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6年下半年，当刘海粟因为“模特儿风波”愈演愈烈，备受打压时，张竞生在次年初创刊出版的《新文化》杂志上，撰写发表了长篇论文《裸体研究——由裸体画说到许多事》，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全面研究女性裸体问题，并在理论上充分肯定裸体画的艺术价值的文章。《新文化》停刊、美的书店倒闭，张竞生在十里洋场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到头来却铩羽而走，落得满身伤痕，与画裸体模特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并称“海上三大文妖”，恶谥弥天，千夫所指。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名满天下”的北大哲学教授张竞生（1888年2月20日-1970年5月4日），竟然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风光。

不过，单就“性学”“计划生育”“爱情大讨论”等立论，尚不足以穷尽张竞生五彩斑斓的一生；更何况，所谓“性博士”的命名，本身就有很浓厚的嘲讽意味。实际上，这是一个趣味极其广泛、讲究“体悟”与“会通”、刻意追求“读活书”，并以“鉴赏的态度”看待人生的哲学家。有趣的是，此奇才之所以长期被埋没，政府迫害以及民众愚昧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此外，还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真正让张竞生“无地自容”的，正是占据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主流地位的五四新文化人及其后学。

比亚兹莱的画作《月亮里的女人》，

曾用做《性史》封面

“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节选）

文 | 张培忠

《新文化》停刊、美的书店倒闭，张竞生在十里洋场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到头来却铩羽而走，落得满身伤痕，与画裸体模特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并称“海上三大文妖”，恶谥弥天，千夫所指。

三十多年后，台湾作家李敖说：“常州怪人刘海粟……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人们把他跟写《性史》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目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李敖：《由一丝不挂谈起》，1962年8月27日)

是“文妖”，还是“先知”？还是回到历史现场，来看个究竟。

北大红楼西侧：曾经同时出现过两张海报，一边是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的，一边是张竞生讲性学，这见证了北大的学术自由与兼容并包

刘海粟，189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封建家庭，十七岁时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赴上海，与友人合作在乍浦路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即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来更名为上海图画美术专科学校，他自己的名字也取苏轼“渺沧海之一粟”之意，改为刘海粟。1914年，刘海粟在上海美专首次开设人体写生课，最初只聘到几个男孩做模特儿，直到1920年7月20日才聘到女模特陈晓君，裸体少女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画室里。在这一年举行的绘画成绩展览会上，就陈列了裸体习作素描。消息传出，舆论蜂起。有位女校校长也是画家，偕夫人及女儿参观后，竟然破口大骂：“刘海粟真艺术叛徒也，亦教育界之蟊贼也，公然陈列裸画，大伤风化，必有以惩之。”第二天又投书《时报》，以耸人听闻的题目《丧心病狂崇拜生殖之展览会》，意欲鼓动大众群起而攻之。

就在刘海粟陷入困难之际，他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得到蔡元培的激励和支持。1921年深秋，蔡元培邀请刘海粟到北大画法研究会去讲学，并为他的个展撰写了序言，充分肯定刘海粟“总是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感情”，使刘海粟受到莫大的鼓舞。尽管被斥为“画科画妖”，又受到守旧势力的疯狂围剿，刘海粟并未屈服，当他听说江苏省教育会要禁止模特写生时，于1925年8月22日给江苏省教育会写了公开信，为模特儿申辩。

刘海粟像

在传统礼教卫道士眼里，社会上公然出售裸体画，无异于“暴露兽性，引诱青年”的“变相之春画”。刘海粟不自敛抑，反为强辩，简直就是对既有的道德秩序的挑战。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读了刘海粟的公开信后，在《申报》发表文章要求当局严惩刘海粟：“近年来裸体之画，沿路兜售，或系摄影，或系摹绘，要皆神似其真。青年血气未定之男女，为此种诱惑堕落者，不知凡几。在提倡之者，方美其名为模特儿、曲线美，如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竟列为专科，利诱少女以人体为诸生范本，无耻妇女迫于生计，贪三四十元之月进，当众裸体，横陈斜倚，曲尽姿态，此情此景，不堪设想。怀素耳闻目见，正深骇怪，不知作俑何人，造恶习无量。……今为正本清源之计，欲维持沪埠风化，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之上海美专学校模特儿一科。”

姜文一出，刘海粟当即著文予以反击：“9月26日《新闻报》《申报》载有……姜君不察，以市侩行为，强纳于艺学尊严之轨而并行，是非荡然……口仁义而心淫秽。”

不料，半路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也向刘海粟发难，在报纸上发表了致刘海粟的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刘海粟对这种无耻辱骂十分愤慨，当即给予回击。紧接着，上任不久的上海县知事危道丰发出了禁止人体写生的命令。刘海粟怒不可遏，于1926年4月17日在《申报》发表了《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大骂危道丰“不揣冒昧，扬长出令，大言不惭，虚张官架”，请求“迅予将该议员姜怀素、该知事危道丰严加申斥，以儆谬妄，而彰真理……”

张竞生创办的《新文化》杂志，创刊号及第四期封面，因守旧势力围剿，仅办六期即告停刊

1926年6月3日，孙传芳复函刘海粟，劝他取消人体模特儿，虽说公事公办，却也颇有几分曲予回护的善意。信中写道：“展诵书，备承雅意……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烦劳，而不见谅于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微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智者不取也。”

对于孙传芳暗藏杀机的劝导，血气方刚的刘海粟竟不以为然，他回信说：“关于废止此项学理练习之人体模特儿，愿吾公垂念学术兴废之巨大，邀集当世学界宏达之士，从详审议，体察利害。如其认为非然者，则粟诚恐无状，累牍穷辩，干渎尊严，不待明令下颁，当自请处分，万锯鼎镬，所不敢辞！”

收到刘海粟的回信，孙传芳十分震怒，认为刘海粟不识好歹，不识抬举，密令缉拿刘海粟。迫于形势，刘海粟只好妥协让步，他在致孙传芳的函中写道：“伏读钧座禁止敝校西洋画系生人模型之令文，殆系吾帅政策不得已之一举。夫政术与学术同源而异流，吾帅此举，用意深长。爰即提交教务会议，研讨之下，为学术安宁免生枝节起见，遵命将敝校西洋画系生人模型，于裸体部分，即行停止。”

为了学校生存，为了学术安宁，刘海粟只得委曲求全。孙传芳要的就是刘海粟这个态度，艺术不艺术，与他有什么干系呢？刘海粟一退却，孙传芳也就顺坡下驴，放他一马：“知已将西洋画系生人模型裸体部分，遵令停止，甚是。人欲横流，至今已极。美术之关系小，礼教之关系大。防微杜渐，势所当然，并非不得已也。美亦多术，若必取法他人，亦步亦趋，重违国性，亦滋清议，于贵校名誉上未能增重。今既撤销，宜喻此意。”

《新文化》杂志的插图，作者陈晓江为20 世纪20 年代留法画家，曾与刘海粟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办“天马会”，倡导美术改革

“美术之关系小，礼教之关系大。”这是卫道士们对付一切“异端邪说”祭出的最好法宝。在政治加武力的双重高压之下，刘海粟的“裸体模特”暂告偃旗息鼓，而被诬为“黄色歌曲作家”的黎锦晖的所谓靡靡之音才开始登陆上海滩。

黎锦晖，1891年9月5日出生于湖南湘潭，自幼喜爱民族民间音乐，童年时即学习演奏各种民族乐器，中学时期又通过乐歌接受西洋音乐教育，1919年，黎锦晖参加了蔡元培创办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并被推举为以演奏民间丝竹音乐为主的“潇湘乐组”组长；1921年，黎锦晖赴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译所国语文学部部长及教科书部编辑。从1920年开始的近十年里，黎锦晖共写了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11部儿童歌舞剧，成为中国近现代儿童歌舞音乐的开创者。1927年2月，黎锦晖因中华书局发生工潮，遭到资方怀疑，愤而辞职，在上海创办了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所专门训练歌舞人才的教育机构——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在这期间，黎锦晖开始创作“家庭爱情歌曲”，如《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在国内广为传唱。其中《毛毛雨》是中国本土诞生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包括后来创作的《桃花江》，因其靡靡之音被视为“黄色歌曲”的代表，这些歌曲据称内容媚俗、格调不高，为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的都市颓风推波助澜，因此屡遭国民党当局的禁唱。

黎锦晖像

张竞生、刘海粟、黎锦晖，这三个离经叛道的人生与艺术的探险者，他们同时与北大结缘，同时受到蔡元培的提携，又同时在上海滩上遭遇了人生与事业的滑铁卢。然而，他们从未真正屈服于异己的力量，而是迂回着继续战斗，甚至互为奥援，继续前进。

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颁给张竞生的教授聘书，

1921年10月22日

1926年下半年，当刘海粟因为“模特儿风波”愈演愈烈，备受打压时，张竞生在次年初创刊出版的《新文化》杂志上，撰写发表了长篇论文《裸体研究——由裸体画说到许多事》，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全面研究女性裸体问题，并在理论上充分肯定裸体画的艺术价值的文章。张竞生鲜明地指出“女体之美是一切美的美”的观点，为女性裸体“模特儿”的合理存在张目：

“女体之美是一切美的美，任何大势力与怎样去抑制，但终不能禁止这个爱美天性的欲望。但因人们不能在正面宣泄这欲望，遂不免从暗中进行，由暗中进行遂不免出生春宫图的兜售了。……欧美妇女服装及跳舞装大开其胸而露其臂与膝部以为美。而我们的风俗则何如者，把美的奶部用内窄衣压束到平胸才为美丽！这样使女子变为男人，而使男人不会见奶部而冲动，虽算是礼教的成功，但其结果的恶劣则不堪言说，这不但是丑的，也是不卫生……凡女子之善审美者，当如欧美人的能善现其身体美的部分而掩其丑。奶部实为女体美的重要部分，应该表现出来。其不发育与下垂者应用方法使它挺起，又如臀部与阴部的发展，实在是美丽的，应当使这些部分隐约间能表现出来……这些习惯的养成，我以为当从裸体画入手。使人多见裸体画，由多见而使裸体者不以为耻反以为美。其半裸者，与外衣而内实裸者，更不以为羞而以为荣了。”

裸体画作为绘画者的对象物，既可以表现纯粹抽象的形式美，也可以表现精神情感的理性美。在张竞生看来，裸体画之美，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自然——人是赤裸裸而来的，末后因气候及风俗与为装饰才穿衣服。由此可知穿衣服者不是自然。若把他画出来，除面部外，余的皆是假的不是自然的了。世上岂有假装而成为艺术品吗？……

（二）完全——面部固是表情的重要部分，但总不如把全体与面部一齐画出来为完善。……美人所以美，最要的在其奶部的发展，臀部的丰满，与阴部的光润。……唯有裸体画之美，才能达到这样希望的，他能把英雄豪杰与夫名姬美女的全体精神，按住各分部表现出来，而使人由身体的全部而愈觉得他们面部之美。反之，由面部之美，而愈证明他们全体之美。

（三）动情——美之观念有一部分属于‘性别的’。男子所以见得女子美，固由于美貌与美体，但底里意义仍然在于性念。反之，女子见得男子美处，也与性念大有关系。裸体画的美处就在使女子的女性，与男子的男性，完全能够表现出来。异性相吸，为自然的现象。凡对一物有所爱，虽不美也美。而况裸体确实是美，而又加之以爱，所以愈显得美了。……

（四）和谐——裸体画的美处，在使全身中得到谐和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女体的美全靠于曲线形。这整个的曲线形非把身体的各部连成一气不能表现此部与彼部的和谐。又如男子以直线美见称的，他的骨骼着实与筋络坚韧，皆足以表示男性之美，但此也非用全身表示不可。总之裸体美自有他真正艺术的价值。他是自然的，完善的，和谐的，以及动情的，尤以动情一项为最特色。

这种理论的阐发，使张竞生对裸体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有力地回击了“裸画”即“春画”的谬论。针对上海县知事危道丰指责刘海粟的模特儿与伤风败俗的裸体画实是“变相之春画”，而刘海粟无词以对的窘况，张竞生首次从理论上辨识了“裸体画”与“春宫画”的根本区别：

“裸体画的用意不在阴部，乃在全身。而春宫图，乃专一在写阴阳具。尚不止此，裸体画乃写男体或女体的表情，不是如春宫图的写男女私处联合为一气，而其联合的作用又使人别有感触也。知此二点的大分别，而可知道裸体画的目的为美，为艺术，为卫生，而春宫图的作用为性欲冲动与房事兴趣。……我们素来看裸体书为春宫图一样，所以社会完全无裸体画这件事，结果，唯有春宫图的发达，不必说到历史上的某某人专擅画春宫图著名，就如今日社会上尚有极多的春宫图。他们画得甚精细，极好的绢帛上一幅一幅男女的裸体交合，不过十余幅有售至数十元之多。愈阔绰与愈讲道学之家，愈藏有这样的贵重珍品，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谁知裸体画在公开方面的消灭，正在暗中为春宫图助势呢！”

这是张竞生一贯的态度，与其强行禁止裸画而暗中泛滥成灾，不如公开研究性学使之成为科学，进而习以为常为社会所接受。然而，囿于传统的历史惯性与社会风习以及人们的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平，张竞生的良好愿望只能是一相情愿。当他在《新文化》杂志上大登特登其性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不遗余力地普及其性知识时，他不仅遭到卫道士们的公开责难，而且受到来自知识分子阵营的猛烈抨击，由此引发了长达数年的关于性学的论战。

张竞生声援刘海粟的《裸体研究》一文

在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最早赏识张竞生的是周作人，当《性史》出版卷起漫天风雨的时候，替张竞生说公道话的还是周作人。应该说，作为北大同事，周作人对张竞生的印象不坏，评价颇高。但当张竞生到上海创办出版《新文化》杂志，发表一系列想象丰富、文采斐然、充满奇思妙悟，甚至颇有些荒诞不经的性学文章后，周作人对张竞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由先前的欣赏变为质疑与批评。……

真正的性学论战始于周建人。周建人出生于1888 年11 月，是鲁迅的三弟。他与张竞生同庚，却没有张竞生幸运，可以周游列国游学西方。他幼年辍学，曾到北京大学旁听，1921 年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靠自学成长为一个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他对性教育、妇女解放、优生优育、婚姻家庭等问题十分关注，并有很深的造诣。从1920 年至1930 年，周建人先后发表此类文章近百篇，其中关于性教育的文章占了近一半，是周氏三兄弟中发表性教育文章最多的一个。……

相对于周建人，初出茅庐的潘光旦对张竞生的批评火力更密集，姿态更凌厉。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一个缙绅之家，1913年赴清华学校求学，前后长达九年；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6年回国后在上海政治大学任教，1927年5月1日起任《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编辑。……

事实上，张竞生对待性学研究的态度，与周建人、潘光旦一样，是严肃认真而又怀抱某种强烈的使命。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知识范型。正像潘光旦所概括的那样，张竞生的性学理论“似科学而非科学，似艺术而非艺术，似哲学而非哲学”，这种非驴非马，由真到美的知识范型，是对传统的颠覆，也是对现代的瓦解，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东西。而周建人、潘光旦的文章，只要是涉及性科学或者节育方面的问题，都会一一注明出处，显示了中规中矩的科学素养。另外，在思维方式上，潘光旦强调中和位育、发皆中节的中庸之道与圆融境界，张竞生却极力倡导“极端”，他认为“唯有从极端的情感，极端的智慧，极端的志愿，三项上去讲求，才能得到我人心境上的美丽与成绩的巨大”。张竞生的极端思维，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是背道而驰、水火不相容的。这或许才是张竞生不见容于学界、不见容于社会的深层原因。他的编写《性史》，出版《新文化》，开办美的书店，在传统势力，甚至在周建人、潘光旦等人看来，不仅是极端的，而且是异端的，就像惊雷一样，霹雳一声之后就归于沉寂，昙花一现之后就走向失败。

1922 年4 月19 日，美国节育专家桑格夫人( 中) 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胡适( 左) 任翻译，张竞生( 右) 陪同

在《新文化》时期，张竞生还与夏尊、潘汉年、章锡琛、梁实秋等人展开了论战，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主要的有《调笑〈一般〉之所谓主干也者》《是也上海流氓的一种》《勉新女性编者章锡琛君》《时事新报——研究系尾巴》，内容涉及语言文字、党派恩怨，但更多的是张竞生对攻击他的所谓性部呼吸与道士思想的辩解与反驳。

耐人寻味的是，从未与鲁迅发生任何冲突的张竞生，却因为鲁迅的一篇文章和一条注释，而使张竞生蒙受了不白之冤，“遗臭”长达半个多世纪，其负面影响比任何其他一位当年与张竞生正面交锋过的人都要强烈得多和深远得多。1930年2月1日，鲁迅在刚刚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了《书籍与财色》一文，该文针对当时书籍促销采取打折和赠送裸体画片的做法，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并以张竞生为反面教材作进一步的剖析。他在文中写道：“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轻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在该文末尾张竞生的词条下，有一段这样的注释：“［张竞生］1926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1927年开设美的书店（不久即被封闭），宣传色情文化。”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洞幽烛微，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但在对张竞生的批评上，鲁迅仍停留在以女子的色相作为书籍的促销手段，雇用女店员是迎合窥淫者的某种阴暗心理这样浅表的层次，没有超越世俗的偏见与庸俗。以鲁迅的深刻与卓越，竟然得出这么漫画化的张竞生，这是十分遗憾的。事实上，张竞生雇用女店员，固然有商业上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体现了张竞生推动妇女解放，促进妇女就业的一贯思想。妇女就业问题，是妇女解放的中心问题，他要身体力行，在自己创办的美的书店中率先招募女店员，以此来打破社会的偏见，为妇女的真正解放创造条件，多做一些实在的工作，而不只是空喊口号而已。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在其精神自传中指出，女性的解放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五百英镑”为基础的。没有充分的就业，没有经济的独立，妇女的解放只能是永远的空中楼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竞生在现代中国第一次雇用女店员，第一次为女性提供就业，其先见之明与拓荒之功，是不可低估的。可惜鲁迅见不及此，只是以“商业文化”来定义和挖苦张竞生，后来者更以“色情文化”来窄化和丑化张竞生，并且奉为经典，视为不刊之论。直到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鲁迅全集》，张竞生词条的注释里“宣传色情文化”才被修正为“［张竞生］是我国提倡性教育和节制生育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