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接待 300 人、覆盖上海市嘉定区 56 所中小学、教授过 20000 名学生人工智能相关知识。

这是嘉定区青少年科创集散地运营一周年交出来的成绩。

这家位于嘉定区清河路 151 号的机构，是华东地区第一家以青少年科创教育为主题的开放式科创空间站。从 2018 年 9 月开始，由优必选科技及子公司优必杰共同运营，职能是进行青少年人工智能普及教育。

桃李园实验学校初中生甘熠恒，是被人工智能教育所改变的一个典型例子。2019 年 7 月 22 日，他来到来到嘉定青少年科创集散地，参加为期五天的夏令营课程。

在十大主题课程中，他选择了“智慧工厂”。这门课程基于优必选出品的可编程积木 uKit 和开源教育机器人 uKit Explore，让学生自己动手搭建一个迷你工厂。

工厂虽迷你，但内在种种还得依据真实的工厂要求。比如，“智慧工厂” 有时需要两段编程同时进行，让自己搭建的小车一边巡线，一边推倒巡线上的障碍物，需要用到比较复杂的变量模块。 

甘熠恒之前在校内打过编程底子：“原以为这次课程对我来说轻而易举，没想到原来自己还有许多知识不会。”一次次地挑战，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地再调试，最终他还是成功地编程出变量模块。 

“夏令营的课程让我了解了自己的不足，也激发了我想要深入学习的兴趣。”8月，他参加了集散地组织的人工智能社团选拔，最后幸运地在 240 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团员。接下来，他会在社团中接受到更加系统的人工智能学科知识培训。 

（“智慧工厂”套件）

这场“人工智能普及从娃娃抓起”行动，和 30 多年前的青少年计算机普及教育遥相呼应着。

1984 年，上海市展览馆举办十年科技成果展，邓小平到场参观。在一个关于计算机的展台前，邓小平原本只安排参观 1 分钟，但却逗留了 6 分钟。 

吸引他的是两名青少年计算机操作员。13 岁的李劲和另一名同学熟练地操作着键盘，电脑屏幕上一会出现 “热烈欢迎” 的中、英文字样，一会展示一个闪着大眼睛的机器人，一会又显示一枚镌刻着 “中国制造” 的巨大火箭。 

两年前，上海市教育局在每个区分别挑出 8 名小学生和 8 名中学生，对他们进行计算机培训，试验青少年对计算机的接受程度。 

李劲是那批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一个。1982 年参加培训三个月后，他便在上海市一次计算机编程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1984 年，他和另一位学生一同被选上，在上海十年科技成果展中做展示。 

看完展示，邓小平摸着李劲的头，对身边的领导干部们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计算机娃娃”李劲后来被特招进清华大学，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参与创立微软亚洲研究院。当年那句著名的语句，也被继续践行到了机器人教育、STEAM 教育、创客教育和人工智能教育中。

计算机普及从娃娃抓起

“走，跟我去拉计算机。”

1979 年 12 月一天，北京景山学校校长游铭钧叫上数学老师沙有威，到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搬回了一台个人电脑。 

景山学校是一所专门进行教学改革试验的学校，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城区教育局共同创办。 

那一年 3 月，游铭钧和沙有威接待了一个日本教育代表团。日本代表团告诉他们，日本和一些发达国家都在中小学教学中加入计算机内容。这背后，是个人计算机兴起，培养计算机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游铭钧听后，决定在景山学校也尝试一下，便委托沙有威和一名退休教师开展工作。 

1979 年 12 月，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方毅得知，景山学校在高中尝试青少年计算机教育，托人将出访美国时带回的一台个人电脑，转赠给景山学校。 

这台设备，成了中国大陆第一台用于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的电脑。 

1982 年，教育部在北京实验中学召开了一个会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多个大学的教授都前来参加。景山学校作为国内一个先驱性的例子，在会议上做了展示。

与会者之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吉庆，是中国青少年计算机教育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后来人工智能教育兴起，他也参与其中。 

在教育部召开的那个会议上，王吉庆带来了 “第三届世界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 的见闻。 

1981 年 8 月的世界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中，前苏联计算机教育学家叶尔肖夫，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程序设计 —— 第二文化》。 

他提出，人类生活在一个 “程序设计世界” 里。人类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方式，与计算机运行原理相似。现代人除了要会读写算，还要学习程序设计意识和能力。而这种意识和能力，可以通过从小教授计算机程序设计获得。 

持相似的观点的，还有计算机教育家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他认为，应该让儿童摆弄计算机，在计算机文化的氛围中去理解现实世界。 

西摩尔最为人所知的发明，是 1968 年创造的 LOGO 编程语言。这是第一款针对儿童教学使用的编程语言，西摩尔因此被称为 “少儿编程之父”。而西摩尔的学生米切尔・瑞斯尼克（Mitchel Resnick）在 2007 年发明了图形化编程工具 Scratch，更易于儿童理解和上手。 

叶尔肖夫、西摩尔・派普特这种让青少年从小学习计算机程序设计的教育理念，在教育界被称之为 “计算机文化论”。

针对 “计算机文化论” 和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后，参与会议的几位专家决定，在高中以选修课的形式，逐步开展计算机教育的试验。 

但由于缺乏师资和设备，只能先借助大学的资源，试验首先在大学的附属中学展开。 

1982 年，教育部在 5 所重点大学附中首次开设 “BASIC 程序设计语言” 课程。这 5 所大学附中分别是：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复旦大学附中和华东师范大学附中。 

自此，中国有计划地在中学开展计算机教育试验的序幕，正式揭开。 

1983 年，教育部召开了 “全国中学计算机实验工作会议”。会议除了总结五所大学附中的试验情况，还制订了高中计算机选修课大纲——《中学电子计算机选修课教学纲要 (试行)》。 

《纲要》规定了计算机选修课的教学目的和内容，要求参加选修课的学生初步了解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对人类的影响；掌握基本的 BASIC 语言并初步具备读、写程序和上机调试的能力。 

同年 9 月，景山学校致信邓小平，汇报学校教育改革情况，并且希望其题词一句。 10 月 1 日国庆，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了一句著名的话：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 年，在上海展览馆参观十年科技成果展时，邓小平说 “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性。

政策明确，领导人鼓励，越来越多大中城市开展计算机普及教育。据相关统计，1983 到 1986 三年间，教育部门和其它部门为购置中小学用的计算机的资金，累计约有一亿元人民币。 

在青少年计算机普及教育的过程中，经历了重心的转变。 

1986 年 5 月， “第三次全国中学计算机教育工作会议” 召开。这次会议受到 “计算机工具论” 的影响，修改了此前（1983 年）制定的《中学电子计算机选修课教学纲要 (试行)》。 

“计算机工具论” 于 1985 年在第四届世界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上被提出。 当时有学者认为，计算机应当被视为一种工具，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因为信息社会要求大多数人能利用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要求大多数人能编程序，只要求一小部分计算机用户能编程序，因此，工具模式可能更适合于大多数学生”。 

“计算机工具论” 和 “计算机文化论” 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需要被教育者学习编程和程序设计。说白了，“工具论” 主张教学生怎么用计算机来处理文字、电子报表以及数据库。 

在 “工具论” 的影响下，1987 年 10 月 28 日颁发的《普遍中学电子计算机选修课教学大纲 (试用)》，增加了三个应用软件 (字处理、数据库、电子表格) 的教学内容，课程目的也相应地包括了计算机的应用。 

这意味着，中国中学计算机教育的重点，从“程序设计”转向“计算机操作技能培训”。 

一些 “计算机工具论” 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转变更加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由于（试验）所选的学校都是以为大学输送毕业生为主的重点中学，因此这种教学内容普遍地被试验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所接受，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但是，随着试验学校层面的逐步扩大，教师们发现，程序设计的要求成了不少学生的过重负担。这些学生喜欢计算机的操作和应用，但排斥程序设计的学习。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计算机工具论” 的实践门槛更低，推动了青少年计算机教育的全面普及。据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截至 1989 年 6 月底，中国中小学已经拥有计算机约 5.2 亿台。 

由于中国特殊的青少年计算机普及路线，校外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阵地。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说法是 “校内打基础，校外出人才”。 

有统计显示，1986 年校外阵地约有 3 万台计算机，几乎相当于同期中小学拥有的计算机台数。 

中国自研的中华学习机，曾在 1990 年代带动了一股儿童学习计算机的热潮。 

1986 年 “第三次全国中学计算机教育工作会议” 后，为降低计算机进入普通家庭的门槛，“中华学习机” 的研发被提上日程。国际科学技术委员会等五个部委专门成立了协调小组，“七五” 计划列项拨专款投资。 

“从设计、试用、到投产仅用了一年时间”，当时售价不超过 1000 元的中华学习机 I 型（CEC-I）就诞生了。 

中华学习机其实是一台主机，其结构灵活，配上家用电视机及盒式录音机，就可以组成基本的系统。“插上汉字系统和软盘驱动器接口电路的组件，再接上软盘驱动器，就可以构成一台功能较强，而且有汉字支持的微机系统”。 

中华学习机 I 型与 Apple II 兼容，且功能相当。虽然 1000 元在当时也不是小数目，但相比上万的 Apple II 还是便宜很多。 

伴随着中华学习机走入越来越多普通人家，1990 年第一届 “中华学习机表演赛” 应运而生。

表演赛主要是一些益智游戏，比如迷宫、成语接龙、24 点。评判的规则也很简单，谁用时最短，谁就获胜。 

由于兼具了游戏和学习属性，中华表演赛非常受儿童欢迎。“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儿！不仅老师很重视，而且市领导也会去参观。” 一位第一届表演赛的获奖选手描述道。 

后来，中华学习机表演赛在 1998 年改名为 “计算机表演赛”。同时，主办方将表演赛推广至更广阔的边缘和农村地区。 

除了中华学习机表演赛，20 世纪 80、90 年代还发展起来了不少更加专业的计算机比赛，其中分量最重的莫过于 “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1984 年，中国计算机学会举办了第一届 “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竞赛”，主要面向中学生。参加第一届竞赛的人数超过 8000 人，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还亲自出席了颁奖大会。 

198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 “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nter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简称 IOI），中国计算机学会从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竞赛中选出一些优秀选手，组成国家队代表中国参赛。 

同年，“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竞赛” 改名为 “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简称 NOI）。

1995 年，省级别的 “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 ”(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in Provinces，简称 NOIP) 举办。 NOIP 中表现优异的选手，会被选拔出来参与国家级的 NOI。由此，中国信息学奥赛形成了三个级别：省级的 NOIP、国家级的 NOI 以及国际级的 IOI。

在三个级别竞赛获得一定名次，可参与高等院校自主招生。比如，在 NOIP 提高组（面向高中生）获得一等奖，可申请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自主招生。NOI 前 50 名的学员，可进入国家集训队并直接保送清华北大。 

信息学奥赛为当今中国科技界培养了不少人才。比如，搜狗 CEO 王小川 1996 年获得了 IOI 金牌，旷视科技 CTO 唐文斌、第四范式创始人戴文渊都在 NOI 拿过好名次。 

中小学课堂的新事物

进入到新世纪，“从娃娃抓起”的内容从计算机延伸到了机器人。

2006 年起，浙江温州中学信息技术教师谢作如，开始负责学校的机器人竞赛辅导。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州中学学生参与机器人活动都是“高三教高二、高二带高一”，进行着类似师徒制的“传帮带”，并没有开设专门的机器人课程。 

但没几年功夫，他就发现，高一新生中怎么都找不到有机器人基础的苗子，只好开了一门 “机器人编程入门” 的校本课程。作为新课改的重点，校本课程允许本校老师根据学校需要，自行开发选修课。 

从时间上来说，温州中学在校内开机器人教育课程并不算早。早在 2000 年，景山学校就以科研课题的形式，将机器人普及教育纳入到课程中，在中国率先开展了中小学机器人课程教学。 

2001 年，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原北方交大附中）、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卢湾高级中学等学校，纷纷尝试将机器人引入到课堂里。 

世界范围内，也正掀起一股青少年机器人教育热潮。英国 1998 年开始尝试在小学生中开设机器人课程；以色列在 2001 年开设了高中教育机器人课程；美国各州也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机器人普及教育。1998 年乐高发布可编程教育机器人 “头脑风暴” ，又为这股潮流加了一把火。 

中国国家层面的行动在 2003 年开始。教育部当年颁布的 《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 (实验) 》，把“简易机器人制作”列为高中《通用技术》的选修课。

但由于师资、教材、教具和实验室的原因，通用技术课程里的机器人教学一直没有大范围实施。虽然可以像温州中学那样，开设“机器人编程入门”校本课程，但由于成本太高，这样做的学校始终不多。 

一些有志于机器人教育的中小学，普遍“以机器人竞赛为背景或前提， 以机器人产品说明书和编程软件为蓝本自编教材”。 

“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CARC）”是中国最知名的机器人比赛。竞赛经常性的比赛项目，有机器人创意比赛、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机器人足球比赛、VEX 和 FLL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等。获奖选手可参与部分高校的自主招生，如华东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 

竞赛是一剂猛药，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一大批学校，但这种模式也有其不足。 

2008 年，谢作如辅导学生竞赛两年后就发现了问题：无论是教育部还是科协组织的机器人竞赛，在规则制定上过于依赖硬件的投入。只要学校肯花钱，厂商就重点支持，就能获得好成绩。更糟糕的是，规则年年变，学校几乎每年都要更新器材，否则得不了奖。 

研究界也有不少学者对竞赛模式进行了反思。“一个时间阶段内，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教育是企业推动或社会机构推动的，市场上是以竞赛驱动运行模式，校内是以兴趣小组为形式的活动，并没有真正 ‘走进课堂’，没有走到‘每一个’学生身边。” 知名信息技术教育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艺说。 

谢作如尝试摆脱机器人竞赛的约束，开始试着让学生结合研究性学习，将机器人的知识应用在科技创新项目中。比如有学生研究教室的智能灯光控制项目，把传感器、智能控制、无线遥控等技术都用到了。 

另一方面，谢作如开始研究开源机器人控制器 Arduino 和图形编程工具 Scratch，降低技术门槛，让更加学生参与进来。 

2010 年前后，在寻找关于 Arduino 和 Scratch 的资源过程中，一个新的教育名词 STEM 引起了他的注意。 

“STEM” 是 “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和 “Maths”（数学）四门学科的首字母缩写，其教育理念是跨学科和数理科学的素质培养。 

1986 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发布报告《本科的科学、数学和工程教育》，提出了 “科学、数学、工程和技术教育集成” 的建议。这一建议通常被视为提倡 STEM 教育的开端。 

后来有学者提出，将 A（广义上包括美术、音乐、社会、语言等人文艺术学科）纳入到 STEM 教育中，形成一个新的概念“STEAM”。 

据《中国 STEM 教育白皮书》，2001 年起，中国科技教育领域就已经开始陆续有对 STEM 教育的引入和介绍。 

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素质教育改革。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 “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0 年，与素质教育相匹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发布，其“打破过于分明的学科边界”的理念与 STEM 教育是一致的。 

受到 STEM 教育理念的启发，谢作如基于 S4A（使 Arduino 开源硬件平台能够简单编程的 Scratch 修改版）开发了“互动媒体技术”课程，引导学生把新奇创意变为现实，开始从研究有用的技术转向研究有趣的技术。相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说，互动媒体技术侧重于通讯和媒体展示，不仅适合具有科技特长的学生，也适合在艺术上有特长的学生学习。 

同样的尝试也在其他学校展开：北京景山学校信息技术教师吴俊杰研发了 “人工智能” 、“Scratch 编程” 课程；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吴向东老师，和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毛爱萍老师依托 Scratch 软件，研发了“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常州市天宁区教师发展中心教育信息中心主任管雪沨老师研发实施了“小学生趣味编程”课程。 

2011 年，这一批在中国率先践行 STEM 教育理念的老师，组织了一个社群叫“猫友汇”。在后续发展中，这个社群又吸纳了新事物——创客教育。 

2012 年暑假，吴俊杰赴美国参加 MIT 的 Scratch 教育大会回来后，通过猫友汇组织了一次小型会议，邀请了 DFRobot 知名创客程晨来参加。 谢作如在发表于《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文章中写到，“自从接触了 STEM，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和国内的创客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创客”这个概念意指将与众不同的想法变成实物的人，源起是麻省理工大学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发起的实验室 Fab Lab（Fabrication Laboratory，即微观装配实验室）。2006 年经由 Nature 期刊报道后，创客精神传播至全球，进而带起了全球创客浪潮。 

2010 年，创客这一概念传到国内后，兴起了各类创客空间，比如上海的新车间、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北京创客空间。有统计显示，截至 2015 年，中国创客空间超过了 100 家。 

创客强调跨学科教育、动手操作、在动手中学习的理念，很快被中国教育界所吸纳，并与更早实施的 STEM 教育形成紧密联系。 

2013 年 4 月，吴俊杰第一次提出 “教育创客” 一词，并认为在 “中小学中开展创客教育，开创教育新路应成为政府大力推动的一项教育行动”。 

同年 8 月，“第一届中小学 STEAM 教育创新论坛” 举办。谢作如后来回忆，在商讨 2013 年 8 月温州中学举办的 “第一届中小学 STEAM 教育创新论坛” 时，曾提出过 “少年创客教育研讨会” 或 “未来创客教育研讨会” 的名称，但觉得要向公众介绍 “创客” 一词太辛苦，最终放弃了。 

“创客”一词从小众走向大众，是在 2015 年。那年 1 月 4 日，李克强总理参观了深圳柴火创客空间。“创客” 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一同被写入当年《政府工作报告》。 

同年，中国教育部在《关于 “十三五” 期间全面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首次提出要 “探索 STEAM 教育、创客教育等新教育模式”。

次年，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 “十三五” 规划》中进一步要求：“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众创空间’、跨学科学习（STEAM 教育）、创客教育等新的教育模式中的应用。 

国家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大力推动，让创客教育很快在各地中小学落地。像深圳，就是做得比较系统的一个城市。 

2016 年 10 月，深圳市在《深圳市中小学创客教育课程建设指南 (试行)》和《深圳市中小学创客教育实践室建设指南 (试行)》两份文件中指出，将在全市首批建设 100 个实践室。再拟投 9000 万继续推进建设 200 个创客教育实践室，每个投入 45 万元，建设期 3 年，达到深圳半数公办中小学将拥有创客实践室。 

到 2017 年，深圳市中小学普遍开设 STEM 课程，培育形成 30 个以上具有深圳特色的 STEM 项目。 

人工智能普及教育进行时

近几年，又掀起了一股青少年编程教育的热潮。校内系统、校外培训机构、资本纷纷加码。

在人工智能复苏的大背景下，编程教育也有了新的目标和内涵。2017 年 7 月国务院颁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规定 “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 

2018 年 1 月，教育部公布了高中新课程标准改革结果，正式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处理、算法、开源硬件项目设计等划入新课标。 

中国一些发达区域，甚至直接将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与高考相挂钩。比如，浙江省 2017 年发布的新高考招生录取方案中，七选三科目中包含 “技术”（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课程。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不少中学开始自行试水人工智能基础教育。但一开始由于缺乏专业的教材、师资和实验工具，教学难以成体系。不同年级阶段的学校各教各的，小学、初中到高中，甚至到大学没能很好衔接。 

事实上，这也是之前的机器人教育、STEAM 教育和创客教育的通病。 

《STEM 教育白皮书》有一段分析：目前（2017 年 6 月）我国的 STEM 教育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性方案，各学段内容和目标不衔接…… 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没有衔接，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也没有衔接，，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也没有衔接。 这样凌乱的 STEM 教育内容不利于人才的系统性培养和叠加效果的产生。 

一套覆盖中小学全学段、具备成长性的教材，成为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的关键。市面上虽然不乏人工智能教材，但少有能满足这个条件。 

2018 年 11 月发布的《AI 上未来智造者 —— 中小学人工智能精品课程系列丛书》，是能满足“全学段、成长性”标准的一套教材。 

《AI 上未来智造者》丛书共十册，现已全部出版。从《AI 上神奇动物》到《AI在奇妙世界》，每一本都对应不同的学段。 

《AI 上神奇动物》、《AI 上智慧生活》、《AI 在变形工坊》分别面向小学低、中、高三个阶段；《AI 上萌宠 “小 E”》和《AI 超级工程师》两册面向初中阶段，《AI 的幕后英雄 ——Python》则是为高中年级打造的专属教材。 

这套丛书由优必选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任友群、王吉庆等国内外专家合作编撰。大多数人对优必选的认知，都来自于其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机器人，包括 2016 年的 Alpha，2018 年的 Jimu Robot 和 2019 年的 Walker。 

近几年来，优必选一直围绕着机器人寻找落地场景，教育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大方向。 

“我们认为，机器人是实践 AI 教育的最佳载体。” 优必选高级副总裁钟永对 PingWest 品玩表示，“人工智能并不是某一种单纯的技术，而是多个学科交叉后的领域，包括视觉识别、语音识别、算法、机器学习等。要教授如此庞杂的知识，需要一个‘所见即所得’的载体，以直观反映学习的效果。” 

为了保证教材，优必选组成了一支背景多样的编撰团队，包括国家课标组的成员、一线老师、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专业的大学教授、教育部和师范类大学的人员。 

“优必选的强项是产品和技术，但教育最重要的是育人，有这些老师把关，才能保证这套丛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钟永说。 

对于人工智能教育，教具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在优必选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里，不同学段的教材对应着不同的机器人教具。 

uKit 可编程积木、悟空机器人和 Jimu Robot 智能编程机器人面向小学生和初中低年级；开源教育机器人 uKit Explore 瞄准初中高年级。 

基于树莓派的开源人形机器人教学平台 Yanshee 主要面向高中生和大学生，美国的卡耐基梅隆大学、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中国的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都引入了这款产品。

优必选首席品牌官谭旻说，优必选应该是全球不多的、能够提供全学段教育机器人产品的公司。

过去无论是计算机教育，还是机器人教育，三四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总是比大中城市慢几拍。如今在青少年里普及人工智能，普惠教育被越来越多地谈到。 

事实上，一些三四线城市在面临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时，正表现出来更多的主动性。比如四川简阳市在 2018 年完成招标，优必选中标。67 个项目中小学学校从 2019 年 3 月起，全面开设人工智能机器人教育课程，共有 2 万余名学生开始接受了人工智能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不同地区学生的基础，优必选给学校的解决方案中包括通识型课程、拓展型课程、探究型课程三个层级。 

“三个层级的课程也对应了三级人工智能教育体系。” 钟永说，“通识型课程对应标准校，所有学生都可参与进来。拓展型课程对应中心校，面向对 AI 有兴趣的 30%-40% 的学生。探究型课程对应人工智能教育基地，瞄准希望有深入探究的 5% 的学生。嘉定区青少年科创集散地就是人工智能教育基地的一个标杆。” 

这样能保证所有的学生都接受通识型的人工智能教育，又能让过 5% 的学生深入地做一些企业相关的项目或者参加竞赛。 

和竞赛推动机器人教育一样，竞赛也是人工智能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 

2016 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举办 “全国青少年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创新大赛”；2018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主办全国中学生人工智能大赛；2019 年，优必选发起了 Robo Genius 全球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该比赛在 2019 年成为了素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机器人大赛的合作伙伴，被列入大赛的一个单元赛项。 

值得一提的是，寓教于乐的综艺节目成为人工智能教育的新形式。优必选独家冠名了《铁甲雄心》第二季。 

这档节目在周六日黄金档播出，收获了不少青少年观众。据 CSM 媒介研究的数据，这档节目的青少年观众占比远高于其他节目。4–14 岁的观众占比超过 20%，而大部分热播综艺节目该数据的平均水平只有 5–6%。 

基于《铁甲雄心》这档节目，优必选还制作了面向青少年的衍生节目《铁甲小雄心》。“《铁甲小雄心》是一档人工智能教育小课堂。”谭旻解释道，“通过以赛带学的方式，把青少年的参与热情调动起来。”

钟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优必选不管是编教材、配教具还是做竞赛和综艺，都只是提供一个环境给学生，激发他对人工智能的兴趣，进而更加深入地学习。就好像甘熠恒那样，经过夏令营的“智慧工厂”挑战后，才报名接受更加系统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