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李泌曾提出过一个“奇谋”，但最终被唐肃宗以“迂远”，未加采纳。

对此，历来人们都充满了惋惜之情。许多人认为唐肃宗如果采纳李泌之策，可以更快、更彻底地平定安史之乱。诚如此，后来的整个唐朝历史将重新改写。

其实，只要回顾当时的形势，或许未必如此！

李泌“奇谋”

766年，逃到灵武的唐肃宗向李泌问计。

李泌提出了著名的“奇谋”。

李泌奇谋

总的来说，李泌之策，分为三步：

1、疲敌；2、先击巢穴；3、四面合击，收复中原，彻底平叛。

李泌的方略，看起来有三个好处：

1、先疲敌，再出击。

由于叛军始终未能控制山西。因此，叛军从老巢范阳到长安，形成了一条长达数千里长蛇之势。

李泌试图利用这一特点，“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敌疲于奔命，然后可图。

2、适合唐军的特点。

此时的唐军所依赖的都是西北边兵，“性耐寒而畏暑”。

李泌认为：如果先攻取长安、洛阳，等待天气热起来了（洛阳的夏天确实很热），“官军必困而思归”，敌军得到喘息之机，必能复振。

如果耐心一点，把长安、洛阳留在最后一步攻取，则可避免唐军这一弱点。

3、平叛彻底。

先倾覆叛军巢穴，再攻中原，“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

正因如此，历来，史家都认为：李泌的奇谋能干净、彻底平定叛乱，唐肃宗“贪慕晨昏之恋”，急切要收复两京，是重大失策。

其实，仔细回顾当时形势，人们或许高估了这个遗憾。

“疲敌”的尝试已失败

对于“李泌奇谋”，唐肃宗并非没有进行尝试。

756年12月，李泌提出奇谋后，“肃宗悦之”，开始进行了尝试。可惜，效果不佳。

郭子仪、王思礼的疲敌作战，被安守忠一军所粉碎

1、河东方向：先胜后败。

为了执行“疲敌之策”，郭子仪于757年正月，即潜入河东。

一开始，还比较顺利，由于叛军崔乾佑治军无方，其下残杀不仁，郭子仪很快找到了内应。在内应的支持下，郭子仪进展顺利。

这正是李泌计划中的“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

可是，在随后的作战中，唐军被安守忠大败，死者万余人，郭子仪的儿子郭旰、大将李韶光等战死，仆固怀恩抱着马首浮渡渭水而回。

此后，郭子仪放弃了河东攻势，引军入凤翔。

2、长安方向：惨败。

关内节度使王思礼驻军武功。安庆忠发起反击，王思礼失利，放弃武功，退军扶风。

叛军的游骑一度追到凤翔以东五十里，凤翔震动！

3、太原方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唯一打得好的，是李光弼的太原。

但是，由于该方向双方实力过于悬殊，李光弼能力保太原已属不易，要说出井陉反击，实在强人所难。

在这些“疲敌”尝试中，唐将都没有出现明显失误，郭子仪、李光弼甚至还表现得可圈可点。

可是，调动敌人的目的无法实现。叛军在不调动大军的情况下，即可稳住形势！

其原因在于：唐军在以上三处，是以分散对分散，而唐军都没有优势。

同时，骚扰战，快进快出，机动灵活，机动力是最为紧要的因素。

遗憾的是：机动力优势，在安史叛军一方。

安禄山叛乱前，将陇右战马好用的尽输送到范阳

事实上，在后来，当唐军并敌一向攻长安时，唐军大军集中，而叛军并未集中兵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叛军尚数次巧用骑兵，数败唐军！

因此，李泌的疲敌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过期的“疲敌”之策

唐肃宗之所以没有再推进“疲敌”之策，还在于叛军方面的突变。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

此时，虽然史思明与安庆绪还没有公开决裂，但史思明已有“自取之意”，他们彼此都已有“相图之意”。

唐军要实现“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前提是敌人是一个整体。

此时，敌人内部已经分裂，恐怕不再会被轻易调动了。

相反，安庆绪与史思明互不救应，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已是更好的选择。

看来：李泌奇谋中的第一步：疲敌，既已失败，且已无必要。

李泌的“备选方案”

757年2月，唐军组织反击前，李泌本人也已经对计划做出了修改：他已不再提疲敌之事，而是提出要直接进入第二步：以安西、西域之兵迂回塞北，自归、檀南取范阳。

当唐肃宗说他想要直接进攻长安、洛阳时，李泌提出了反对意见。

最后，唐肃宗以为“朕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决矣”，否定了李泌的意见。

那么，如果以李泌之策，直接进入第二步，是否可以更好地平定叛乱呢？

不能！

实际上，等不起的，不只是唐肃宗的“晨昏之恋”。

大唐的命门：江淮财赋

大唐平叛，需要两股力量：西北边兵、江淮财赋。

原本，江淮财赋是通过大运河运输，抵汴、洛后补给关中、中原。

自从汴、洛阳失守后，江淮财赋由淮河、长江、汉水，进入汉中洋川，再运抵凤翔。

可以说：江淮及其到凤翔的运输线，正是大唐的命门。

在这个方向，唐军的部署有两处紧要：南阳鲁炅，屏障汉水；睢阳张巡，屏障淮南。

叛军正在向唐军经济命脉及运输生命线猛攻，唐军没有充裕的时间实施“大迂回”

这两处的情况此时都很不乐观。

南阳方向：自756年5月开始，南阳就已经陷入围困。城中情势十分危急，到757年2月，城中食尽，“一鼠值钱四百，饿死者枕藉”。

睢阳方向：自756年2月，叛军开始攻略该方向，自757年正月开始，叛军即开始围攻睢阳。

如张巡、许远所说：睢阳为江淮保障，若弃之，贼必趁胜长驱，江淮必危。

当时，黔中、岭南各处精兵都已经投入到战场，南阳已无后援可待，睢阳附近贺兰进明等军也不强，难以再援。

因此，唐军反攻的先后顺序，既要考虑到李泌所说的因素（边兵耐寒畏暑等），也要考虑到时间。

唐军必须赶在江淮及其运输线沦陷前，击破叛军！否则，纵有精兵，没有粮饷，何以为继？

险！

事实上，即便是唐军采取了集中力量先取长安、洛阳的”晨昏之恋路线“，依然险些赶不及时间。

唐军集结大军，并力一向，打击长安、洛阳。

尽管唐军集中力量先收复长安、洛阳，但江淮及运输线仍然险些不保

757年5月，南阳失守，运输线江汉段几乎不保；10月，睢阳失守，江淮屏障已失。

其实，在5月南阳失守后，大唐已经府库积蓄紧张了。当时，唐肃宗只能专门以官爵赏赐，而无法用其他物质奖励了。（后世史家评论唐肃宗时，多指责这一点，其实，唐肃宗不是不知道这么做的弊端，只是真的裤兜里没钱了！）

幸亏十月唐军即收复洛阳，敌来不及组织再向江淮发展，而运河又可再次使用。否则，唐军很可能面临粮饷断绝的困境了。

其实，史思明是比安庆绪更可怕的敌人；华北平原也比关中、中原更适合叛军骑兵驱驰。

如果唐军当初按李泌之计，“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那么，耗费时间必然更长，叛军有很大的概率下江淮、取汉川。

如果真的这样，那唐军要考虑的，不是“不亦迂乎”的问题了，而是何以维持的问题了。

非军事因素：大唐天子的难言之隐

李泌的计划，还有一处隐患，为敏感的唐肃宗所注意到了。

这份敏感，不是军事敏感，而是权力上的敏感。

李泌的计划中，“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主持对范阳攻击。

这一规划，看起来不错：1、建宁王“英毅有才略，善骑射”，确实可能承担这样的使命；2、皇子掌兵，可杜绝大将兵权重。

可是，这个规划，却触犯了当时大唐皇权的难言之隐。

1、广平王、建宁王的敏感关系。

自大唐立国开始，皇子之间的权力斗争就非常激烈

自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开始，大唐的皇子们还真都不是省油的灯！

由于唐肃宗称帝过程中，建宁王的“首倡之功”以及建宁王杰出的将略，已对广平王形成了竞争关系。

唐肃宗曾对李泌说：广平为帅，建宁专征，又恐势分......

李泌只得答复：我这里想的是军事，不敢问您的家事......

实际上，唐肃宗就是担心：建宁王在外兵权过重，影响皇子之间的平衡。

2、“主帅之困”。

唐肃宗本人，就是与玄宗分兵后，称帝的。所以，他对兵权是极为敏感的。

即或是欲立为继承人的广平王，唐肃宗在收复两京后，也不再以他长期领兵。他后来甚至搞出不伦不类的鱼朝恩监军，九节度不设主帅的事情来.

可见：安史之乱后，大唐天子再不放心让人兵权过重了,即便那人是亲儿子！

当年，以李渊之明、辅以初唐开国大臣之智，李渊尚且在太子和秦王的问题上处理不当。如果以唐肃宗及李辅国、张良娣诸人的统治能力，如此分兵，确实隐患甚多。

总论：不先入为主

李泌，无疑是顶尖的战略家。他对中唐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肃宗，确实不算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他的许多举措，都有失水准。

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并不是智者的每一个举措都正确。

如果我们去掉先入为主的偏见，去掉脸谱化的印象，深入分析当时的情况。或许，我们读到的历史，会更加色彩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