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6、70年代的欧洲，红色旅并非孤例，他们为害意大利时，联邦德国也活跃着一支与他们极度相似的恐怖组织——红军派。1960年代初，埃及出台了一项计划，为接受中高等教育却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公共部门就业保障。

文科爱革命，理工爱宗教。

文｜刘思遥

253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斯里兰卡的恐怖袭击仍未彻底止息。

· 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的发生地点

据斯里兰卡国防部目前公布的消息，制造连环爆炸案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大部分都受过良好教育，曾在其他国家学习过，拥有很好的学位，他们的家庭在经济上也相当优裕。

其中一名袭击者更是曾在英国留学，后来在澳大利亚读了研究生，之后再回到斯里兰卡定居。

他们接受多年现代教育，知识水平高于常人，最终却选择拥抱极端主义。

这种故事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大学生恐怖主义先行者

庭审现场，一对嫌犯情侣突然脱掉裤子，旁若无人地做爱。

警察冲上前试图维持秩序，遭到了激烈反抗，而旁听席的民众也加入了骚乱，声援做爱的情侣。

这一幕荒唐闹剧出自1986年的意大利情色电影《魔鬼缠身》，但影片有其真实原型，片中被审判的嫌犯正是著名的意大利恐怖组织——红色旅。

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是一群年轻大学生，朝气蓬勃，但他们并非「make love no war」的嬉皮士，哪怕是象征意味的行动，他们也更愿意用暴力来表达：

1978年，红色旅发起了一场「让权力机构残废」运动，针对对象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他们用枪将目标的膝盖击碎，使之沦为残疾，无法站立行走，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有75人。

同年，他们更成功实施了一起举世震惊的绑架杀人案。

绑架对象是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红色旅要求用莫罗换取一些被捕的同伙，遭到拒绝。绑架案发生55天后，莫罗遇害。

莫罗是意大利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之一，他的中间立场让国内政坛的左派与右派达成和解，因此倍受民众爱戴。

他遇害后， 各国唁电像雪片一样飞向罗马。为了悼念莫罗，意大利工会举行了罢工示威，谴责恐怖分子的暴行。

这群大学生恐怖分子是怎样炼成的？

文科拥抱革命

60年代后期，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的社会学系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几个学生尽管已经完成了所有考试，仍主动申请延期毕业。其中一位叫雷纳托·库乔，是红色旅的创始者之一。

选择延期毕业不是为了慢就业，库乔在特伦托大学办了一个学习班，专门教授反资本主义和革命的理论。

· 迄今为止，库乔并未对当年的行为表示过悔意

就读社会学的他，没能从课本上找到解决意大利社会问题的答案，于是将注意力投入各种革命导师的著作，并成为热忱的革命者，坚信这些理论才是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

依托学习班，库乔汇集了许多亲密战友。他们走出校园，在工厂策动罢工，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企图使意大利发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

多次参加学运、工运，与军警对抗后，他们开始信奉切·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准备在城市开展游击战，彻底「从制度上和肉体上」消灭资本主义，走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红色旅应运而生。

· 红色旅的旗帜，自称「真正的马列主义」组织

在6、70年代的欧洲，红色旅并非孤例，他们为害意大利时，联邦德国也活跃着一支与他们极度相似的恐怖组织——红军派。

红军派同样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成员大多家境良好。他们也效法切·格瓦拉的城市游击战，以纵火、爆炸、绑架、暗杀为常用革命手段，并懂得化用东方思想诠释自己的理念：「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

· 红军派领导人之一乌尔丽克·迈因霍夫

1967-1993年，红军派制造了三十余起命案，从抢劫银行以获得活动经费，到用炸弹攻击美军基地、警察局、右翼媒体，再到绑票当局要员，受害者包括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以及联邦总检察官希格弗里德·布巴克。一时间，政经大佬们如履薄冰，不得不雇佣更多更精良的保镖，每天变换行车路线。

和源于社会学系的红色旅一样，红军派也是一个由文科生组成的恐怖组织。有人统计过红军派33位成员所学专业，非经管类的人文社科专业占了绝大部分。

冷战期间，文科生创建左翼恐怖组织是个通行全球的现象，高校文科的左翼思潮显然对此居功甚伟。

日本赤军创始人重信房子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秘鲁光辉道路的创立者阿维马埃尔·古斯曼是大学哲学教授，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出身于安卡拉大学政治学专业。

然而没过几年，新的形势很快证明，恐怖主义显然并非文科生的专利。

理工科热爱伊斯兰

冷战结束后不久，这种趋势就来了个180°大翻转。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911恐怖袭击的主谋，毕业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农业技术大学，拥有机械工程学位。

· FBI通缉哈立德的照片

最为人熟悉的拉登，就读于沙特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大学的经管专业，据称拥有土木工程和公共管理的学位。

而他的接班人艾曼·扎瓦希里，则毕业于埃及最负盛名的开罗大学医科，有外科医学硕士学位。

· 扎瓦希里和本拉登的一张合照

社会学家Diego Gambetta、Steffen Hertog统计了4000多名圣战分子的学历，其中，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圣战分子有69%读过大学，与之相对应的是，阿拉伯世界人口的整体大学入学率约为11%。

众多高知背景的圣战分子中，以理工科为主的专业技术人士的表现颇为抢眼。

其原因并不难解释：因为事实上，他们本身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推动者。发生在埃及的故事，正是这一代极端分子人生经历的绝好缩影。

1960年代初，埃及出台了一项计划，为接受中高等教育却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公共部门就业保障。

只要好好念书，就能拿下好工作，实现阶层跃升。这项政策因此鼓励了埃及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大多数埃及学生，都选择响应国家建设需求，「学以致用」，读适合被分配到技术岗位的理工科。

到了90年代，这项计划事实性失败，公共部门再也无法吸收不断增加的技术人才。而在长期实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埃及，私营部门被严重边缘化，无法提供充足就业岗位，且多集中在纺织一类的低技术工种。

· 埃及国有的汽车公司Nasr

将受惠于保障就业计划的毕业生（即1949年至1960年出生的毕业生）与预期接受但实际上没有受惠的毕业生（即1968年至1977年出生的毕业生）相比，年轻一辈获得专业工作的可能性下降了20%。

教育还在扩张，社会流动性却下降了，则教育本身就在培育不满。那些习得了「实用技术」却未收获对等效益的理工科学生更是其中的焦点。

然而在埃及这样典型的伊斯兰社会，左右翼的声音均被打压，唯独宗教精英保留了相当的表达权利，成为几乎唯一的思想资源。「唯有真主」不仅是一句经文，也是现实的写照。

根据2000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98.4%的埃及人认为自己是宗教信仰者，99.7%的人从宗教中得到慰藉和力量。

· 埃及宗教场景：一家清真寺紧挨着一家教堂，科普特基督徒是该国最大的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约占人口的6%-20%，他们与穆斯林有共同的历史和国家认同，但进入21世纪后，关系开始变得紧张

埃及人是这个星球最虔诚的穆斯林，尤其是理工科出身的专业知识分子。

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具有浓烈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控制了埃及许多专业协会，包括工程师协会、医生协会、药剂师协会、科学家协会和律师协会。

正是依靠这些专业人士的财力和人际网络，穆斯林兄弟会声势越来越大，并逐渐向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海外扩散。

而在西方，极端主义势力又遇到了另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在福利国家、稳定社会下对生活缺乏兴趣的发达国家年轻人。在加入ISIS的外国人中，不乏出身非伊斯兰家庭、来自欧美日本等地、拥有稳定生活的大学生。

刚刚发生在斯里兰卡的袭击事件再次表明，高学历极端分子的故事，仍在继续。

参考资料：

1. Christine Binzel, Jean-Paul Carvalho Heidelberg. Education, Social Mobility and Religious Movements: The Islamic Revival in Egypt[J]. 2016

2. Diego Gambetta, Steffen Hertog. Engineers of Jihad: The Curious Connection between Violent Extremism and Education[M]. 2016

3. Jean Paul Carvalho. Veiling[J]. 2012

4. Janine A. Clark. Islam, charity, and activism: Middle-class networks and social welfare in Egypt, Jordan, and Yemen[M]. 2004

5. Bianca Brünig. Understanding the Veiling of Muslim Women in the Netherlands[J]. 2015