仍处于自然宗教崇拜阶段，天人合一，天人不分，人与自然直接同一。在楚国巫之乐舞在其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巫术密切相关的祭祀、占卜弥漫于楚国和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楚国的文化仍是巫文化。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个时代，各国都很重视祭祀，但楚国相比中原，祭祀更为重要，几乎无事不祭祀，被中原各国称为“淫祀”。《新论。言体》载：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

在楚灵王看来，祭祀比战争重要，人家都打到家门了，灵王还祭祀不止，寄希望于自己的虔诚感动上帝，使上帝保佑楚国，结果损失惨重。

楚人笃信祭祀、占卜，自然巫风盛行，巫的地位很高，尤其是大巫被看作是国宝。据《国语。楚语下》载：

楚国的王孙圉出使晋国，赵简子问他：“楚国有一块叫做“白珩””的玉佩被看做是国宝，有多少世代了？王孙圉回答说：“楚国从来不把一块玉当做国宝，楚国的国宝第一是观射父，第二是左史倚相，第三是一片叫做‘云连徒洲‘的广野。”观射父被看做第一国宝，就在于他是一位大巫。楚王许多有关祭祀的事情都得向观射父请教。巫之所以在楚国备受重视，原因是楚国人认为巫师智能超群的人。

楚国巫风盛行，表明楚国仍处于自然崇拜时期，其特点是好武尚力，直率质朴。比如，春秋时期，中原大国都在争夺霸权，且试图统一天下，但也都打着“尊王攘夷”所谓幌子，以争取其他诸侯国的支持和人心归附，然而楚国不一样，楚国追求武力扩张，不饰伪，不找借口，率性而为。《史记。楚世家》载：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蔽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

钱穆在谈到春秋会盟时说，楚国则僻在江、汉之间，与北方诸侯相隔亦远，在今湖北襄阳、宜城一带。楚国志在兼并，亦不愿意加入同盟，自受拘束。后来北方诸戎狄，经同盟国压制，渐不为患。独剩南方楚国，乘机吞并汉水、淮水一带的小诸侯，变成一特别大的国家，与北方国际联盟双方对峙，时起争斗。到后来，楚国亦渐受北方诸夏的文化熏染，渐知专靠武力，无法并吞北方诸夏诸侯国，遂亦要求加入同盟集团，以得任盟主为条件。一方面可得同盟国每年贡赋，有经济上的实利，一方面亦可满足他在国际上光荣地位之野心。于是，南楚北晋，更番迭主中原诸侯之盟会。

启良指出，楚人还保留着英雄时代的“英雄性”，其“英雄性”不仅体现在好战而尚力，重要的是一种天人未分的精神面貌。如同人的童年时代，一切都感到好奇，一切都以自己的童心来度测。

战国时代，诸侯之间的竞争，已由霸天下转变为王天下，这不仅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智力比拼和诡诈盛行的时代。楚人所尊崇的巫师及其智能，与东方列国君王、游士及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已不在一个层级。楚人简单质朴的思想和处事方式已落后于那个时代，这种落后，使得楚国在与秦国的博弈中屡屡失败，直至灭亡。

楚怀王两次被骗，就很说明问题。

《史记·张仪列传》：“秦欲伐齐，齐楚从亲，于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于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说而许之。……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赂之。于是遂闭关绝约于齐。……齐王大怒，折节而下秦。秦齐之交合，张仪乃朝，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于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

公元前312年，秦国张仪欺骗怀王要其以断绝齐国之交换取秦国割让六百里商于之地，怀王中计，与齐国断交后只得六里地。怀王恼怒不已，发兵进攻秦国，被魏章大破于丹阳，怀王再召集全国的部队，发动进攻，再惨败于蓝田，其后前311年秦国攻取召陵，三战皆败，韩魏趁机进攻楚国在中原的领土，楚国大国地位瓦解，从此走向没落。

最愚蠢的人是在同一个地方被绊倒过两次。楚怀王天真幼稚不吸取教训，被张仪欺骗后，又被秦昭襄王所骗，迂腐之极。

公元前301年，齐联合韩魏大败楚军于垂沙，与此同时，秦也出兵大败楚国。楚国进一步沉沦。

公元前29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秦昭襄王约怀王在武关会面。怀王不听昭睢、屈原劝告，决定前往武关，结果被秦国扣留。秦王逼迫他割地保命，被仍肩负国家责任感的楚怀王严词拒绝。秦无法达成挟持楚怀王轻松拿到楚国领地的夙愿，无奈下只能一直囚禁楚怀王。怀王被扣留期间，楚人立太子为王，是为楚顷襄王。

公元前297年，楚怀王逃走，秦人封锁通往楚地的道路。怀王逃到赵境，赵国不敢收留他，怀王企图逃往魏国，但被秦国追兵捉回。

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忧郁成疾，命丧咸阳。秦国把遗体送还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 "。

秦国在诸侯国中是最不讲信誉的，各国国君视其为虎狼之国，楚怀王却缺少底线思维，冒然前往，结果被秦国劫持，客死异国。

楚国本应该利用有利条件占有巴蜀，取得对秦国的经济优势和地缘优势，迫使秦国对楚国处于守势，但楚国智能远不及秦国，巴蜀反而为秦国所夺，使秦国完成了灭楚的战略安排。

秦国不仅有开疆拓土的战略定力，而且在战略步骤安排和战略时机把握上也颇显智慧。秦国在东方取得初步胜利后，就将注意力转向西南，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秦国趁巴蜀内乱，一举消灭了巴、蜀国。秦取巴蜀意义重大，这使得秦国不仅“擅巴蜀之饶”，为以后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为伐楚占据了地缘优势。

此时，楚国仍是强盛之国，但沉浸于虚无世界的楚人，昧于大势，预见性和把握时机的能力很差，对秦国夺取巴蜀地区等闲视之。楚国虽然觊觎巴蜀之地，也曾以武力征伐，但最后并没有彻底吞并巴蜀，这是楚国的重大失策。

公元前280年，秦派司马错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向楚黔中进攻。司马错除了从陇西带来的军队外，又在蜀和巴郡，补充了十万人马和一万艘大船，米六百万斛。由于兵多粮足，秦军取得胜利。这次战后，秦占领了黔中地，并迫使楚割上庸、汉北地，又攻取邓（河南邓县）。

蜀郡守张若曾多次带蜀郡之兵配合司马错及白起攻楚，对统一中国起了直接作用。秦与赵结盟，稳定侧翼后，秦就大举攻楚。攻楚大军分两路出击：一路由白起率领向楚的鄢进攻；一路由蜀守张若率领向巫、笮、黔中进攻，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使楚国首尾不能相顾。鄢距楚都郢很近，所以楚国在这里集中了主力，与秦军进行决战。白起攻城不下，就是使出了惨无人道的手段——聚水灌城，导致“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楚军在鄢城一战，就损失数十万之众，主力受到惨重打击。这时，张若所率领的军队在长江上游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牵制了楚军，使楚无力在大别山以南作战。次年，公元前278年，白起又乘胜攻楚，取安陆（湖北云梦、安陆一带），并攻下楚都郢。当秦兵进西陵（宜昌县）后，就将楚先王墓夷陵烧毁，更进兵至洞庭湖边。楚国仓皇迁都于陈（河南淮阳）。从此，秦以郢为南郡，并封白起为武安侯。

秦攻破郢都，给楚国以沉重打击，这是秦在战国时期的重大胜利之一。公元前277年，张若所率的一支军队，攻占了楚国的黔中郡、巫郡。虽然次年楚国又夺回黔中十五邑，但毕竟已失去昔日之强势。在秦看来，它已无足轻重。因此，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秦国不再以主力同楚军较量了。

面对楚国遭受的严重损失和巨大屈辱，有着深厚家国情怀的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巴蜀素蛮烈地，秦初有巴蜀，张若能顺而主之，治而使其理之，修三城，迁入秦民，变异其风，兴其华夏文明礼仪，使其地逐渐繁荣，成为秦并天下之坚强后盾，其功尚不可不知记矣”。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调张若为黔中郡守，蜀守一职交水利专家李冰接替。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大力发展巴蜀经济，巴蜀成了天府之国。秦取巴蜀，为秦国统一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

楚国最后为秦将王翦率六十万秦军所灭。

楚国曾经比秦国强大，但秦国后来居上，最终灭掉了楚国。楚国覆亡的原因很多，如淫祀、占卜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力物力，也难以集中精力变法图强，等等。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楚国巫风盛行，导致智能不发达。楚国与秦国的差距是智能上的差距，智能上的差距源于秦国受中原文明影响较深，已由自然崇拜过渡至伦理崇拜，而楚国尚处于自然崇拜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